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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谷行人《作為隱喻的建築》：哲學是翻轉形式的「對話」，永無止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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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看完柄谷行人的書總是有一種一言難盡的感覺，這本寫於1979年的著作也不意外。在此時，柄谷雖然還未寫作《移動的批判》、《世界史的結構》提出他著名的四種交換模式理論來解讀世界資本化的過程，以及以康德的觀點重新閱讀、解讀馬克思的《資本論》；並重新提出新的左派主張試圖解開國族/資本/國家的世界資本帝國主義導致的問題。但閱畢此書，不難發現《作為隱喻的建築》談的主題雖不像《移動的批判》、《世界史的結構》那麼龐雜，但依舊是對某個時期的思想、歷史脈絡進行很複雜、充滿細節的反思。

書名中的「建築」，並不是實際上的建築。而是二十世紀在各個領域裡紛紛興起的形式主義風潮。這兒的「形式主義」定義比較寬鬆，主要是指各個領域開始出現想將自身學科、知識徹底體系化、形式化的作為。書中主要提到的分別是數學領域的數學家——希爾伯特、語言學領域的索緒爾、雅各布森，和最後以弗雷格、羅素為代表的邏輯實證論。

有些讀者可能會覺得在這裡將索緒爾和雅各布森放入形式主義似乎頗有疑義，因為儘管形式主義與結構主義常常放在同一個脈絡來談，但「形式」與「結構」兩詞在兩者主義中仍有細微但重要的不同。但柄谷在此書並沒有進行討論。也因此此書的某些環節可能是很具有爭議的。顯然地他認為自己在此書欲思考的問題和這兩者的分別，沒有太大的關係。因為不論形式主義或結構主義本身都試圖將「文本＝建築」的關係置入自己理論的主要思維中。而這種把文本視為封閉性的概念，正是柄谷想要批判的。

簡而言之，形式主義認為通過對事物界定一定的形式，便可辨認事物之間共通的本質。並進一步認為形式、體系化後的知識所反映的「關係」確實存在於物體之中。這種想法最早可回朔到柏拉圖對知識、真理所下的定義、想法，認為哲學應該追求的知識，是如同數學、幾何學一般的真理，擁有永恆、普遍、必然的性質。並將追求這種知識的意志稱其為：「追逐建築的意志」。表達哲學家進行思索是為了建築穩固、嚴謹、形式完美的知識體系之理念。但柄谷認為這正是形式主義所帶來的危機，也就是伴隨形式而來的隱喻：無矛盾的體系。他首先以數學觀念上不具面積的「點」來說明：

「點」到底是以什麼方式存在的？柄谷在這裡的質疑是批判形式主義者在建立各種「形式」來處理事物關係時，刻意遺忘其建立的「形式」本身是源自一種假設的事實。也就是沒有思考「結構」以何方式存在於真實的物之中。而直接將所假設的「形式」作為事物存在的確實性基礎，在其之上建立屹立不搖的知識「建築」。這樣的「建築」並非建築，而是哲學家們對建築所抱有的幻想與隱喻。以為假設是最穩固的地基，卻沒發現假設其實只是假設，底下的根基仍是空洞的。

形式主義者認為自己是透過結構、形式去辨認、發現原本就存在於事物之中的共同本質，但實際上應該是相反，是先認定事物之間可能存在怎樣的關係，人才構思了「形式」、「結構」來幫助自己界定得更清楚。他舉索緒爾之所以反對「符號是表達某種意義」的想法，是因為索緒爾認為「當一句話對『說話的主體』來說具有意義時，必然存在足以辨別該意義的形式」。但柄谷認為實際上的情形應該是相反：是因為「只有當一段語音具有『意義』時」，人們才開始注意並學會去辨認這段語音的「形式」。也就是說：

意義其實是先於形式，而不是形式先於意義。人是在發現某些訊號可以產生、連結某些意義的時候，才開始為了這個「意義」去構思可以辨認的形式。讓自己以後可以強化這個訊息的認識，而不會發生遺忘。而人是為了研究的目的才開始尋找、建構可以辨認的「形式」，並依據目的的不同來更改、調節自己原本假定的「結構」。

