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他們進來時手裡拿著花，我們以為是你們的朋友。」我們跑進病房時，安佐已經縫完漢斯．拉姆齊頭上的傷口，從身旁的護理推車拿起一塊貼布，準備把傷口蓋起來，「結果他們一進來，就對你們的朋友講了一些話。」
「一些話？」我問。
「他們告訴你的朋友，對於他妻子跟女兒的死，他們很遺憾。希望你的朋友能夠放下什麼的。」躺在病床上的易千帆別過頭，瞟向窗玻璃上不停扭動、滑落的雨絲。
「當時韋弗老爺子請他們出去，他們不肯，我忍不住推了那個人權團體的執行長一把，就跟那個猛男打了起來 － 喂！輕一點，很痛耶。」漢斯瑟縮了一下，「多虧旁邊病床這位大哥講了一些話，他們才離開。」
「謝謝，」我轉頭望向身後的帷幕。
「我只是覺得他們很煩。」帷幕裡的男中音說。
「不好意思，您到底跟他們說了什麼？」
「我不過跟那個律師說自己是其他事務所的秘書，會向懲戒委員會舉發他違反執業規範而已。」
「不止吧，」漢斯說：「當時你講了一堆條文，聽起來就像吃了一輩子法律飯似的，唬得那個律師慌慌張張，拉著那個猛男執行長離開病房。 － 你真的沒當過律師？」
帷幕裡傳出一聲嗤笑，「當過律師就不會躺在這裡了。」
「謝謝，」齊亞克微微點頭，「魯西迪醫師，能不能麻煩你帶漢斯到急診室休息一下？千帆跟我們有事要談。」
「好吧。 — 喂，大個子，你杵在那裡幹什麼？過來幫我推車，我帶你去看護士小姐。」安佐從推車抽出一只空的病歷夾拍拍拉姆齊的肩膀，要他推著推車，自己跟在後面走出病房。
隨著安佐帶上房門，室內的空氣霎時沉靜，雨滴不停打在窗玻璃上，連鋁製的窗框都微微顫動。
先開口的是易千帆，「你們還要瞞我多久？」
「對不起，千帆，」齊亞克彎下腰深深鞠躬，「我們真的不曉得要怎樣告訴你。」
「夠了，亞克，你這幾天跟人低的頭已經夠多了，」我拉起齊亞克，「是我叫安佐跟同學不要告訴你的，亞克為了你還跑去人家店門口下跪，要怪就怪我。」
「我在那兩個人離開後，跟凱普檢察官通過電話，他把案情大概告訴我了，」易千帆望向齊亞克，「你該不會是去我們社區門口的那家賣場 — 」
「我就是在那裡找到他的，」我說，「其實離開庭還有一段時間，我們可以再研究一下，有沒有別的辦法 — 」
「慕華跟子琦現在在哪裡？」
「她們安葬在史塔頓島的警察墓園，」我說，「等你身體好一點，我們再帶你過去。」
「這樣就夠了，」易千帆點頭，「凱普檢察官在電話中說他們兩個成功定罪的機會非常低，問我能不能同意認罪協議，我答應了。」
原本低著頭的齊亞克抬起頭，「你為什麼要答應？」
「我只是累了，」易千帆別過頭，「我接下來還要復健，要重新生活，想到這些，我真的累了。」
「那慕華怎麼辦？子琦怎麼辦？」亞克說。
「好了，亞克，我們先回去了，」我連忙從後面架住亞克朝房門走，「讓千帆一個人靜一下。」
「你不是他們的丈夫、他們的爸爸嗎？你怎麼能擅自為她們做決定！」亞克的嗓門大了起來。
「她們已經死了！」易千帆轉過頭來，「你、那個狗娘養的檢察官，還有那兩個人權團體的垃圾又是什麼東西？為什麼要幫我做決定！」
亞克還來不及回嘴，就被我拖出了病房。
過了幾天，主治醫師認為易千帆的脊椎狀況已經穩定下來，可以開始復健。
這代表易千帆每天白天可以從看了好幾個禮拜的病房，換換口味到復健科，用機械試著運動他已經沒知覺的雙腿，讓它們不致於萎縮得太嚴重，還有試著做些像移動身體、撿東西等一般人有時連做都懶得做的動作。
齊亞克跟我有時會透過復健科的單面鏡，看另一頭的易千帆吃力地爬上輪椅、舉起槓鈴。在病房見面時，我們也只是談些像天氣、同學、影劇消息之類無關痛癢的話題。
就像一道傷口早已結疤，但沒人敢碰觸。
