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初期，蘇共史達林上位以不斷掃除政敵為目的，掀起國內一場大風暴，所有的專業人士都被批鬥和真正的污名化。例如，蘇聯的醫生都被批鬥成「白衣殺手」等。想了解更多當時的背景可以看沈旭暉博士的文章和YouTube 。二戰以後，蘇聯的批鬥魔爪仍未結束，甚至延伸至藝術界，當然只求穩定不問政治的浦羅哥菲夫亦無法幸免。當時一戰後返回家鄉的浦羅哥菲夫在莫斯科定居和發展，並認為政治不與藝術掛鈎，同時其作風亦絕對被官方認為政治不正確。不過浦羅哥菲夫以實力頑強抵抗二戰前的“所謂”（致敬香特的親中愛國）「俄羅斯形式主義」，奪得幾次的斯達林獎。
戰後的1947年，蘇共中央總書記日丹諾夫制定了文化政策，又稱「茲達諾夫法案」，要求藝術家、作家和知識分子在創作作品時和黨保持一致，加強了蘇聯政府對藝術的控制，極端強化了反西方的偏見。而未能遵守蘇聯政府規定的藝術家則遭到了迫害。浦羅哥夫的作品無法再公演，1948年其個人債務達至18萬盧布，陷入嚴重的財困，其妻麗娜其被最高法院判處20年的勞改。所幸的是，麗娜在斯達林死後得到釋放，並得到在1974年離開蘇聯。題外話，浦普哥菲夫與斯達林同一天死亡，但只有三十個人觀看其葬禮。
浦羅哥菲夫的人生絕對是不幸中之大幸，在共產黨的批鬥下仍只是財物的落空，其家人亦能得到善終，沒有被鞭屍。倘若浦羅哥菲夫如拉赫曼尼諾夫選澤離開蘇聯，相信其亦不會因蘇共致其財困，死後的幾十年也不會因其蘇聯背景遭西方自由世界的抵制。不過，若他離開了蘇聯，可能我們今天少了一個偉大的音樂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