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文天文臺】謝宜安：日治文藝少女的錐心之戀——楊千鶴與她的Ｎ

　　楊千鶴曾以記者、作家的身分活躍於日治時代文化界。但在結婚後她停筆多年，直到晚年，才重新提筆寫作。她的自傳《人生的三稜鏡》，是戰前女性知識份子的重要紀錄。它呈現了日治時代受教育的新女性的一生，包括頗為人津津樂道的，她爭取和日本人同等待遇一事。

　　不過，這本自傳有六分之一的篇幅在講戀愛啊！

　　或許會有人覺得和政治、戰爭這些大議題比起來，個人的戀愛相較之下微不足道——不，那可是日治時代啊，是臺灣人第一次體驗到「自由戀愛」為何物的時代。楊千鶴可說站在戀愛浪潮的最前線。由於她是「臺灣第一位女記者」，因此她可能是最早開始談起「辦公室戀愛」的女性之一。而且，除了情感史、生活史的重要性以外，楊千鶴的戀愛故事本身非常精彩啊！她筆下的「N」，完全具有各種「很蘇」的元素，這段感情置於言情小說之中也毫不遜色。好戀愛故事，不看嗎？

　　那是少女的二十歲慶生會。慶生會結束了，客人們也都離開，她與交往中的青年並肩走著。她穿著映襯本島人氣質的紫色旗袍，外面披了一件薄薄的披肩。兩人走在夜幕中，前往有水銀燈光照著的不遠處。青年有些醉了，他或許在朦朧的光線下，發現平時共事的少女，在宴會後散發著異樣的豔麗。因此在聊天時，他無意伸手觸碰了少女的肩。少女馬上出聲喝止，青年也隨即道歉。這件事就這麼結束了。

　　但兩人短暫相觸的這一瞬間，少女此後惦記了一生。

　　「在那之前，或那之後，我都沒有過那種感受。」

　　多年以後，她在自傳裡這麼寫。這時，她已經不是二十歲的少女，而是七十歲的楊千鶴。後來的人生很長，經歷的事情很多，但是電光石火的悸動，只停留在那一瞬間。

　　就究竟是幸運，還是不幸啊。才二十歲，就遇見了一生僅有一次的觸電。

　　她戀愛的對象，被她稱作「Ｎ」。Ｎ是楊千鶴在臺灣日日新報社的同事，日本人。兩人在和平的夏秋之際戀愛，冬天戰爭開打，兩人的戀愛也隨之結束。這段戀情只留存在楊千鶴的心中，直到被她寫進自傳《人生的三稜鏡》裡。《人生的三稜鏡》從楊千鶴的童年寫起，書中既有她上學時，因為不懂日文，把敬語「申し上げます」翻譯成「給你麻糬」的趣事，也寫到因為日本人的不平等政策遭遇落榜的傷心事。但對於有過青春年華的楊千鶴來說，戀情還是她回憶的重點。

　　楊千鶴與他的相遇是這樣開始的。某一天，報社的隔壁部門來了一位青年，青年拿著一張紙，問：「這篇文稿是誰的？看不懂！」

　　那是楊千鶴的稿子。隔壁部門是專門騰字的「整理部」，因為楊千鶴字跡太潦草，忍不住來詢問。

　　來問的青年叫做N。在那之後，N還常常過來楊千鶴的部門「指教」。雖然是吵架的對象，但是某一次，楊千鶴在喫茶店巧遇N。兩人不經意四目相對，N露出了平時在辦公室裡看不到的純真微笑。楊千鶴一瞬間動搖了。

　　「如今想來，不正是這個令人胸口生痛的他的純真，吸引了我嗎？」

　　之後，N開始打電話、寫信來給楊千鶴。N是東京人，操著標準的東京腔，畢業於名校慶應大學，讀法國文學。因為有志寫作，因此來到報社。N身上帶著文藝青年的氣息，清瘦好似少年。楊千鶴在他身上看到自己，兩人同樣孤獨，同樣與社會格格不入。

　　兩個文青的約會方式也很文青。他們談論同僚的趣事，也談對於局勢的看法，更談兩人的過去與心結。N會聊到他在逗子的別墅邂逅的年長女性，那是他的初戀，N總是感嘆著：「那是從前的詩歌啊。」