就怕一旦傷疤綻裂，裡面積聚的膿、血跟痛楚也會一併迸出來，噴得人滿頭滿臉。
這天晚上，我坐在市警局對面的咖啡廳。
不久前才跟同學在這裡開過畢業派對，長長的木吧枱，可以看見對面市警局大門的落地窗跟坐起來嘰嘰作響，上面貼著五顏六色補丁的塑膠皮高腳椅都跟當時一樣。此刻坐在裡面卻覺得格外陌生，就像某個在外漂泊旅行多年的遊子回到故鄉，坐在老家的雜貨店門口似的。
我不知道在吧枱坐了多久，回過神時，整間店只剩下我一個人，掛在吧枱後酒櫃上的時鐘剛走過午夜。
我從胸前口袋拿出之前招募我到英國見習那個人給的名片，上面沒有單位名稱跟職銜，只有一個名字跟電話號碼。
我拿起吧枱上的電話聽筒，投進輔幣，撥了名片上的號碼。
「喂？」
「是我。」我說。
「關於你同學的事，我們很遺憾。」
「這個字眼我已經聽膩了，講點新鮮的吧。」我喝了口吧枱上的薑汁汽水，「像是有沒有辦法宰掉那兩個王八蛋之類的。」
聽筒傳來一聲輕笑，「殺掉他們是很容易啦，不過 — 」
「不過什麼？」
「如果他們兩個就這樣死得無聲無息，跟拍死一隻蟲子那樣，你跟你的同學們會甘心嗎？」
我笑了出來，「這倒是真的。」
「你應該不是打電話來找職業殺手吧？」
「沒錯，」我清了清喉嚨，「我準備好了，過來接我吧。」
電話那頭的聲音停了幾秒，「你確定嗎？」
「我確定。」
「之前我應該跟你說過了，這個工作的風險很高，你可能會無名無姓，死在不知名的地方，我建議你再考慮一下 — 」
「我現在最想做的，就是無名無姓，死在不知名的地方，我們什麼時候出發？」
電話那頭響起一聲嘆息，「那好吧，先跟你講一下，警校決定後天補辦你們這一期畢業生的畢業典禮，你明天應該會收到通知。」
「那麼快？」
「你們那位出事的同學已經申請退訓，警校希望事件趕快落幕。」電話那頭的聲音說：「我們不希望你在典禮上露面，所以那天你不用出席，我們會跟校方說明，警徽在結束任務後會補授給你。」
「如果我能活著回來的話。」我說。
「沒錯，」電話那頭的聲音停了一下，「順便跟你講一下，你同學的案子同樣在後天開庭，你可以去旁聽一下，順便跟同學道別。我們會派人到法庭接你。」
「好的。」我掛上電話。
老闆正縮在吧枱一角的木質靠背椅上打盹。我用指節敲敲吧枱，他打了個哈欠，睜開眼睛咂著嘴，似乎還沉浸在剛才的某段美夢中。
「還要再來一杯嗎？」他說。
「不了，」我搖頭，「給我『那個』，還有一枝筆。」
「『那個』？」他圓睜眼睛上下打量我，「你在開玩笑嗎？」
「你看我像是在開玩笑嗎？」我說。
這家咖啡廳的老闆在開店前，是獨立開業的律師。知道他這段歷史，對未來憂心的警員，都會拜託他保管一些東西。
像是給家裡存著安家費的銀行存摺、債券或股票，給孩子的生日禮物或錄音帶，給小三的首飾之類的，全是為了萬一發生意外不再歸來時，準備轉交給親友的東西。
其中老闆保管最多的，就是『那個』，也就是遺囑。
畢竟老闆自己曾經做過律師，寫完之後不但可以審核，幫忙完成法定要件。
而且看到從事危險工作的親友沒事進出律師事務所，很多人都會擔心。進出咖啡廳不就是喝咖啡嗎？有什麼大不了？
「我開咖啡廳這麼多年，第一次有警校生跟我說要寫遺囑，」老闆轉身蹲下，轉動酒櫃最底層保險箱的轉盤，「你有那麼多財產要寫遺囑安排嗎？」
「沒有，」我拿起吧枱上的薑汁汽水一口喝乾，「經過那麼多事，突然怕萬一有什麼意外，有些話來不及告訴某些人而已。」
「是嗎？」他起身回頭，把一張專用紙、一個信封跟一支筆放在吧枱上，「那應該不用審核字句跟適法，你寫好後摺起來放進信封封好，在信封上寫要交給誰就行了。 — 我睡一會，寫好了叫醒我。」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