換言之，只要隨著假設要探討的目的並不相同，「結構」便可能發生改變。柄谷行人因此認為「結構」和這個詞表面給人的感覺不一樣，他並不是封閉的，而是隨時都是開放的。並如同德希達對語言的想法，認為語言的意思會隨著語言的用途、脈絡而發生變化、「延異」。「結構」同樣地也會因為用途、領域，而產生規模不一的「延異」，但形式主義者卻遮蔽這件事情，固化形式的用途。讓人以為「形式」的產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背後並沒有目的。

「結構」是開放的，且常常處於動態。而非永恆、必然的寂靜，這即便是在柏拉圖所深信的極為嚴謹的數學領域也一樣會發生。因為數學的發展其實和柏拉圖對數學的想像有很大的差別。現在需多被認為是數學基礎的法則，其實當初都被認爲那並非「數學」。舉例來說，柏拉圖曾認為埃及當時為了現實建築的需要，而耗費心力計算出來的圓周率並不是數學，因為對他而言，只有透過數學的公理系統演繹而來的原理、命題，才是數學。而直接在外物上測量、研究某個「關係」（圓周率）則是荒謬的。或者，虛數體系的誕生本身其實也違背當初數學原本給自己設下的公理，但隨著人們要處理的事物越來越多，因此數學的系統也不得不變得越來越龐雜，而無法完整化為單一的系統。除此之外，1931年數學家哥德爾提出的哥德爾不完備定理，更是透過數學證明一個包含初等算數的公理系統若是無矛盾的，那麼必定存在至少一個其無法證明其為真或為假的命題。也就是說沒有任何一個邏輯系統注定能夠處理所有的命題、事物。因為即便本身是個無矛盾的體系，永遠也存在無法由這個系統來證偽的命題，而必須依靠其他的系統。這意味著徹底把一個領域的知識化為單一的公理系統的形式主義是註定失敗的。而一個領域裡的知識註定是由多中心體系的理論來互相合作。不會有單一中心的系統主導一切。因為有一些命題靠一個單一系統是無法證明真偽的。

儘管柄谷行人批評形式主義，但這並不表示「形式」並不重要。事實上，他認為沒有任何一個領域可以免於形式化，因為「自然事物」的概念本身就是透過形式化產生的結果。關鍵在於，如何在我們所假設的「形式」、「結構」上思考，卻又不被「形式」所困？柄谷認為方法無他，就是必須站在「形式」的「外部」思考形式自身與他所處理的命題。但問題來了，什麼叫做形式的「外部」？

在柏拉圖寫的《美諾篇》裡，蘇格拉底認為自己並沒有教導學生什麼，因為他所做的不過只是一直提問，讓學生自然而然地想到如何證明一個幾何原理。這則故事因而也被稱為「教育的悖論」，他表明其實所有的知識似乎早已存在人的自身，只是人們遺忘了，不知如何回想起來，只有透過理性的反思去重新「回想」。但柄谷認為這則故事真正的意思並非如此。

柄谷認為理性，是不拒絕對話。而不論真理的證明是怎麼寫成的，總是內含「和他人一起追尋、探究」的精神。但話鋒一轉，他卻突然問我們：蘇格拉底和學生的「對話」，真的是和「他人」發生的對話嗎？

這個他人，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外部」。要站在形式的「外部」思考形式自身，就代表必須站在與自己不同共識、立場的人身上思考自己的立場。但這並不容易，因為我們很容易以為站在與自己不同立場的人思考，是為了找到共識，並重新一起根據這個共識進行思考、探索。然而柄谷認為真正的對話不是找到共識，而是找到被共識遮蔽、壓抑的差異。

蘇格拉底在《美諾篇》裡之所以什麼都沒有教，是因為兩人都接受相同的前提、公理，並保證之後的發言都不會和這些前提、預設發生矛盾。於是之後的「對話」就像是一個邏輯、推論系統的「自我對話」。他所引發的推論早已皆蘊含在自身公理所預設的任何結論。而非與自己擁有不同共識、不同共通規則的「他者」所發生的對談。假設今天與蘇格拉底討論的對象不是他的學生，而是一個小孩、外國人或是精神病患，那麼事情將大不相同。且必定會因此產生相互的「教導—學習」關係。而不會如《美諾篇》的結論一樣，變成只是幫人「回想」而已。

《美諾篇》中透過「回想」得到的知識，與其說是幫人「回想」原本存在自己身上的知識，不如說是幫人「回想」自己想要他人說的話。這樣的「回想」當然不會是什麼教導，而是就如同柏拉圖寫作《美諾篇》的寫法一樣，是自己分飾兩角所形成的同一文本中的「自我對話」。

