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倫理衝突的疫情化

大疫中，我們這邊主要還在談現實層面問題（行政措施、言論管制、醫療效果、經濟影響、民生需求、美國會不會崩潰等等），歐洲的哲學家卻早已吵翻了。疫情會產生何種政治效應，成為哲學話題。

就如彗星撞上了火車，思維的軌道也不得不震動，或扭曲。

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認為政府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對居民實行隔離檢疫，禁止公眾集會，取消體育、宗教活動，關閉學校、酒吧，派警察及軍隊介入隔離區，都是可怕的。政府以此擴權，民眾則因恐懼和對安全的渴望而自願放棄個人自由。

反對他的人，則或說真正的問題不是封城，而是混亂，「俱樂部照常開放，在沒病毒染病的地區封閉學校有何意義？」或不擔心政府強勢，只擔心它「脆弱且無腦」，被動遵循孤立主義的邏輯。或說目前政府選擇製造恐慌，以鼓勵人們隔離，可能還是最好的辦法。

也有人譴責政府「把每個人都變成了潛在的塗油者」，將導致人際關係的惡化。另有些人把矛頭轉向民眾，說隔離並不是對自由的限制，那些不願隔離的人「在特定情況下不做必須做的事」才是錯的。又有人說：政府之表現，與其說是極權，不如說是「公共機構的崩潰」。

從爭論之熱鬧說，這是近年哲學界的盛會，大佬都出動了。而他們談的雖是歐洲的事，跟我們「封城」等情況卻很相關，故不乏參考意義。

但眾說紛紜，尚不解渴。都想揭示「傳染」這個醫學概念的政治學意涵，可也沒個結論。

一，面對新病毒、政府與醫療團體的新窘境，哲學家同樣窘困。舊的思維和論述工具，與新狀況對不上焦，以致發言盈庭，卻令人有黔驢技窮之感。

二，歐洲哲學既有的套子限制了思惟，把疫病的政治學意涵縮小到政府權力方面。其他方面呢？例如在大陸，人民與政府的關係固然因疫情而有些緊張，可是家庭內部人倫關係之緊張，其實更甚。小孩不開學，神獸鬧宅、網課傷腦，許多人都說孩子若不跳樓，我也該跳了。而準備離婚的人呀，早已排隊掛號到下半年啦！

三，這番哲學思辨並沒提出對現實的解決之道，變成概念之爭、立場之別。若問：不封城，還有什麼辦法？這些哲學家一個也答不出來。用馬克思的話來說，都是對世界的解釋、批判，而無實踐性。

四，哲學家還在爭論、還沒有實踐方案時，政客卻已有了。新加坡、日本都不封城，另出應對方案。英國也不封城，還有讓人死一片，以獲得群體免疫之說，首相且率先去感染。美國則發錢、發糧食、號召在國外的美國人都趕快回來。它們都不走隔離的路，也脫離了強勢政府必將制約人權的印象，以致英美首腦之民意不降反升。這類現實疫情應對狀況，哲學家們始料未及，如何看，還得再想想。

五、他們雖來自各個不同國家，但其討論仍侷限於國家事務領域，沒談到疫情對國際合作或互動的問題。南希（Jean-Luc Nancy）雖然​​說「冠狀病毒從各方面來看都是全球化的產物」，卻也只批評全球化，並未對目前國家體制和各民族觀念在合作防疫方面的利弊多做探索。

我們站在中西雙方的角度，也恰好有此優勢來談這些問題，不像他們只有西方觀點。正如這次大疫，西醫沒有藥，只能穿隔離服、上呼吸機、打抗生素，坐待病人死去或竟好了。我們則既有西醫這一套，也有中醫無數去熱、解毒、清肺、辟瘟的藥和針灸、刮痧等霹靂手段 — — 哈哈哈，你看我如此自大、如此充滿民族自信，就知道為什麼在國際上我們常常惹人嫌了。

