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史達林成為蘇聯最高領袖，並推動社會主義工業化與集體化，最有農工業潛力的烏克蘭不僅成為他的經濟政策實驗品，也因為對烏克蘭人的不信任、否定烏克蘭人是個獨立民族，他以經濟政策配合帶有種族清洗色彩的大清洗，清除他認為是敵人的烏克蘭人。希特勒則以另一種殘酷的方式，殺戮他認為不應該存在的種族，在如牛馬般奴役後，任其死去。德蘇兩大極權國家對於烏克蘭人、猶太人等民族的傷害，造成了無法癒合的創傷，給人類留下了最陰暗的一面。
戰後蘇聯更以軍事強制力改造了東歐的國界，雖然是為了統治需求，卻也因此使分散各地、長期有著仇恨、戰時彼此種族清洗的波蘭人與烏克蘭人之間，也不再有種族衝突。
「社會主義堡壘」與大饑荒1930年代，史達林的個人崇拜與日俱增，除了歌頌他為馬恩列的繼承者，也歌頌他是「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集體化的領袖」。前者是蘇聯式工業革命，由政府出資、營運並帶來革命性成長的計畫，重工業、能源和機械製造業是發展重點，後者是建立國有集體農莊。兩者的推動，代表列寧時代允許市場經濟元素存在的新經濟政策已告終結。
蘇聯領導層認為，工業化、集體化、用以清除老幹部以培育新人幹部的肅反運動，是保衛共產政權、改造農業社會為現代工業強國的三位一體核心政策。然而當時蘇聯無法取得國外資金，只能加速農業集體化，進行國內資本積累。而加盟共和國中，農業產量與工業潛力強大，又充滿獨立民族叛逆色彩的烏克蘭，遂成為他們實行三位一體核心政策的目標。
1928年蘇聯推動第一個五年計畫，烏克蘭最大的建設項目是第聶伯河大壩和水電站，位於今日扎波羅熱（zaporizhia）。蘇聯迷信技術的變革力量，但卻沒有技術能力，史達林認為此時唯有「俄國人的革命謀略與美國人的求實精神結合」，才能讓蘇維埃統治下具有資本主義的效率。因此蘇聯尋求美國公司提供必要的工程與管理技術，史達林則驅使被迫須要養家糊口的農民成為工人。
水電站在耗費八倍預算後，終於在1932年完成，水電站成為工業化的頓巴斯等地區的主要能源提供者，也加深河道水深，完全打開第聶伯河的航道，解決了阻礙經濟計劃的自然障礙，並創下烏克蘭工業發展史以來，工人群體第一次是由烏克蘭人，而非俄羅斯人為主體的歷史。
然而，背後卻有著十分悽慘的背景。政治氛圍的巨變，讓烏克蘭農村變成煉獄，逼迫農民離鄉背井前往工地，1929年蘇聯推動土地和家庭強制集體化政策，帶給最主要的糧食產區烏克蘭巨大衝擊。特務、黨員下鄉強迫農民加入集體化，引發1930年大暴動，邊境人民大量逃往波蘭。對此，政府採取鎮壓策略，將沒有加入集體農莊、成為抗議領袖的富農階層與異議者逐出烏克蘭，送到哈薩克和西伯利亞偏遠地區，任由他們死於疾病與營養不良。
然而鎮壓收效甚微，史達林只好藉由批判地方幹部集體化浪潮，暫時讓集體化速度部分倒退，安撫農民暴動。然而同年秋天集體化政策再度發動，農民這次採取消極抵抗：栽種只供生存所需的農作物、宰殺家畜以防被徵收，以及逃離村莊前往工地。
由於烏克蘭對莫斯科的經濟計劃至關重要，當局不僅拒絕承認失敗，批評農民故意破壞工業化速度，指責農民私藏穀物，並反而提高徵收額度，無論他們是否參與集體化，嚴苛地對待烏克蘭人。1932年，飢荒在原本農業產區爆發，城市中光基輔就餓死8萬人。這源自於過度徵收，導致無種可耕。