　只是他們從來都是散步聊天，一次也沒有去看過電影。

　　他們也聊寫作。他們聊到報社幾位記者，比如說跟楊千鶴交情差的S子，N說「她的文章跟她本人一樣無聊」，還說另外一位女記者「那程度想當作家是浪費時間」。楊千鶴問到自己，他則說：「大致能夠抓住重點。」

　　這些評價雖然直接，但能感覺得出來，N是「有在寫的人」。因此批評起來才這麼毒舌。正是因為「懂行」，他才會辨識出楊千鶴的才氣、不自覺受到吸引吧。

　　正當我們以為「文藝青年」就足以概括N這個人時，會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

　　N在慶應的恩師來臺灣，這對戀人帶N的恩師同遊陽明山。在對話間，楊千鶴這才知道，原來N的父親是日本貴族院議員。

　　當時「貴族院」議員多半是皇族、華族一類社會名流。換言之，N的家世十分華麗。毒舌又有想法的文藝青年N，完完全全是個大少爺。

　　（這時真想讓人吐槽，要不是日治時代，誰可以隨便撿到日本議員的兒子來談戀愛啦！）

　　楊千鶴這才想到，難怪N會提到「逗子的別墅」。正是因為N的家世非比尋常，才能在東京近郊的逗子有別墅吧。

　　那次出遊，恩師對這對情侶說：「你倆不妨《陳夫人》的反方向走。」

　　兩人故意裝傻，其實都聽懂了。《陳夫人》是由日本作家庄司總一所寫的小說，講述「日本女性嫁給臺灣男性」的故事。《陳夫人》的反面，指的自然是臺灣女性與日本男性的結合了。

　　N有公子哥的脾性。N總是嫌外頭的咖啡難喝，發牢騷說：「真想請你喝我煮的咖啡。」於是楊千鶴來到了N的住處，第一次看到了咖啡煮沸器。（當時有辦法在家裡放咖啡煮沸器的，一定不是普通人⋯⋯）

　　若說現今的文青標準配備是咖啡跟單眼，1940年代的N，完全符合2019年的條件。他不只有咖啡煮沸器，他還有德國製的萊卡相機。萊卡相機可比今日單眼高級許多，畢竟那可是1941年，是一個大家拍照都要上照相館、請攝影師的年代，沒有幾個人能帶著相機趴趴走。而且當所有人的照片都是死板的證件照時，有一兩張用萊卡相機拍的旅遊照，就是特別不一樣。N很懂得捕捉這種心理，出遊時他為楊千鶴拍了幾張照片，洗出來給她。楊千鶴望著照片，她一向自認不上相，沒想到N拍起來的她，卻是這麼好看。

　　有一天，N很著急地打電話來，要楊千鶴去臺北車站見他。原來是因為他有急事，要南下離開臺灣，托楊千鶴買羊羹寄給他東京的家人。N一直都會買羊羹寄到東京，因為東京缺糖。楊千鶴答應了，同時婉拒了他給的買羊羹的錢，依約幫他寄去。她感受著N的心意：N其實是藉著寄羊羹的事由，好在離臺之前見她一面吧。

　　在那之後，N就在報社中消失了好幾天，楊千鶴心情一直很忐忑，同事們雖然沒有說，但都知道她的不安。這段期間，國際情勢緊迫。這是1941年，當年十二月，日軍偷襲珍珠港、日本對美國宣戰。然而報紙在那之前，就已經出現許多與戰事相關的新聞。包括馬尼拉的七百名日本僑胞被軍艦載回的消息。

　　這則新聞出現在《臺灣日日新報》的頭版。那是一則獨家報導，訪問了撤離的僑胞，寫下了他們惶恐不安的心境。報導一側附上了特派員的名字與照片，正是N。

　　由於我實在對N太好奇了。我找了1941年的《臺灣日日新報》，發現11月17日到11月22日的這段時間裡，果然有一系列「比島引揚」（比島即是菲律賓）的報導。這一系列報導都出現在頭版，符合楊千鶴的描述。其中幾篇也確實附上了記者的照片。帶著眼鏡的文靜模樣，看起來確實像是楊千鶴眼中的N。

　　特派員的名字叫做「那須」。那須的日文Nasu，正是以N開頭。

　　N之所以會匆匆出差，是因為作為接到密令撰寫特別報導。可見日本政府早就為開戰做好準備。果不其然，宣戰以後，日軍便迅速進攻各地。這時N早該回來了，卻遲遲沒有消息，過了一段時間，才帶了馬尼拉的麻紗手帕送給楊千鶴。楊千鶴想起送手帕有「離別」的寓意，雖然不願意去意識到，但是結局，依然符合了手帕的預言。

