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受害者樣貌」跟「檢討受害者」不一樣，前者是客觀的，後者是用客觀的資料做主觀的判斷。
在最近那篇引起爭議的文章《她被性侵的原因》裡頭，作者聲稱「女性受臨時起意性攻擊的比率跟衣著暴露程度有關」，當然，他提不出任何數據作為佐證，但我們退萬步言，假設這個論點是真的，那能不能得出「女生衣服不要亂穿」這種結論？我認為這是一種錯誤的解讀。所謂的錯誤，意思是指他的解讀方式只會導致弱勢變得更加弱勢。
《她被性侵的原因》上
《她被性侵的原因》下
舉個例子：前一陣子澳洲前總理曾拿出犯罪統計數據，證明澳洲原住民入獄率高於其他族裔，有著較高犯罪率。
這是客觀的數據，但對我來說，是非判斷的原則在於你如何使用這個數據。如果你拿來說明原住民被侵佔的歷史或是受到的歧視，進而爭取更好的福利政策或轉型正義，這樣的行為絕對是值得稱許的；但是，如果你是拿來落井下石，增加弱勢族群的負面刻板印象，給予他們更大的壓迫，那無論背後有沒有數據支持，這個使弱勢更加弱勢的行為本身都應該受到譴責。
把女性受性侵的原因歸咎到女性本身的衣著、個性或舉動也是一樣，把這個觀察拿來研究為何我們的文化不懂得尊重特定類型的女性，與把責任歸給被害人、進而壓縮女性的權利是完全不同的。許多研究都指出，性犯罪的比率首先關乎於這個文化對女性的尊重程度，不去處理權力關係中的壓迫者，反而希望透過改造被害人來解決問題，這種方法永遠不會是合理的處置，況且，在一個連女性衣著自主權都無法被尊重的社會，性犯罪只會更加猖獗。
1979年伊朗發生的伊斯蘭革命就是最好的例子，短短幾年間，同一地區的女性從偏向西方、開放的穿著，變成了傳統的伊斯蘭保守服飾，但至今，伊朗仍是女性最危險的國家之一。同樣的，在路透社的調查中，全球女性最危險的國家是印度，其首都新德里更被冠上了「強暴之都」的惡名，這顯然也不是因為印度女性的穿著暴露。
1971年伊朗德黑蘭大學學生的穿著
同樣的，權力關係也展現在父親、丈夫或男友身上，使他們成了性侵兩造關係中最常見的加害人，在性侵害被害人創傷復原中心的調查中，性侵兩造關係前兩名分別是「父親／手足」（32.4%）、「權威／長輩」（20.6%），在衛福部的調查中，最可能的加害者是「男女朋友」或「普通朋友」，諷刺的是，這篇文章中還提到「家中有一個人的話你必須要聽，因為他是最理解動物的人：父親。」
至於作者聲稱的「受臨時起意性攻擊」，在近10年統計中，被陌生人侵犯的比例是6.5％，還低於被直系親屬侵犯的機率，更荒謬的是，在作者的故事裡，加害者必須先買藥才能下藥迷暈受害人，這稱得上是臨時起意嗎？從犯人買藥決定犯案的那一刻起，這世上可能就注定多了一個受害者，被害人穿再多的衣服也不會減少性犯罪的總數量，唯有減少加害人才可以。
不可諱言，人都有著「動物性」，但文明發展的方向是順應著理性而非動物性，研究受害者樣貌進而降低犯罪者出現的機率，這是理性，但檢討受害人只是我們的動物性本能，因為認定受害者具有某些特質會讓我們產生一種虛假的安全感，認定這樣的事情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這反而會降低我們做出正確判斷或降低傷害的可能性。
上面這段文字就寫在我心理學課本的第一章，但許多自認洞悉社會心理的人，至今仍在用錯誤的歸因產生錯誤的結論。繼續檢討受害者對社會沒有多大幫助，因為犯罪永遠是加害者主動，不是被害者主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