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臺北市的鬧區西門町一帶華燈四起的時分，夜巴黎舞廳的樓梯上便響起了一陣雜沓的高跟鞋聲，由金大班領隊，身後跟著十來個打扮得衣著入時的舞孃，綽綽約約的登上了舞廳的二樓來，才到樓門口，金大班便看見夜巴黎的經理童得懷從裏面竄了出來，一臉急得焦黃，搓手搓腳的朝她嚷道：
「金大班，你們一餐飯下來，天都快亮嘍。客人們等不住，有幾位早走掉啦。」
「喲，急什麼，這不是都來了嗎？」金大班笑盈盈的答道：「小姐們孝敬我，個個爭著和我喝雙杯，我敢不生受她們的嗎？」金大班穿了一件黑紗金絲相間的緊身旗袍，一個大道士髻梳得烏光水滑的高聳在頭頂上；耳墜、項鍊、手串、髮針，金碧輝煌的掛滿了一身，她臉上早已酒意盎然，連眼皮蓋都泛了紅。
── 白先勇〈金大班的最後一夜〉
六月的聯合文學新書，我讀了《迴盪在西門町的歌聲：紅包歌星的故事》。起初會對西門町歌舞廳有所認識和興趣，其實全都因為白先勇的《臺北人》，永遠不老、穿著一身蟬翼紗的素白旗袍、淺淺笑著連眼角兒也不肯皺一下的尹雪艷，以及刀子嘴豆腐心、宛如玉觀音在苦海普渡眾生的金大班。同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把青〉改編成電視劇後連俞涵飾演的朱青，郭軫之死讓她性情大變，來台後雖然不是在西門町、但也在軍樂隊賣唱賣笑。這些女子各個妖嬈美麗、八面玲瓏、深諳世事，懷藏數不盡的故事與滄桑，即使身為女性也為之傾倒著迷。
這就要追溯起歌廳的歷史。民國五十年第一家正式成立的歌廳「國之賓」，場地寬敞裝潢豪華，耗資千萬進口高級音響和舞台燈光，並請來精湛的樂隊老師、從電視節目「群星會」走紅的名歌星，每天高朋滿座。幾年後西門町又陸續新開了幾家規模相仿的豪華大型歌廳，各有專屬歌星、王牌、鎮店之寶。當時的主要客群是大陸籍的在職或退休人士，聚集在歌廳既是同鄉袍澤會，也是消磨時光、互相打氣。作為高級休閒場所，歸國華僑或宴客後也經常到歌廳、西餐廳欣賞歌星演唱老歌，重溫三○年代上海十里洋場的情景和感覺。
民國六、七十年，一些更新潮大膽的娛樂興起，例如清涼的流動式歌舞團、辛辣的「牛肉場」、地下舞廳、餐廳秀場等等，歌廳則維持著舞台上下的距離和賓主禮儀，豪華大型歌廳因而衰落、逐一退出市場，只有中大型平價親民式歌廳還在苦撐。不過到了民國七、八十年，政府開始取締上述情色場合，歌廳又迎來了第二春，蓬勃興旺更甚從前，光在西門町就有十六家歌廳同時營業，還不包括附設舞台讓歌手演唱的西餐廳。這個階段的消費者主要是外省籍的現職或退休軍公教人士，退休的榮民老兵尤其多。書中訪問的多位歌手，都提起了她們與榮民老兵的相互關懷照應，至今還是感念著當初非常照顧自己的長輩伯伯。
當時很常見的情況是，許多榮民老兵遷台之後舉目無親、孓然一身，便經常到歌廳聽老歌，大家聚在一起，漸漸地把歌廳當作第二個家，把歌手當作女兒和家人一般關心照顧；而當他們逐漸老去、離世，歌手也會照料後事、出席告別式、甚至披麻戴孝，展現父女情誼。另一段讓我印象深刻的故事，是某年夏天颱風頻繁來襲，但歌廳、西餐廳都會接到電話希望能照常營業，老闆和歌手一方面感謝他們捧場，一方面心疼這些孤家寡人的長輩在風雨天沒有其他去處、在家又獨自淒清，便也不放颱風假了，風雨無阻地相聚，一如他們在這時代的風雨飄搖中彼此扶持。
最初，歌廳和西餐廳都是聘請歌星登台演出，給予優渥薪資，也不要求歌星招攬賓客消費。然而，隨著環境和時代的改變，政府開放軍公教人員赴大陸探親，榮民伯伯逐漸年邁、行動不便、凋零，西門町各家歌廳和西餐廳的生意都差了許多，因此有了調整轉變。首先是開始供應酒精飲品，歌廳逐漸從休閒娛樂場所變成交際應酬的場所。其次是實施「茶單」制度，讓歌手承擔賓客的飲食消費，而賓客則包高出消費金額的紅包交給所捧場的歌手，多出來的金額即是鼓勵，這便成了「紅包場」的由來。由於這樣的紅包和業績壓力，歌手也比從前更加頻繁地與客人互動、交流、拉近距離。
閱讀《迴盪在西門町的歌聲：紅包歌星的故事》，對歌廳的演變、紅包場的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然而，很可惜的是，書中雖然訪問了十三位資深歌手，描寫每位歌手的方式卻太過相近，每一個都歌藝了得、氣質出眾、人緣極佳、熱心助人，除了擅長的曲風和個人經歷略有不同，沒有明顯特色，人物顯得扁平。此外，由於對歷史的描述和觀察夾雜在各個歌手的篇章中，前後有些紊亂、內容上也多有重複。讀完之後，又在網路上看了幾個訪問紅包場歌手的新聞和節目片段，一切才更立體鮮明了起來。
如今，西門町的歌廳僅剩兩三家苦苦經營。紅包場文化就快要走入歷史，不過，其中的本質和人性或許仍傳承了下來 ── 現今的追星、直播donate、甚至交友軟體，也許都算是相似的變形 ── 因為每個時代都有風雨飄搖的時刻，以及許許多多，漂泊、孤獨、正在尋找歸屬感的人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