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盪：國家如何化解危局、成功轉型？》讀後心得：在鐘擺的動態中，找尋未來的方向

危機?你個人曾經面臨過什麼樣的危機嗎?失業、離婚、沒考上好的大學或重病?作者以自己為例，用心理學12種分析個人面對危機的方法，類比去定義了國家面對危機的12種方法(如圖一)，並針對七個國家(芬蘭、日本、智利、印尼、德國、澳洲、美國)在近代面臨不同危機型態作為例子對照比較。或許有其他讀者會更聚焦於這12種分析的方法，然筆者所見或正如書名的"動盪"，以筆者淺薄的眼光來看，這些歷程更似左右擺盪下追尋未來的一種過程，當極於向某一邊偏擺時，下一次迴盪的力道將更大，更具毀滅性，而經過一次、兩次的動盪傷害後，人們記取教訓隨之進化，將會用修正的方式，以偏擺較小的方式，來回修正，使社會漸漸達到一個平衡，也走出了屬於這個國家獨特的方向。

面對生死交關的危機，該如何處理呢？常常在最緊迫的時間點，要直接改變結構性的根本問題，只會加速組織的敗亡，而先承認目前無法處理根本問題，以能生存下來為要，即便斷臂求生、委屈求全，也要爭取更多緩衝的時間，讓時間成為一種資源，有機會累積足夠實力，再來面對根本的問題，或許是一種生存之道。

芬蘭在二戰初期，一方面抵拒東面國土接壤的蘇聯，二方面保持與納粹德國半友好的關係牽制蘇聯，並與英法等同盟國保持關係。這樣當時人口僅三百餘萬人的小國，在蘇聯擴張主義以數倍軍力及大量現代化機械裝甲的大軍壓境之下，以靈活的戰術加上強大的國家認同，有效的將蘇軍拖垮，雖然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但也贏得了冬日戰爭後存續主權的機會。芬蘭在冬日戰爭清楚地意識到西方盟邦不可靠的殘酷事實，要在兩強之間生存，就必須創造自己被需要的地位，在巴錫基維與凱柯寧兩位總理的帶領下，除了軍事上讓蘇聯意識到侵略芬蘭的代價極高進而放棄外，芬蘭一改1930年代對蘇聯的忽視及排斥，轉而與蘇聯達成一種合作的關係，讓自己變成蘇聯與西方世界的窗口，唯一要犧牲的是部分經濟上的自由與限制國內對蘇聯不利言論，以取得蘇聯對芬蘭的信任，才有機會保持獨立主權。這樣35年的妥協，雖然遭到西方國家的蔑視，但卻創造了芬蘭有機會投資更多資源於教育及研發支出上，讓全體國民的素質大幅提升，創造出極高產出的勞動力，僅半世紀的時間，從原本落後的第一產業國家，轉型為世界前段富裕且均衡的工業強國，並且在蘇聯解體後，重回真正民主自由的國度，外交上仍保持中立的角色，不參與西方世界的北約組織，形成鮮明的獨立格局。

1968年西德爆發學運，年輕世代的學生，並未經歷過納粹德國與二戰，但卻對強烈保守主義與資本主義感到厭煩。這樣社會的衝擊下，隔年大選布蘭特領導的社民黨成為第一大黨，終結了20年的西德右派拒共產世界的保守主義，開啟與社會主義國家關係正常化的契機，並與東德互相承認。雖然布蘭特受到國內反共勢力極大的壓力，但民意如鐘擺一般往左擺動，社民黨以些微差距取得了西德選民的支持，開啟了東/西德雙方的交流往來。經過21年雙方互信與交流，原本的鐵幕也不再如此封閉，雙方人民的了解程度也有所提高，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柏林圍牆也就這麼被推倒了，兩德也終究實現了統一。相較於芬蘭面對的是急迫的生存危機，德國(西德)歷經兩代人的危機，終究在有智慧的妥協下，放棄了原有的對抗與基本信念的分歧，選擇了接觸與互信，讓西德有機會實現統一，並奠定了日後歐盟的雛形。

面對危機及解決危機之前，必須先意識到自己處於危機之中。如果組織內部無法接受多元的聲音，無法讓危機的感覺傳遞給其他人，讓群體盡早意識到危機，當越無視於危機，方向越偏頗時，就很有可能從內部爆發革命或由外部戰爭介入，來修正這個狀態。其中從日本近代發展的軌跡，就有許多可看之處。