帶有民族色彩的烏共領導人丘巴爾（Vlas Chubar，1891-1939）懇請史達林提供飢荒援助，史達林不僅拒絕，更禁止官方文告使用「飢荒」兩字，此時他認為，這場失敗是烏共黨員集體違抗的結果。
多虧早年的烏克蘭化政策，此時烏克蘭共產黨多數已是烏克蘭人，然而史達林認為這些人並不忠誠，他並未忘記烏克蘭人起義的過往，以及彼得留拉曾經聯合波蘭對付蘇聯。因此，他決定先動手，把烏克蘭變成真正屬於蘇聯的堡壘。
1932年，波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後，史達林向卡岡諾維奇下令清洗烏共、烏克蘭政府領導人和特務負責人，並全面展開對烏克蘭農民、烏克蘭民族文化、烏克蘭共產黨的攻擊。飢荒仍在蔓延，與此同時，數以千計的烏克蘭人共產黨員幹部、政府人物、知識份子被免職、逮捕和流放，不僅結束烏克蘭化政策，並指控民族主義者煽動農民窩藏穀物，這些人更偽裝、混進共產黨成為黨員，進行反對蘇聯的陰謀。
史達林更派遣莫洛托夫前往烏克蘭全權負責徵收糧食，逼迫烏共幹部從拼臨死亡的農民手中奪去一切，無法達標的村莊則被斷絕一切生活物資。1933年飢荒已成大規模現象。然為時已晚，莫斯科也只援助南部工業地區，到1934年時，烏克蘭已經死亡400萬人，超過全國人口的十分之一。
此時，蘇聯政府達成了目標，烏克蘭再也沒有抵抗蘇聯政府的能力。烏共只剩下無條件服從的幹部，知識分子已遭徹底清洗，這些人才是蘇聯希望留下的幹部。農民則明白，加入集體農莊才有可能存活，因為政府只救助集體農莊。預謀大量死亡的政策，徹底改變了烏克蘭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
烏克蘭這時已成為史達林心中的模範共和國，當首都從哈爾基夫遷移到基輔時，標誌著一個自治、有自己主體想法的共和國，轉型成為一個單純的蘇聯省分。烏克蘭的工業化發展得以加速，但是農村表現則十分低落。而蘇聯1936年至1940年的大清洗，則仍然持續逮捕、處決與流放他們眼中的敵人，用以確保政權存續，而其中就包含大量被視作間諜的烏克蘭人。
1938年，史達林判斷遲早會與希特勒有所衝突，派遣他的得力助手赫魯雪夫前往烏克蘭，鞏固這座社會主義的堡壘。德國此時並未考量使用烏克蘭這張牌來割裂蘇聯，但史達林擔憂大片烏克蘭人地區處於蘇聯之外，未來將會被德國用來挑戰蘇聯對烏克蘭的控制權，烏克蘭民族統一主義的威脅，仍然籠罩在蘇聯政府的上空。
這場烏克蘭語稱之為「霍洛多摩爾（Holodomor）」的大饑荒，是否是有預謀、 針對烏克蘭及其人民的種族滅絕？2006年烏克蘭議會和其他部分國家都給出了肯定的答案與決議。學界共識也指出這是官方政策導致的人為現象，因為其他地方也有飢荒，只有烏克蘭的饑荒是由具有明顯民族色彩的政策導致：飢荒發生於史達林決定終結烏克蘭化政策之後，並與打擊烏共幹部同時發生，使烏克蘭社會在未來數代時間裡失去抵抗蘇聯的能力。
當這成為共識後，俄羅斯政府則在國際上發起反制行動，抨擊烏克蘭主張大饑荒是種族滅絕的主張與共識，否定這種主張，意圖淡化這場人為的大滅絕，因為史達林一向站在俄羅斯霸權沙文主義一方，一直認為俄烏是同一個民族，承認種族滅絕，等同承認烏克蘭是獨立於俄羅斯之外的民族。
「生存空間」與大屠殺
