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爭文化經濟學：團結 (solidarity)、杯葛運動與全球連結

近期學到巴勒斯坦抵抗以色列的經驗，令人反思到抗爭的另一些可能性，或許會對各位同道帶來一些啟發。如有錯誤之處，熟悉這方面的同道不妨賜教指正，不勝感激。

巴勒斯坦抵抗以色列粗暴統治已有數以十年計的歷史，期間可說是用盡所有我們能想像得到的方法 — — 暴力也好、非暴力也好，可惜尚未爭取到巴勒斯坦人應有的人權及生存空間。但巴勒斯坦人並無放棄，經過多種抗爭方式的試驗和失敗，他們選擇堅持以杯葛形式制裁以色列（抵制、撤資、制裁 BDS運動），亦成功引起國際社會、藝人、運動員等名人關注。那麼，巴勒斯坦是怎樣吸納民間社會的支持，繼而連結全球，對壓迫者施壓呢？

巴勒斯坦人向國際社會清晰地表達，以色列正在剝削巴勒斯坦人生而為人的基本權利，而政府、學府、商家如何跟以色列互相勾結，令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他們被迫離開自己的土地，長居朝不保夕的難民營中。而無法離開、被以色列囚禁在高牆以內的巴勒斯坦人，則淪為「賤民」，連生活的基本需要如水和食物都不受保障。他們的年輕人沒有未來，衣食住行都受到以色列的監控。

巴勒斯坦人讓國際社會明白到他們真實的生活面貌，並非一個個碎片化的暴力、慘痛畫面，從而令人產生情感連繫和共鳴。巴勒斯坦人要求的僅僅是基本生活權利及尊嚴，而不是以色列所宣傳的喪心病狂的暴徒、恐怖份子。只要世界上仍然存在暴政，人們便會繼續受壓迫、殘害。

巴勒斯坦的宣傳下，成功引來國際社會關注，經濟、旅遊、文化、運動等界別紛紛響應抵制以色列。例如2018年舉行世界盃足球賽時，阿根廷隊便取消到以色列作賽，拒絕為以色列作政治宣傳。2019年，以色列成為歐洲歌唱大賽的東道主，關注巴勒斯坦人權的名人亦呼籲抵制賽事。巴勒斯坦的經驗反映，連結民間網絡，由當地名人、民眾發起抵制以色列的運動，是遊說國際領袖以外的重要一著。畢竟領袖都有轉換姿態或下台的一天，大選結果未必可以預期，唯有連結民間社會，方可走得更久。至於甚麼驅使這些名人敢於表達意見，為巴勒斯坦人權發聲，是我們需要思考和改進的方向。

時至今日，杯葛運動成為巴勒斯坦人抵抗以色列的主流方向，自然經歷過許多嘗試和失敗。雖說每個地區、每個民族都有其獨有的挑戰和處境，無法直接複製別人的運動模式，但巴勒斯坦能夠連結及團結內部，找到共同着力的方向，是值得反思與學習的。即使政治是一種永恆的鬥爭，但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際，團結一致總比互相鬥爭來得要緊。

連結及團結自我之餘，巴勒斯坦的經驗也令人反思到連結世界的重要性。不少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固然叫人痛心，但他們並無因此忘記仍在水深火熱中的族人，而是積極地在各國發起支援巴勒斯坦、杯葛以色列的運動，建立全球連網。因為只有走向世界，才能把聲音傳播開去、延續下去。

聯想到近期的BLM運動，即使運動發展上不乏缺憾，亦沒有「完美的抗爭者/受害者」，卻吸引到社會各界及一眾名人爭先恐後表明立場。除了對人權、平等、尊重等價值的支持，是否有其他誘因吸引大眾為平權發聲？論國力，以色列、美國都是具強勁軍事、科技力量的國家。論言論自由，或許美國對異見的容忍度較高，但以色列卻有法例嚴禁批評政府、禁止杯葛運動。論消費力（錢真香），親高牆一方的消費力不見得特別低，親雞蛋一方的消費力又不見得特別高。由此，我推想到社會各界為平權運動發聲的誘因是：

要求名人有社會觸覺、左翼價值是這個時代的潮流。就像企業負上社會責任，有助換來更好形象及更多支持一樣，名人都需要負上社會責任，維護及美化個人形象。由於牽涉眾多利益，名人和企業大多先觀望社會風向，才會作出呼籲或回應。至於如何引領社會風向，自然又回到如何講好故事的問題上。要建立抗爭者的品牌，營造較正面、良知的形象，宣揚人權、平等、尊重、民主等價值面向，讓支持者感覺良好 (feel good)、人生有意義和深度，猶如懂得欣賞和支持某些藝術家一樣。（有關抗爭與藝術的關係，可參考此文）

只要名人評估過支持雞蛋的利大於支持高牆的利，或支持雞蛋的風險少於支持高牆的風險，自然就會表態歸邊。因此，除了加強好處外，亦可嘗試從減輕風險上入手。輿論壓力其實也是一種風險。有時名人害怕表態，甚至害怕履行基本公民責任如投票，原因是避免惡意揣測及攻擊，未必只為迎合特定市場（譬如本來就進不了、或不進軍特定市場）。沒有人喜歡受到惡意攻擊，惡意攻擊者也難以用理性說服。但諷刺、矮化、用真相反駁惡評，顯示惡意攻擊者不學無術的真面目，不失為控制風險的一種做法。

連結名人和企業，讓他們發揮影響力，引起粉絲關注，是其中一個連結國際民間社會的方法。另一方面，建立民間社會的情感連繫和共鳴，是BLM運動可以壯大的原因之一。絕大多數人或其親密他者，都有受壓迫的經驗或歷史記憶，上至種族滅絕或政治迫害，下至職場不公或家庭暴力，受強權壓迫是一種共同經歷。只要能夠增強情感記憶的連繫，指出威脅就在眼前（如5G爭奪戰、政界的滲透等），減低距離感，自然就能吸引民間社會的關注與投入。

除此之外，國際領袖的態度亦有很大影響。當國際領袖持續姑息某些極權國家，跟這些泯滅人性的國家元首搭肩擁抱，一般對政經社會敏感度較低的人們，並不會察覺到極權國家的凶險之處。正如二次世界大戰時，英法為首的大國領袖一再姑息納粹的侵佔行為，最終釀成不能逆轉的人道、環境災難，亦讓各國發展出可以毀滅地球的武器。國際社會需要明白威脅已是迫在眉梢，縱容極權的惡果，終將覆滅自身。

最後，想到了今年電影金像獎的預告對白，以此作结：

「如果我們已經很努力，這個世界還是沒有變更好，怎麼辦？」

「只要還活著，就會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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