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初期,蘇共史達林上位以不斷掃除政敵為目的,掀起國內一場大風暴,所有的專業人士都被批鬥和真正的污名化。例如,蘇聯的醫生都被批鬥成「白衣殺手」等。想了解更多當時的背景可以看沈旭暉博士的文章和YouTube 。二戰以後,蘇聯的批鬥魔爪仍未結束,甚至延伸至藝術界,當然只求穩定不問政治的浦羅哥菲夫亦無法幸免。當時一戰後返回家鄉的浦羅哥菲夫在莫斯科定居和發展,並認為政治不與藝術掛鈎,同時其作風亦絕對被官方認為政治不正確。不過浦羅哥菲夫以實力頑強抵抗二戰前的“所謂”(致敬香特的親中愛國)「俄羅斯形式主義」,奪得幾次的斯達林獎。
戰後的1947年,蘇共中央總書記日丹諾夫制定了文化政策,又稱「茲達諾夫法案」,要求藝術家、作家和知識分子在創作作品時和黨保持一致,加強了蘇聯政府對藝術的控制,極端強化了反西方的偏見。而未能遵守蘇聯政府規定的藝術家則遭到了迫害。浦羅哥夫的作品無法再公演,1948年其個人債務達至18萬盧布,陷入嚴重的財困,其妻麗娜其被最高法院判處20年的勞改。所幸的是,麗娜在斯達林死後得到釋放,並得到在1974年離開蘇聯。題外話,浦普哥菲夫與斯達林同一天死亡,但只有三十個人觀看其葬禮。
浦羅哥菲夫的人生絕對是不幸中之大幸,在共產黨的批鬥下仍只是財物的落空,其家人亦能得到善終,沒有被鞭屍。倘若浦羅哥菲夫如拉赫曼尼諾夫選澤離開蘇聯,相信其亦不會因蘇共致其財困,死後的幾十年也不會因其蘇聯背景遭西方自由世界的抵制。不過,若他離開了蘇聯,可能我們今天少了一個偉大的音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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