危機感的意識，有源於內部的壓力，也有源於外部的刺激。1839-1842年的中英鴉片戰爭，讓當時的幕府當局及旗下的大名震撼不已。然而，當時幕府當局（代理人）、各地大名（軍閥）及如傀儡般的天皇（元首）呈現分裂對抗局面，並沒有一致的信念。1853年黑船來襲後，幕府受制於外國勢力，簽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但實際上卻陽奉陰違，反有意無意助長壤夷派義和團式的對外國人或親外派人士的暗殺行動。直到英國及歐洲聯軍兩次對兩大名長州藩及薩摩藩的殘酷報復，才讓日本共同意識到外部真正的危機，進而擱置內部仇恨，兩大世仇大名聯合發動了政變，使大政奉還給明治天皇，現代日本國家的雛形才真正形成。

1853年至1868年的十數年中，日本不論幕府或大名，皆模仿與學習西方，在既有蘭學基礎下，有計劃向西方學習，但全體仍未意識到需要結構變革及消弭內部鬥爭的危機。1868年明治天皇在年僅16歲下繼任，並在倒幕派的支持與主流意識趨同，配合利益結構與權力結構巧妙的轉移下，完成了真正的統一。在頂層權力結構確立後，依序從軍事、財政與經濟、教育、法律，最後確立的新憲法進行改革，藉派出大量的知識分子到英、法、德、美學習及考察，找出當時最適合日本的模式，在不同領域做不同的標竿學習。改革一方面保留傳統，二方面以「發明傳統」的方式，降低反對的情緒來進行改變。明治內閣先承認初期實力無法與西方列強抗衡的危機，忍耐屈辱不平等的條約。經過一連串先從表面的強兵到根本結構的立憲，日本終於在19世紀末期，無論從軍事實力到三權分立的現代國家樣貌，皆得到西方列強基本的認可而給予平等對待的地位，進而陸續洗刷了近半世紀的不平等條約。

明治維新末期，日本併吞琉球，並陸續在甲午戰爭及日俄戰爭上取得勝利，成為脫亞入歐的帝國主義列強之一。一戰結束到二戰開啟間的20年承平時期，日本內部陸軍與海軍的發展有了截然不同的方向，陸軍雖然早期師承德國，但後期主要是以國內士官學校養成為主，而海軍則是派出大量的人才到海外留學或擔任駐外武官。由於養成方式的不同，因此兩者在日後是否對英美為主的同盟國開戰有極大的意見分歧。另一方面從倒幕到二戰，日本從後追趕到成為列強，並享受了20年的承平時期，已超過兩代人(逾70年)，集體對於之前危機的感受也日漸模糊，加上陸軍在國內政治上取得優勢，對於美國在基礎工業上的強大視而不見，並藉著各種的手段壓制海軍，導致國家的鐘擺往極端的方向擺動，讓全體面臨極大的危機卻無法停止，最終就在美國兩顆原子彈下，為軍國主義畫下句點。

從作者所提到的歷史，可以看到人類的進步，每次大危機如二戰、冷戰後，對抗的終止讓原本極端的鐘擺往另一個方向修正，隨著時間的推移，人類的群體記憶會逐漸模糊，又會再次擺盪回去，如果社會是一種開放的制度，允許其他聲音的出現，下一次的修正或許可以記取之前的錯誤，在修正的過程中，逐漸找到屬於自己獨特的道路。如果從系統思考的角度來看，「結構影響行為」，這讓筆者回想起過往的經驗，為何許多企業組織治理會在明的結構上刻意設計權力分配的制度，故意非一條鞭看似不穩定的分配。而許多領導人在組織內部，無論接班人培養、內部隱形權力的分配或對某些人刻意表露喜惡等，都是刻意創造某種隱性的不穩定結構，讓組織時常有動盪或內部鬥爭的感覺。這種常保內部可接受的動盪，或許在面對外部更大衝擊時，可以避免組織因決策缺乏多元性，而誤判形勢的機會，能保有一線生機或甚至趁勢超越對手。

無論國家、企業或是個人，如《反脆弱》的概念，在面對這個變化劇烈的外部環境，還在追求一層不變的安穩，看似很安全，卻是存在相當的脆弱性。而看似混亂及動盪的不穩定，或許才是最有反脆弱的特質，也較容易生存下來。

本書尚有許多分析國家面對危機的模式，都十分值得作為學習的典範，筆者功力尚淺，僅就動盪的部分略疏己見，有興趣的讀者推薦細讀此Jared Diamond的大師之作。

1.Jared Diamond, 動盪：國家如何化解危局、成功轉型？,2019(繁中版)
2.Daron Acemoglu、James A. Robinson,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2013(繁中版)
3. Nassim Nicholas Taleb, 反脆弱：脆弱的反義詞不是堅強，是反脆弱,2013(繁中版)
4.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自傳：改造日本的啟蒙大師. 1899(日文版)/2011(繁中版)
5. Niccolo Machiavelli, 君主論,1532(原版)/2012(繁中版,呂健忠.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