在東歐開創雅利安人的生存空間與農業烏托邦，一直是希特勒的夢想，而烏克蘭正是生存空間的中心。希特勒的目標是取得東歐肥沃的土地做為農業基礎，這就要去除這些地方的城市，並消滅遠至伏爾加河的東歐人口。烏克蘭既是歐洲麵包藍，又是猶太人最稠密的地方之一，自然成為納粹德國的首要目標。
1939年《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Molotov-Ribbentrop Pact）》達成了德蘇瓜分波蘭的一致目標，德國發動進攻，並要求史達林馬上出擊，否則將在約定給蘇聯的領土上建立新的烏克蘭國家。
德國擊中了軟肋，史達林最終以「保護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同胞』」的名義出兵波蘭，1940年更在卡廷屠戮1.5萬名波蘭軍官。儘管蘇軍機械化水準遠高於波蘭，但是待遇與伙食極差，波蘭充裕的物資讓長期受意識形態洗腦的紅軍大吃一驚。其他受到波蘭壓迫的少數族群將紅軍視作解放者。
蘇聯將加利西亞、沃里尼亞等地併入烏克蘭，並將以前波蘭人霸佔的各種職位交給烏克蘭人，推動全面烏克蘭化，又將波蘭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贏得了好感。但是蜜月期是短暫的。蘇聯對加利西亞烏克蘭身分認同的制度基礎：教會，進行了清洗，而針對此地區波蘭人、烏克蘭共產黨員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清洗行動隨即展開，用以消弭史達林眼中的威脅。
隨後德國擊潰法國更令史達林大吃一驚，他趕緊入侵條約規劃的東歐勢力範圍，包含立陶宛等波羅的海國家、侵吞羅馬尼亞的烏克蘭地區，在這些地方推動加利西亞的烏克蘭化經驗。
而德國1941年6月閃電戰攻擊蘇聯時，史達林猝不及防，蘇軍全面潰敗，到了年底幾乎放棄整個烏克蘭，蘇聯以焦土戰術摧毀了烏克蘭的一切。而烏克蘭人熱切歡迎德國的到來，不僅是饑荒與集體化帶來的傷害，也有各種期待，他們記得以前奧地利與德國相對溫和的統治，以及恢復國家的可能。
然而他們錯了，1941年的德國人跟1918年的德國人沒有絲毫共同點，因為納粹對烏克蘭採取的是殖民肢解與剝削。
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後，「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領袖班德拉出獄，隨即掌握組織領導權，並與德國展開合作，他組織兩支特別行動隊，其中一支代號「夜鶯（Nachtigall）」，由羅曼．舒赫維奇（Roman Shukhevych，1907-1950）指揮，這支部隊戰後將成為蘇聯統治西烏克蘭時的敵手。
當1941年德軍進入烏克蘭後，班德拉隨即宣告烏克蘭獨立，夜鶯更在利維夫參與此一活動。德國隨即結束了與烏克蘭人的同盟，逮捕了班德拉等人，將他們送往薩克森豪爾、奧斯維辛等集中營，並在烏克蘭等地槍殺數百名民族組織成員。而願意投降的人也未必能活命，居住於當地的蘇聯人、穆斯林、猶太人往往直接被殺，德軍對待蘇聯戰俘更加殘暴，由於最初德軍從未想接收戰俘，故大肆殺戮時有所聞，後來考量到德國人均參與了戰爭，德國則將戰俘轉為奴工使用。
作為戰俘，烏克蘭人和西方人的待遇相對較好。戰爭初期，若他們來自某一個地區，當有親人前來認領，囚徒就可以離開集中營。集中營的當地人也努力為這些俘虜與囚犯送來食物，盡力幫助他們。人們這樣做的原因，是因為他們自己的兒子、丈夫或父親戰前也被徵招入伍，可能正歷經同樣的苦難，所以他們期待也有人這樣幫助自己的親人。
