限行令開始施行的頭一個星期，陪著父母到菜市場工作的朋友焦慮地告訴我，並不是所有菜市場都如市中心那般有秩序。她希望她父母也在工作的菜市場能夠相對有秩序地營業，可是顧客還是爭先恐後地搶購食材或雜貨，加上菜市場本來又擁堵又潮濕，以致她覺得防疫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這樣讓人欲哭無淚的案例並不是什麼個案。朋友裡也有因為在外工作無法回家的子女，在聊天群組裡跟父母大吵而覺得沮喪，原因是父母依然不覺得每天上街買菜是一件曝露在風險下的事。
就像家父，1952年生，二戰對他來說是即靠近又遙遠的事。而且在他成長的年代，國家已經進入積極投入建設。雖然還有農耕的苦日子要挨，但那畢竟是還能擁有美好未來的時代。對他們來說，只要共產黨不擾亂、種族衝突不發生，就是天下太平了。更何況1980年代，馬哈迪擔任第四任首相時期所推行的2020年宏願，更是讓人有種 “勤勞作就有安穩生活” 的踏實感。
當然還有一個有點可笑的理由，即馬來西亞新型冠狀病毒的最大感染群來自大城堡清真寺的宗教集會。這場集會不但造成汶萊、柬埔寨、新加坡與越南的感染患者提升，也是導致馬來西亞必須宣布限行令以找出潛在患者。因此，它被一些人當作是特定族群與宗教的無知所帶來的災難。可是在政變期間，其他族群與宗教也有集體活動。因為政治的不穩定，人們對國家未來的興趣更甚於防疫。大城堡清真寺的宗教集會，只是在當時眾多的集會活動中最不幸的一場。
到了第九天，從朋友的臉書貼文來看，她父母工作的菜市場已經消毒，顧客也必須遵守人數限制與距離一米的隊伍來購物。果然透過市議員和州議員的宣導比較有效。從她的臉書貼文來看，民眾的對covid-19病毒的意識已經提升了許多。大家開始安靜地排隊買菜。看起來是好事。
警察與軍隊也開始採取比較的嚴厲的措施。臉書上不乏軍警對民眾的訓誡。根據國安會的匯報，吉隆坡某區有11名男子因為在限行令期間出門跑步而被逮捕，其中包括兩名馬來西亞人、1名英國人、1名美國人、4名日本人、2名韓國人以及1名印度人。
很好奇這些被逮捕的人是不了解限行令的內容，抑或還有其他原因這麼做。剛好昨天晚上，看到《關鍵評論》編輯在自己臉書貼上一名在馬來西亞鎖國前夕不顧一切回到自己國家的台灣人的文章，批評馬來西亞社會反映緩慢，馬國政府的宣導不徹底，為此底下的留言甚是精彩。
我對那些對國內問題痛心疾首、外國人批評時又說人家不了解狀況等自以為是的留言，一點興趣也沒有。但我覺得，限行令期間的確可以幫助我們觀察諸多社會問題。這剛好是一個討論與反省的機會。
我有個台灣同事沒有回國，從政變到限行令，她說現在終於可以理解馬來西亞華人的一些心態。以前都覺得馬國華人多只顧自己不顧別人，而且非常地功利主義，但民選的政府可以突然倒台甚至換上原本敗選的政權，限行令期間還有諸多因為語言不通、資訊不清楚而造成的誤解與恐慌，想必這個國家有許多人一定會比她更感覺不安。畢竟事情要是真的變嚴重了，她還是可以透過撤僑行動回到台灣去。
前幾天在臉書上，也跟朋友聊起多元社會的語言分歧、以及因為“國語不足於了解公告內容而導致誤解與恐慌”這件事。我知道當代受過基本的國民教育培訓，無法理解語言不通的問題有多嚴重，甚至覺得它根本不可能是語言的問題。
例如，有朋友提醒我說，更為文明的歐洲國家，大家理應都聽得懂政府的指示，但卻因為民主自由導致疫情更為失控，要我相信，馬來西亞國安會在疫情控制方面做得還不錯。但我覺得，這個例子只能證明哪個國家政府的力量比較大，或者哪些人民比較容易被馴服，並無法真正地幫助我們理性思考在各種課題上國家、社會與個人的關係。
我的理解是，當在一個國家的資源分配不均，只有快速掌握先機才能出人頭地，也就理所當然地沒有耐性，非常容易標籤別人、否定別人。甚至很容易忽略事情的複雜程度，非常快地下定論。
無論如何，我所居住地區的檳城州，政府昨天在宣導工作做加入福建話與印度話的版本的內容。今早也發現，新加坡除了福建話，也做了潮州話版本的新型冠狀病毒解說。對我來說是整個社會重視每個人的好的開始。
一個好的政府就是要能夠照顧到每一個人，一個也不能少不是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