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記憶的矛盾——讀班雅明《歷史哲學論綱》
以前國高中的時候，常常遇到很多不喜歡歷史的同學。雖然這些人很多，不過他們討厭歷史這個科目的原因，多半卻都一樣。第一，在接觸歷史時，他們經常浮現這樣一種感覺：為什麼要唸這種跟我沒有關係的東西？第二，他們討厭要記一堆有的沒的事件、人名和時間年代。
《歷史哲學論綱》寫於班雅明逝世的1940年初，也許是他生前最後寫下的文章。在這裡面，他不停抨擊一種將過去視為同質、連續不存在斷裂的歷史觀，認為時間在這裡面是空洞的，只是各種事件的堆砌，而不存在他們真正的意義。這種空洞、同質的時間，老實說，其實就很像當初我那些同學討厭的歷史課。在這種歷史課中，我們被要求不停去背誦各種過去，但卻很少去思考，這些過去和我們之間的關係，或者這些過去和我們當下、當今的處境存在著什麼樣的聯繫。彷彿過去是過去，現在是現在一樣。
這也是為何班雅明抨擊這種歷史觀的原因，因為對他來說，歷史從來就不是紀錄，而是關係的展現、理解和詮釋。而且這種關係總是當下對過往的滲透，或者過往對當下的滲入。就如同許多的政治宣傳或是學術論著、文學小說中的描述一樣，過去並沒有因為時間而真的成為過去，反而經常被人們作為當下的比喻來營造對未來的想像，在其中投射、激發人們的渴望和情緒。他因此在文章裡提到，真正的歷史學家不會像一個枯燥的編年史學家一樣，依照年代去記錄不同的事件，相反的這種歷史學家——他稱為歷史唯物主義——他們在描繪過去時，
但如果我不是曾活在過去的人，那麼過去對我來說要如何才會是一種記憶？歷史和記憶的關係又是什麼？
在這點上，法國作家莫迪亞諾（Patrick Modiano）1978年寫的小說《暗店街》（Rue des boutiques obscures）為我們呈現了一種很微妙的視角來深入這個議題。在這本小說裡，主角是一個失去記憶的人，為了找回自己的過往，他到處尋找線索，拜訪以前可能認識自己的人。但弔詭的是，他想尋回的記憶洽好是法國人們最不想談論的一段歷史，也就是法國二戰被德軍佔領的時期。因此他遇上的每個人幾乎都不想談論他們過去的事情，甚至想要遺忘這些事情，直接把很多過去的照片、文件丟給他，不想再看見。這導致他的搜索經常徒勞無功，或是只能根據很片段的線索來進行。
在書中他經常以為自己就是拜訪者口中說的某個角色，並「喚醒」很多栩栩如生的「記憶」，進而堅信自己的確就是某人口中的「誰」，很開心終於找到了「自己」，但在下一次調查他卻又馬上面臨挫折，根據一次又一次新的證據，他發現自己一再不是自己原先以為的那個人，他之前產生的「回憶」並不是自己的記憶。
我們在書裡看到一種歷史與記憶之間很有意思的矛盾：在這裡面，一個失去記憶的人，試著想成為任何一個有歷史的人物；但有歷史的人們，卻想成為任何一個失憶的人。而小說來到結局時，我們讀者雖仍然和主角一樣無法肯定主角真正的過往是什麼，但透過一路上以為自己是各種人而被喚醒、重疊、排列在一起的「記憶」和敘述，我們卻好像更加認識了法國一段被人們遺忘的歷史。
《暗店街》小說中的主人翁——居依（Guy Roland），其實就很像班雅明所說的歷史唯物主義者。當他扮演偵探穿梭在各種文件、照片還有倖存者的話語中尋找自己的過往時，他並不是像一般的歷史研究者一樣，是為了想要搜集大量的資訊來建立一個完整、詳細的歷史資料庫，而是一直在從中尋找、探索、想像自己可能跟這些東西存在什麼樣的關係。同時，他在追尋旅程中不停喚醒起來的那些栩栩如生的「記憶」，就如同班雅明所說的「記憶」，它並不是一種來自我們曾經經歷過的生活所儲存而再製的片段，而是更像《歷史哲學論綱》裡那種因為想要「抓住過去意象的渴望」所產生的不是自己的記憶的「記憶」。
「去捕捉一種記憶」，在《歷史哲學論綱》也因此意味著歷史唯物主義的任務不是單純紀錄過往，而是通過深入碎片化的某一時刻，去喚醒、恢復人們活在某一時期的感覺、體驗，如同一種深刻的印象傳遞給現在的人們，使過往的時間在當下重新產生新的意義。
《歷史哲學論綱》的另一個目標，是對納粹崛起的現象進行分析與批判。他提到納粹的崛起，和一種人們相信的「進步」與線性的歷史觀存在共謀的關係。這種歷史主義並不提供人們對過去曾經可能存在的體驗和記憶，而是為「過去」生產一個既定、「永恆」的意象來鞏固現在的政權，控制當下與過去維持既定的關係與認識。就像二戰時，納粹軍官約阿希姆．派普（Joachim Peiper）說的：
歷史唯物主義者的任務，便是想辦法從中找到歷史連續性的裂縫，「以便把一個特別的時代從同質的歷史進程中剝離出來，把一篇特別的作一生的著述中剝離出來。」就彷彿將一段歷史中不一樣的、特別的卻被忽視、壓迫的過往救贖回來，進而改寫了人們對一段歷史的體驗和感覺，從此也對未來有新的想像和新的爭論。
過往的贖回，因此是將某種曾經存在，但如今卻消失的關係重新挖掘、找回並賦予體驗、感知的革命行動。而且只有透過重新認識的過往及其意象，人們才有可能逃離勝利者書寫的歷史所產生的控制，因為後者訴諸的往往是對未來付諸美好、進步的意象，煽動現下的人們效力於自己，不要凝視宛如廢墟、殘骸的過去，而是將注意力放在看似美好的未來，認為一切會越來越「進步」、「完美」。
這種效應和「歷史觀」的信念，是一種「宣傳進步的暴力」。而且深刻地被班雅明詮釋保羅．克利（Paul Klee）畫作《新天使》（Angelus Novus）的段落裡，完美精湛地表現出來。在這裡班雅明描寫畫中的天使注視著被毀壞殆盡的過往，看著他們的屍體、時間的殘骸，想要將他們喚醒，重新修補，把破碎的時間和世界重新恢復成完整的樣貌。但一股風暴卻不停擊打他的翅膀，瘋狂地要把他吹向名為未來的他方，而這股風暴，班雅明說，就叫做：「進步」。
「進步」的目的不是為了讓人面向未來，而是為了讓人不要理會破敗的過去。這也或許正是班雅明最擔憂的事情，並讓他寫下《歷史哲學論綱》警戒後世的人不要不理會過去。因為要想讓未來產生新的關係與進步，我們只能重新回頭注視、修補過去的碎片、殘骸。亦如同電影《殺人一舉》（The Act of Killing）中，只有向當初作為加害者的當權者重新提起這些過往並進行印尼大屠殺的演繹、重現，人與人現在的關係才可能重獲新生，並希冀有一種新的政治翻轉。異曲同工地，小說《暗店街》的作者在書中也是如此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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