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主題：《政》BY 棉籽

《政》

問題：如何從日本政治解讀當代文學的興起？

　　日本整個社會基調是偏向守舊的，唯獨文學的改革是出乎意料地徹底。我們都清楚日本人有很嚴重的「精神潔癖」，最明顯的一個表徵是：我們都覺得日本人很講禮貌、總是嚴格遵守各種不成名的規則，然而日本文學則是神奇的存在……

　　本想從夏目漱石、川端康成、太宰治的頂盛時期開始說明，礙於篇幅我還是只聊聊日本當代的作家和那些耐人尋味的政治寓言。

　　隨著天皇不再被過度神化示意著現代的到臨，二戰後日本社會迎來思想改革，人們開始擁有形形式式的表達文化，但古舊的傳統卻成為了社會進步的一大阻礙。中興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湯幀兆在《失落日本》1（2017，奇異果文創出版社）中提及看似「很有條理」的日本，內裡文化基調卻是令人感到失落、失望的，比如「追究受害者」、「職場騷擾」的問題，但全部對陰暗面的聲討都在日本人「沉默」的文化中沉沒下去。簡單來說、從某種角度去看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封建文化其實是「過簡化」和「分類法」的「結構主義」產物，日本人過份恪守「禮節」的性格（事實上這個情況同樣普遍存在於亞洲各地，只是程度上的區分），否定了多元社會和特別的聲音，正如作者良言——「眼前的一切不過是大家作為共犯的陰影投射」。在這樣的基礎下，當代文學正是「後現代學派」試圖打破社會結構的主戰場。

　　說到當代的文學，少不免要說村上春樹和大江健三郎，人們常以「留白之美」形容村上春樹的藝術，其實美學不在留空的敘事法，而是以「刻意隱藏形式」去抵抗泛濫的「形式主義」。村上春樹給人自我中心、我行我素的印象，《海邊的卡夫卡》與《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是很明顯的例子，奉行個人主義的村上透過虛無的世界和沒有形象的主角隱喻經歷重置的社會，跳脫於「影子」和「主角」的敘事綑綁，「設置荒誕無序的情節，塑造形象破碎的人物，運用矛盾的技巧，就是為了表達其作品的無限可能性，使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展開自由的想像。」2

　　至於大江健三郎，更是主動挑戰日本「無條件服從」的社會奇狀，直接跟你說盲目服從無意義的舊禮法是愚蠢的事情。1994年，大江健三郎成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及後寫了《為什麼孩子要上學》一書，肯定教育的作用的同時，也把「為什麼」的思潮擴散開去。人們是基於什麼原因，無條件去擁護現有的社會系統？從反戰到反核，大江相較於村上春樹，站在較前的位置，成為文學宣洩和封建社會之間的磨心。

　　（補充資料見3）

　　「村上和大江，這兩位當今日本最有影響和代表性的作家，一位自稱是徹底的個人主義者，一位是純粹的民主主義者，兩人似乎分屬遙遠的兩極。但骨子裡的東西都意外相近。至少在對待極權主義，權威主義等封閉性曖昧性社會體制上，兩人都是當之無愧的鬥士。」4——以《奇鳥行狀錄》譯者一席話代替我的結語絕對是綽綽有餘。

附錄：
（1）《失落日本》是由
中興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湯幀兆編寫
探討日本的流行文化、次文化與客觀環境之間的關聯
（2）引自《北方文學》中畢欣然的專欄。
（3）大江健三郎曾聲援中國異見人士劉曉波：
「相較之下，我雖然聽見來自大陸的批判之聲，
但身為一個活到晚年，一再重讀魯迅文章的人，
日後若有機會見到中文作家，我會告訴他我支持劉先生。
並且，不需要『瞞人眼目』的修辭。」
（4）引自簡中譯本《奇鳥行狀錄》中譯者林少華的感言，
原版是村上春村的第八部著作《ねじまき鳥クロニクル》，
全作分「泥棒かささぎ編」、「予言する鳥編」、「鳥刺し男編」共三部。

本體字數很少，大部份是引典或附錄。已盡量壓縮廢話，求過審！> <

棉籽

幾乎變成只讀書、不產文的「作者」。

家裡本來已經一堆「為了寫東西有靈感而買來的書」，

這次必須騙我家人我要寫學校論文，新買的書才能過海關。（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