但事實上，各民族之倫理觀不同，在合作防疫時是最常出現衝突的。

例如前文提到英國的群體免疫說，中國人就常理解不了，剛聽到時還以為是笑話或網絡謠言。

意大利西班牙等國說六十五歲以上老人就不用救了，中國人也極不以為然，因為我們的醫療資源幾乎全用在這些老人身上。

正擔心或咒罵海外華人回國會增加防疫的難度，大喊「不斷進來新增病例，這怎麼隔離？什麼時候是個頭啊」，美國居然號召外頭的美國人都趕快回國，亦令人無語。

口罩問題也一樣。我們好心捐口罩去，外國往往不領情；華人在歐美公眾場所戴口罩，好心怕傳染別人，竟然會遭詬罵或驅逐。原因是西方人認為只有生病才戴口罩，你戴口​​罩出來，就顯示你病了，病了還出來感染別人，豈不可恨？

相對於中國人戴口罩來自我防護而自喜，西方人認為政府信息透明和積極的措施（比如醫療補助、誤工的支持等）更有效。反之，對政府和媒體引導民眾戴口罩，西方人更有警覺，認為是用來掩蓋醫療物資缺乏的伎倆。

再說，相信你也注意到了，小說和影視節目裡，中國人無論大俠還是小偷，男或女，都是蒙口鼻的；西方的英雄，如佐羅、蝙蝠俠卻都是戴眼罩蒙眼的。這就是文化，習慣如此，有時沒道理說，只能尊重差異、理解彼此。

送口罩出去，別國常以口罩質量有問題退回，也常令中國人惱火。懟人為樂的部會發言人亦常就此口出金句，說之前別國送來的口罩也常有問題，咱們可沒吭聲吶！

這就涉及送禮和收禮的文化倫理了。中國人把送禮當好客、交朋友的一種重要方式；收禮者都能體會這種好意，故雖發現禮物過期了或損壞了，甚至原是別人送給他，他再轉送給我的，一般都不會跟送禮者抱怨，以免尷尬，弄壞了交情。西方也一樣嗎？

我們從小就以為好客是不證自明的道理。所以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一上來便是千人共誦《論語》「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好客山東」還成為該省的自我定性。可是若讀讀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的《論好客》，你就會發現這還真是個複雜的倫理問題。

德里達反對子路「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這種絕對謙恭而服從友人的倫理。覺得這樣，主人和客人的身份就顛倒了，好客者反而成為「人質」：主人成了客人的客人，客人成了主人的主人。好像無條件的、誠心誠意地接待「面孔」，才是正義。

他說康德便不同。康德的好客是一種權利，就是一個外人（陌生人）不會因為自己來到陌生地而受到歧視的權利。既是權利，就必須符合其條件才能實施。顯然，康德的「好客」是有條件的，前提是不敵對，是和平。

相反，我們一般所以為的「好客」則是責任，是無條件的。絕對好客成為永久和平的前提。不如此好客，朋友常就做不成，翻臉成仇。

實際上，「好客山東」這種絕對好客倫理，也很難做到。人們不可能不問來者是誰、什麼身份、從何而來就對之一律「好客」並「無條件接待」。所以我們經常處在矛盾中：一邊是無條件的、誇張而熱情的絕對好客規則，另一邊則是有條件的、司法和政治的好客法規。一邊是尊重和絕對贈與，賓至如歸；一邊是在交換、比例和標准上安排對客人的接待形式……。

從他的論述可明顯看出：中國較偏向絕對好客倫理，他這類西方人則較偏向康德式有條件的好客觀。這兩種倫理，本來只是在各自的社會中各行其是，現在卻疫情化了，成為國際行為上的爭議，製造了新疫情。

而絕對好客倫理的另一項挑戰也同樣棘手。

船上有確診或者疑似病例的郵輪，如世界夢號、鑽石公主號、寶瓶星號、威士特丹號等，到處被拒入港、數以千計的旅客和船員被檢疫、隔離，任其海上漂流。誰也不敢好客，邀請入境。