德國佔領期間的烏克蘭就是一個規模更大的集中營，發生無數恐怖事件，人們活下來往往意味著多半曾參與對同類的毀滅。當時許多猶太人根本沒有送到集中營，就已慘遭德軍或納粹黨衛軍屠殺，到1942年1月納粹討論「最終解決方案」時，已有近100萬猶太人在光天化日下被公開處死。
德國宣稱這是要消滅蘇聯特務，因為猶太人與蘇聯有著密切連結，其中最知名的屠殺事件，就是1941年9月29到30日，由基輔軍事長官庫爾特．埃博哈德（Kurt Eberhard）少將指揮，發生在基輔郊外的「娘子谷（Babi Yar）大屠殺」。這是德國首次滅絕一個主要中心城市的全部猶太人社群。對納粹而言，猶太人必須滅亡。納粹的同盟羅馬尼亞攻入被史達林奪走的烏克蘭地區時，仿效納粹，殺死居住當地的十幾萬猶太人。
烏克蘭與中歐、西歐的猶太大屠殺有另一個不同點：在此，試圖搭救猶太人的人不僅會遭到逮捕，還會被連同家人一起被處決。但是仍有許多烏克蘭人試圖挽救他們的猶太鄰人，截至本書出版，已有2500名烏克蘭公民被以色列認定為國際義人，且人數仍持續增加。
曾歡迎德國人驅離蘇聯的都主教安德烈．舍普提茨基，在災難中保護了數以百計加利西亞猶太人，致信納粹高層抗議德國的滅絕行為，並發表討論人命尊嚴、在所有烏克蘭天主教堂傳頌的知名主教信《不可殺人》，作為對大屠殺的譴責，不過他也因為歡迎過德國人進入加利西亞，因此並未被列為國際義人。
納粹的烏克蘭總督埃里希．科赫（Erich Koch，1896-1986）在烏克蘭從事掠奪資源和削減人口的任務，以歐洲殖民者對待海外殖民地人民的態度對待烏克蘭人。除了屠殺，更刻意製造城市飢荒，因為納粹的生存空間想像包含烏克蘭的田園化，故清除城市存在，減少會消耗其軍隊資源的人口。農村則維持集體農莊的掠奪榨取制度。
1942年，德國誘騙奴工的東方工人（Ostarbeiter）政策出台，誘騙不少嚮往歐洲的烏克蘭人前往德國，但在真相披露、又騙不成後，德國人則直接抓捕壯丁。1943年有220萬烏克蘭人被奴役，佔勞工總數的80%，不少人死於當地，倖存者戰後則被蘇聯視為叛徒，直接送往古拉格集中營。
德國佔領期間，烏克蘭成為數百萬計烏克蘭人、俄羅斯人、猶太人和波蘭人等各個族群的墳場。隨著蘇聯軍隊進入，德國人和門諾派信徒則隨同德軍逃離。生存下來的倖存者們雖然熱誠歡迎驅離殘暴德國的蘇軍，但是蘇聯官員對他們卻充滿猜忌，他們認為，倖存者們在敵人統治下活下來，不在蘇聯掌控中生活這麼長時間，享有宗教自由，學會從族群角度定位自身、看待政治，這一切都可能讓他們對蘇聯體制產生懷疑。直到1980年代，曾是德佔區的人民都必須填寫是否有在德佔區生活的表格，而這些表格與有無犯罪的機制緊密相連。
重劃國界
1943年2月蘇聯在史達林格勒取勝後，即揮軍烏克蘭。此時納粹佔領區內有著眾多游擊隊，烏克蘭亦如是，當時有著兩支意識形態完全不同的游擊隊，他們以過往波蘭－蘇聯國界作為分野，分別是烏克蘭民族主義游擊隊和蘇聯游擊隊，除對抗德軍以外，他們在彼此和波蘭反抗軍之間，三者互相展開血腥戰鬥。