要打破這種「自我對話」的困境，找到新的未被發現的想法與事物，只能暫時拋開無矛盾的原則。因為就如同哥德爾不完備定理所暗示的，任何一個系統只要是無矛盾的，那麼就必定面臨它得將一些可能為真但自己無法證明的命題給拋除在外，或假裝遺忘。如此，就不可能產生新的交流。而與他人對話，正是為了要找到原本自己系統中無法想到、無法證偽的思想。因此對話必須發生在兩者沒有共同的前提上，對話才能發生真正的交流，並發生相互的教導。這和邏輯實證論者對語言溝通、交流的想法完全相反。更有意思的是，柄谷把柏拉圖的「對話」拿來對比精神分析治療中的「對話」：

精神分析與柄谷所想強調的對話，和一般我們對「對話」的想法可能極不一樣。在這裡，對話之所以需要並不是為了得到共識，而是為了反思共識刻意要去壓抑的事物。

這種對「對話」的想法、理念如今看來十分有趣。眾所周知，現今是個重視「對話」的年代。但或許正是因為過於重視對話，真正的對話反而不會發生。因為當我們只在意「對話」，反而就不會好好聆聽，而是只想在對話中聽見對自己來說是對的話，並隨時準備「對話」。

與其說柄谷是想要提倡一種新的「對話」，於筆者而言，看到更多的，反而更像柄谷想要提倡的是一種對話之外的傾聽。或者透過一種不是為了對話的交談，來發掘、聽見人們在一般對話中不敢拿出來談論、對話的真實想法、感受。

後期維根斯坦的著作——《哲學研究》反映了他對自己早期著作《邏輯哲學論》的批判。這中間沈默的時期，擔任教導孩童的小學教師與參與建築工作的經歷大大地影響了他對語言的想法。並讓他的《哲學研究》中反覆以「教導孩童」的例子來說明語言多變的現象。在這之中，他發現語言之所以是語言，正是因為人們在運用語言來進行溝通、理解時很少真正像被形式化後的邏輯、數學，是處在「共通規則」上進行的。絕大多數的溝通、理解都是建立在沒有共同規則的交流、遊戲中。甚至還「一邊玩一邊更改規則」。而認為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是建立在相同的共識、法則上的想法，其實是人們長久以來私自假設的「神話」（就如同形式主義所假設的「形式」），並不真正地存在。只有在作為後設研究、學習外國語言時，才生產出的中介（文法）。而建築——從來也不如柏拉圖所設想的，是理型（Idea）的徹底實現。相反地，真正的建築是一場充滿溝通、說服、妥協的事件，箇中充滿了不確定性與偶然。即便一開始就有設計圖，興建的過程中也必須不斷因應環境、氣候、客戶喜好等外在因素經歷修改，而這些都是和自己沒有共同規則的「他者」。

這種想法也讓人聯想到一生都害怕「對話」的哲學家——德勒茲對「對話」的想法。在他和克萊爾．帕爾奈所著的《對話》中，他認為真正的對話是沒有目的的交談。而哲學的目的，不是為了建築一個體系，而是隨時都在創造新穎的概念。

略和柄谷不同的是，柄谷的「對話」不是為了像解構主義，要去解構、解消形式主義所提出的「形式」、「結構」，進一步認為這些「結構」是無用的。而是為了讓形式之下被同質化的事物能夠獲得發聲。反思「形式」、「結構」被假設時所想達到卻被隱藏、忽略的目的。並在這之外，重新尋找各自的目的。就像經過精神分析的治療後，彼此離開、分別，各自尋找新的方向、新的更能發展自己的「形式」、「結構」。促進更新也更細的分化，然後尋找能讓兩者互相翻譯彼此的中介。而不是永遠試圖尋找兩者的合一。

這句話出自德希達的提問，不過柄谷行人把它視為整本書中和自己提出「在如今生命也已經被分子生物學可以徹底形式化的年代，讓生命成為生命的，還能是什麼？」的疑問有著同等價值的命題。並告訴我們，哲學之所以能存活這麼久，正是因為它和擁有語言的生命一樣，擁有著無法被形式化的部分。帶領人們在自我與他者間無法被簡單化約的差異、語言裡進行「對話」，隨時隨地都在為自己創造新的概念，「一邊玩還一邊更改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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