福柯《瘋癲與文明》第一章，就是以瘋人船來開篇的。不料如今真出現了當代版。

西方中世紀治療痲瘋病，主要就是隔離。因為根本沒藥治，和現在差不多，只能隔離。隔在陸地上還覺得不安全，故都丟到船上，任其漂流。文藝復興時期沿著萊茵河和佛蘭芒運河遊蕩的愚人船（Narrenschiff）則為它的後續。把瘋子驅逐出正常人的生活領域，讓他們如痲瘋病人、如幽靈般漂流出去。

這也不能怪西方人殘忍，因為它更早的淵源正在中土。

雲夢睡虎地秦簡中即已記載：對痲瘋病患，或「沈水」或「生埋」，否則「癘遷所」。也就是流放到專門隔離的地方。這是世界上對傳染病採取隔離措施最早的法律。從秦朝到1953年中國皮膚性病研究所成立，辦法還是在全國建隔離痲瘋病人的「痲瘋村」。可見醫療手段和人道關懷在面對病疫時，能力及進展有限，仍只能仰賴流放和隔離。只不過我們沒有瘋人船罷了。

然而，細看便知我們現在的情況跟癘遷所、瘋人船都還不一樣。我們是相反的。感染病菌的郵輪只是少數，被隔離的，其實不是他們，而是大多數沒染病的人。

從前是發現幾個病人，把他們送去隔離。現在是既隔離病人，更隔離絕大多數沒病的人。彷彿獄卒和囚犯一樣坐著牢，只是理由不同，一為安全、一為治療。可是新冠病毒致死率不過2%左右，比H7N9、MERS、H5N1和非典都低，誰會為兩名犯人搭上一百人陪著坐牢呢？倫理上沒問題嗎？

獄卒和囚犯的比喻，不恰當，因為沒有人喜歡患病，患者也不是犯人。但現在所有人都被圈禁、被隔離則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人是動物，不是植栽，故曰「人挪活，樹挪死」。歷來對人的懲罰，除了傷殘其肢體外，就是限制其自由活動。以古代五刑來比擬，現在兼有徒刑與流刑。

徒刑是關閉並服勞役。現在關在家裡，哪也去不了，工作都得帶到家裡做，家務勞動又沒完沒了，加上小孩不上學，鬧騰、管教、課業、生活，無休無止，跟范杞梁被罰築長城相比也無有遜色，而孟姜女卻還來吵鬧要離婚。

流刑則是流放。春節迄今，無數人流居在老家、異國、他鄉、旅店，無數人流浪在公路、鐵路、機場，某山某水，自哭自笑。無罪而受罪，有怨而無法怨，直開千古未有之奇局，亦十數億人今生之劫數也！

古者「男去勢，女幽閉」，幽閉之慘，等於宮刑。現在卻都在幽閉中，其狂躁、鬱怒、壓抑、猜疑、驚悸、愁苦，都不說了，心理疾病和後遺症將來自會爆發。

更慘的，是一家人的群體幽閉。養鵝的人都知道，別讓鵝扎堆，容易窒息而死。同理，人倫之樂所以能維持，關鍵在於不能太緊密。人人都有點空間，才能呼吸。現在像是在絞肉機裡絞成一團血肉模糊的肉塊了。

也就是說，如何隔離，甚至要不要隔離，其實是該討論的。因為新加坡不患病、不戴口罩、不封城的策略，也曾受到世衛組織的表揚。武漢的情況當然與新加坡不同，封城無可厚非。但中國並不是所有地方都是武漢，許多倫理衝突其實可以避免。

例如村委會、小區管理，到處是「出門打斷腿，還嘴打掉牙」「發燒不說的，都是潛伏在人民群眾中的階級敵人」「帶病回鄉不孝兒郎，傳染爹娘喪盡天良」「出來聚會的是無恥之輩，一起打麻將的是亡命之徒」「有朋自遠方來，必誅之」之類標語、口號、大喇叭喊話和思維。以破壞倫理、打擊人際關係、展現權力蠻橫來顯示政治正確，突出恐懼與個人自保而洋洋得意。甚至還要比賽，PK看誰更硬核更野蠻，或騎馬橫刀堵在村口，或挖斷馬路，防止遊子返鄉。