　　N回來後隨即被調到高雄。楊千鶴和另一名同事，一起去幫N搬家。在N的家裡，兩人發現了一封沒有被裝在信紙的信，還有一張照片。那是一個女人的來信，照片上的女人看起來略為成熟，N與她的信，簡短而親密。

　　N發現楊千鶴看到後，只好解釋：那名女性就是他的初戀情人，並且，兩人已經訂婚了。

　　楊千鶴承受不住，奪門而出、跳上公車。N也追了上來，公車駛過楊千鶴家，兩人都沒有下車。公車一路駛到了他們共同看過世紀日蝕的河畔。下車後，N繼續解釋，初戀情人與他訂婚之後，又去應徵電影演員，他受到打擊，才來到臺灣。因此來到臺灣之後，也沒有進過電影院。但N的初戀情人在電影界不得志，所以又決定與N結婚，N的家長也同意了。

　　楊千鶴想到那女人的信上寫著「感謝送來羊羹」，那是楊千鶴當初寄去的羊羹。透過N的父母，被轉到了那女人手上。

　　因此，就是因為N訂婚了，所以從馬尼拉回來之後，才遲遲不聯絡楊千鶴。N道歉說他不應該隱瞞訂婚的事，但也說自己受到楊千鶴的純真與才氣所吸引，但直到楊千鶴奪門而出的那一瞬間，他才發現到楊千鶴對他的愛竟如此深厚。楊千鶴也是直到這一刻才意識到，原來她已經對N投注了這麼多的感情。平時她總裝作不在乎，既成功欺騙了N，也騙過了自己。但是突如其來的衝擊，使楊千鶴失去了冷靜與矜持，使她再也無法隱瞞。

　　那是唯一一次出格。此後N幾乎與楊千鶴斷絕了往來。只有一次，N亂入了楊千鶴的家族聚會，與楊千鶴的家人，在山上拍了一張照片。那是楊千鶴唯一有的一張N的照片，因為那張照片，讓她知道，與N的戀愛並非一場幻夢。

　　N離開臺北之前，約楊千鶴在高級餐廳碰面。N難得地穿了黑色大衣，還原了他的公子哥氣質。N說因為入不敷出，這件大衣常在當舖裡，直到離臺才去贖回來。N靦腆地說，其實萊卡相機也常常在當舖裡。由於出生於富裕之家，N絕不去便宜的大眾食堂，才如此窘迫。N說明了他突然被調到高雄的原因。因為N與楊千鶴的事情已經傳開，長官問起N有何打算，N說他已有未婚妻，長官才把他調到高雄。

　　N回到東京之後，還會寄信來。楊千鶴想到要是讓N的未婚妻看到她的潦草字跡，她必定不甘心，因此沒有回信。N依然寄信來，想與楊千鶴談論文學，只是N對楊千鶴來說已成了痛苦的來源，她無法做成N的文友。兩人的聯絡遂這麼斷了。

　　「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里，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這是張愛玲的句子。楊千鶴說的是，「在無限時空中的一點、一剎那中，偶然與他相遇。然後又在剎那之間，非做永恆之別不可。」幸好的是，楊千鶴和N，並非如張愛玲所寫的「那也沒有別的話可說」，兩人說了無盡的話，一同看了一生一次的日蝕。即便兩人最終沒有在一起，楊千鶴仍惦記一生，無論相遇與分別，都在她心中發酵成永恆。

楊千鶴（1921－2011），臺北市人，1941年成為《臺灣日日新報》首位女記者，也是臺灣史上第一位女記者。楊千鶴自認是個愛看書、求自己內心充實，對「真」「誠」執著的人。她以日文寫作，見解犀利，能以寬闊的視野剖析與論述古今文壇，2000年又將以往作品集結出版《花開時節》，被認為是日治時期唯一描寫受高等教育的臺灣女性在青春期的思想、精神風貌的小說。

謝宜安　一九九二年生，鹿港人。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成員，會用另一個筆名「長安」活動。出版《特搜！臺灣都市傳說》，分析臺灣一九九〇年代以降的傳說與記憶。著迷於美麗的傳說與美麗的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