隨著蘇軍攻佔加利西亞、外喀爾巴仟、比薩拉比亞和布科維納等前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的烏克蘭地區，烏克蘭佔領區的共產黨首腦赫魯雪夫隨即展開統合前烏克蘭蘇維埃與上述地區的工作，並同步展開消滅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戰鬥，他稱這些人為「班德拉分子」，儘管這些反抗軍並未全都屬於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而班德拉此時仍在德國監獄，對這些軍隊毫無控制力，他僅是象徵性的民族之父。
烏克蘭反抗軍雖將德國視為交戰的首要敵人，也刺殺蘇軍的重要指揮官，但是他們最大的敵人是波蘭反抗軍。在加利西亞和沃里尼亞，雙方仇怨由來已久，德國人更有意挑撥兩方的仇恨，最終在1943年，演變成焚毀彼此村莊、屠殺大批無辜平民的種族清洗行動，成為弱者相殘的慘劇。
大戰期間，各地烏克蘭人加入不只一個陣營，只是絕大部分都加入了蘇軍。蘇聯的烏克蘭士兵有700萬人，每5名蘇聯士兵就有1名烏克蘭人，大多數沒有受過正規訓練，取得合適裝備，德國佔領烏克蘭之後，他們更被視作潛在的叛徒。所以許多烏克蘭人被蘇聯當成可犧牲的免洗人力，他們被稱為「黑衣軍」，許多烏克蘭年輕人在被蘇聯「解放」後不久，就再次被蘇聯徵招上戰場，並且因為缺乏裝備與訓練而喪命戰場。而納粹德國組建的「加利西亞師」亦如是，多數成員最終死於和蘇聯作戰的戰役之中。
1944年7月27日蘇聯佔領利維夫，赫魯雪夫緊急組建蘇維埃行政機構，以免城市中佔多數的波蘭人成立市政府，效忠流亡倫敦的波蘭政府。蘇聯支持下成立、用以替代流亡政府的共產黨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在史達林強迫下，同意未來的波蘭邊界，基於1939年《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分界線，將利維夫劃入蘇聯一側，放棄對加利西亞首府的要求。
9月，共產波蘭政府與赫魯雪夫領導的蘇維埃烏克蘭簽署了關於新邊界和人口交換的協議，這使新國界成為政治邊界和族群邊界。協議想法很簡單：依照《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分界線，波蘭人往西，烏克蘭人往東，將分布複雜的少數民族聚集於一個地方，穩定未來的國界，杜絕未來可能發生的民族統一運動，從而避開威脅。
史達林讓族群邊界配合蘇聯軍隊建立的國界，更在雅爾達會議上，得到邱吉爾和羅斯福兩位英美領導人的同意與支持，為這個協議補上了合法性。在會議上，更確保擁有新邊界的烏克蘭和白羅斯成為未來的聯合國創始成員，為兩國從國際政治上添加合法性。而在1945年的波茨坦會議上，則讓德國領土補償波蘭的損失，並由蘇聯將750萬德國人從這些土地上驅逐出去。
由於烏克蘭與波蘭地下組織雙方的戰鬥與種族清洗日益頻繁，許多人對於遷移並無意見，因為起碼能保住性命，至於少數不願意的人，史達林及其代理人樂於使用戰爭期間取得的大規模人口驅逐經驗，實現他們「無少數民族」國家的目標。他們稱此行動為「遣返」，也藉此清洗掉烏克蘭民族主義抵抗力量，總計約26萬人被流放至西伯利亞。此後，一個歷史上大部分都是多族群地區的烏克蘭，轉型成為由烏克蘭族和俄羅斯族共享主導地位的國家。