這是「他人即地獄」的思維，把別人都當成敵人，要把倫理親情都斬斷或壓制住。疫災中，人容易發瘋，此即其中之一端。

在歐洲的論爭中，齊澤克曾以為隔離、讓人身體不接觸，可顯示對對方的尊重，不一定會把人們分割開來。唉，他真是想簡單了。

西方情況略有不同。因恐懼與個人自保而出現的，是另一種，那就是種族主義的幽靈。

種族主義在西方根深蒂固，時不時就會爆發。近期歐美政客炒作「中國病毒」話題，以展現種族歧視者便屢見不鮮。中國朝野回擊，唇槍舌戰，也火花四濺。或拉上科學，力圖證明病毒不起於武漢、反而可能源於美國。

對罵之外，我們也要努力求和，積極以抗疫經驗、醫療物資、中藥去援助各國，以抑制種族主義的火苗。

之所以如此在意，就是因為怕種族主義者把火真煽起來，會極大影響中國的國際發展，也直接衝擊海外幾千萬華裔。

但有時又做得太過，對外國人在華之檢疫、隔離、治療頗有禮遇，在廣州青島等地起了不少爭議。這其實也是一種種族主義態度，歧視異族跟崇拜異族，貌異心同。猶如東方主義（Orientalism）既指藐視東方，也指把東方拔高，禮讚崇拜的偏見。

崇之抑之，都不必要，較好的倫理選擇，應是上文所說，在「尊重差異、理解彼此」的立場上尋求和衷共濟。

不要懷疑我唱高調，這其實是這次災疫中難得的共識。剛剛，英國《金融時報》3月31日發表了德國總統、約旦國王、新加坡總統、埃塞俄比亞總統、厄瓜多爾總統聯合撰寫的《沒有時間進行地緣政治地盤的爭奪戰》，稱：

「病毒大流行的各個國家都在自我封閉，關閉邊界、實施嚴格的行政措施。這種封閉可能使世界陷入各國自己顧自己的局面。然而，我們可以通過打破阻礙知識交流和合作的障礙，更有效地遏制和應對這場疫情。這樣的危機，往往會激發人性最好的一面和最壞的一面。我們作為領導人，有責任鼓勵前者，遏制後者。」

因此他們呼籲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紅十字與新紅月運動、全球疫苗免疫聯盟、慈善基金會、科學家和私營製藥公司聯合起來，形成新的全球聯盟。

目前，為了救急，他們的工作是：治療方法和疫苗的研發、試劑盒和關鍵醫療設備的分配，聚焦於提供一種最終治療方法和最終疫苗，作為示範型的「全球公共物品」。

然而，看了我前面的分析就知道：人心不齊、倫理觀念衝突，講什麼國際合作都是枉然。故真正的切入點，不在物而在心。可惜諸君還未抓著重點。

講至此，可說另一樁新聞。蘇格蘭作家彼得．梅十五年前曾寫過一本名為《封鎖》（Lockdown）的小說，講一場全球流行病，中心是英國倫敦。疫情之下，政府不得不封鎖倫敦。那時，出版商認為這部小說「極其不現實、不合理」，不予理會。現在才發現恍如預言，四月二日火速出版了。

文學和哲學上對倫理情境的分析、對未來的預判、對方向和道路的建議，往往如此。當時多輕慢以對，關注者在彼不在此，事後才來咨嗟惋嘆。 — —這一點，中西方倒無衝突，都是一樣的。

然則，文章也可以有另一種結尾：中西倫理衝突的疫情化雖然已很嚴重，但隔離的倫理，終將讓位給關懷和交流，而文學藝術或許仍是橋樑。在封鎖的虛與實之間，體會世情的善與惡，愛與美，若在此間，便在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