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俠聿：以個體能動性出發的建設性解構者──讀《作為隱喻的建築》

東方如何建立自身的批判座標軸？這是吾輩閱讀日本戰後作品的核心關懷，1980年代，後現代主義思潮進入東方知識人視野，大寫敘事的否定正構造著東亞地域的政治想像，日本的新左翼社群，就生長在戰後以主體建構為目的的啟蒙思潮；他們安保鬥爭中懷疑思索，68學潮面對信仰具體實踐之崩壞，冷戰終焉目睹不分新舊學院左翼的驚慌失措，終於形成特有的思維系譜。

《作為隱喻的建築》是柄谷行人跨越純文學批評之見證。甚麼是自然？甚麼是製作？丸山真男在其日本政治思想史為所謂無思想性的思想下了診斷書，承襲於福澤諭吉對名分論世界觀的反抗，日本樹立自身主體性的過程，每個個體必須基於你做了什麼，而不是在朱子統攝形而上、形而下的世界中永恆安定的位置進行評價，「すること」、「であること」兩大價值觀之間，一個進步的社會選擇依據前者運作。然後呢？批判之後，日本就會照批判者、戰後啟蒙者的想法，走向良性競爭，民主開放的康莊大道嗎？

建築，這個附會於自然的人工結構，提供了「思想對決」的可能。柄谷也不是第一個敏感的由西方建築、都市計畫切入的日本知識人，內藤湖南、鯖田豊之不約而同曾對西方文明的高樓大廈、日本的平房建築進行比較，用欠缺腹地的中世西歐都市的發展來解釋世界，這種征服自然的邏輯對東亞傳統知識人而言，是無法簡單接受的。然而，從近代日本到現代日本，GHQ（駐日盟軍總司令）到戰後經濟復甦，前近代的思維已被徹底拋諸腦後，高樓大廈是都市的代名詞，解構的批評視角已然可以立足日本放眼世界，這或是一種悲哀，但悲哀之餘，實體的現代問題與批判方法已可移植和內化：都市規劃對都市空間的全面掌控，已然不是拿破崙三世的巴黎或殖民時代的台北可比擬的程度。

「被敲打的對象」是我慣常使用的分析手法，在本作，這個敲打的對象即形式主義，柏拉圖和畢達哥拉斯數學觀之間的結合，塑造了建築意志依循自然存在之信念，這個建築具有文本兩歧性，既是指實體的建築，也是指知識論，我知道「我知道」這一信念之基本詮釋，這一信念在二十世紀遭逢連續打擊。胡塞爾、哥德爾不完備定理分別消解了兩者，裝作基督徒的樣子敵耶穌，結構破產了；柄谷的獨見則是汲取維根斯坦的外部攻擊方法，邏輯哲學論創造認知體制的建構可能，一個建築師也可以是建築工，柏拉圖式的分工，一個高尚的，體察天意（學院知識）的土木系畢業生，一個只會按表操課，不計算，憑感覺而無數理知識可言的工人，早已被打破，如今的工作在於如何讓每個人成為自己的建築師。

在此，我們看到柄谷離開文藝批評的理由了，隨視野擴大，組織文本的織物以未知的模樣、未知的遊戲規則呈現，但這個遊戲規則是從文學自洽的系統向上尋找的，而非內裡。嘗試理解，將意味著柄谷成為一名真正從割裂的場域下，在差異下構造自己的建築的後現代主義者；柄谷不再是一名反抗、顛覆、創造場域的知識人，而是回歸福澤諭吉、丸山真男以降，以個體能動性出發的建設性解構者。

（補充：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中提到「是」（である）與「做」（する）兩個概念，說明其對日本倫理觀念考察，前者構造前近代的日本社會，但日本在近代化的過程中，以後者為倫理的社會卻仍未完成）

文：陳俠聿（試讀評論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