儘管實際上剽竊了民族主義者的統一藍圖，但是史達林實行大遷移和疆界整併的目的，其實是為了打擊民族主義、強化邊境控制以對抗西方資本主義，緊鎖國門以抗拒西方影響。由於納粹讓烏克蘭知識份子對加入歐洲夢想破滅，蘇聯人利用了這股失望情緒，將烏克蘭人整合於蘇聯之中，並將抵抗的烏克蘭人稱之為「德意志—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將烏克蘭民族主義與納粹綁在一起。
而為了泯滅西方影響，蘇聯召開沒有主教的主教會議，摧毀了烏克蘭天主教會。與俄羅斯帝國當初強迫聯合教會改宗東正教會一樣，蘇聯令天主教會集體加入俄羅斯東正教會。蘇聯認為，所有教會都受梵蒂岡和西方勢力指使，一切體制、宗教和文化上的連結都必須被切斷。
當西烏克蘭再次整併入烏克蘭，給中部和東部帶來這些地區所沒有的事物：西部長久成熟的社群自治、議會民主和民族自組織傳統，以及激進民族主義。蘇聯再次運用烏克蘭化、集體化、工業化與蘇維埃教育改造此地，然而除了減緩俄羅斯化的影響外，卻成效不彰。
西烏克蘭過往的民族動員傳統、民族反抗運動的歷史記憶，使得此地在蘇聯時成為烏克蘭民族文化和政治運動的中心，更讓此地長期處於軍事管制的統治，因為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軍事力量仍然在此活躍，成為蘇聯統治的巨大阻礙。
結語
史達林帶有種族清洗意味的大饑荒與大清洗，成為烏克蘭人日後極力反對蘇聯與俄羅斯的重要歷史記憶，而正如哈佛大學教授浦洛基所指出的，俄羅斯則對這種說法不僅反對，當年更在國際上製造反對聲浪，想要否定這種說法。
俄國此舉，或許背後自認繼承了蘇聯遺產，不想對史達林的停止烏克蘭化、增進俄羅斯化的行動做出否定，因為這有利於俄羅斯對烏克蘭的野心，也不將這些人的生命視作生命，因為都是可能的反叛者，正如同2022年俄羅斯在布查和伊爾平等地的屠殺一樣，正巧的是，這些年的統治者，都是懷有吞併烏克蘭、認為蘇聯崩解是歷史錯誤、想要再造俄羅斯帝國的全俄羅斯民族主義者普丁。
蘇聯將各大族群大量移動到特定國界之內，創造了民族成員較過去為單純的東歐國家，化解了千年以來的族群與宗教恩怨，但他們的目的並非良善，而是為了自己對抗西方的意圖。波蘭與烏克蘭過往曾經有著許多宿怨，甚至有著種族清洗的過去，但現今卻義助烏克蘭，扣除地緣政治的考量，願意與二戰時期的祖先做出不同的事，放下仇恨互相幫助，無疑是巨大進步。俄羅斯侵略烏克蘭這場戰爭，為東歐的族群和平意外地帶來了良性的改變。
回顧台灣，與俄羅斯一樣懷有中華思想的「中國」國民黨，至今仍然不願正視對台灣人種族屠殺的二二八錯誤，而現在更成為懷有同樣大中華思想、現金國際社會承認為「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台灣的協力者，意圖讓他們1945年後強加的「中國」=中華民國，兩個中國合而為一，讓台灣消失。
台灣人必須看清，蘇聯和德國治下的烏克蘭種族滅絕式的行為，從文化消滅和同化、政治清洗、經濟榨取到直接殺戮等行為，將會重現，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在西藏、新疆和香港等地進行類似的行動，俄羅斯2022年又在烏克蘭演繹一次給全世界看，獨裁政權不會放過與他們想法不同的人，即使許多人已經同化了，也可能莫名被視為危險、必須被消滅的人，也不會被視作他們自己人，而被信任。
台灣人必須明白自身處境有多艱險，並思考應該如何面對艱困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