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大家都站在自己的利益上，做出最符合當下的行動。每位領導者都在依照當時情勢，判斷盟友跟敵人的反應，然後進行下一步盤算。沒人是笨蛋，每個人都是精英，設想的都很周到，但悲劇就是這樣發生了。
這裡有很多歷史的如果。
假設刺殺不成功，塞爾維亞會受到極大的責難，但不會開戰，反倒極端民族份子可能就被國內反對派翻掉。人只要沒事，依照斐迪南的溫和合併政策來看，事後奧匈帝國的反應將不會這麼大，更可能讓塞爾維亞失去立足點，且俄國也很難找到袒護的理由。
就算刺殺成功，但時間點只要不是1914，狀況都還不會這麼糟糕。在波士尼亞尚未被完全納入奧匈帝國前，帝國對塞爾維亞的要求，有可能會滿足於波士尼亞的合併被條約承認，塞國附加賠款與懲戒兇手做結。至少奧國不會以波士尼亞為基礎，對塞國提出更苛刻的條件。
若在1914後，波士尼亞的穩定成為事實，塞爾維亞對波士尼亞的要求就欠缺正當性，得不到背後俄國的公開，且奧地利皇權提高後分裂危機下降，俄國不敢冒進。沒有這些支持，塞爾維亞很有可能在各國的壓迫中，吞下奧國提出的最後通牒。
歷史沒有如果，但可以提供我們無限的想像。
面對堆積起來的大勢，逆勢抵抗不如順勢引流
現實就是，奧匈帝國在大戰前，不停的在往巴爾幹堆積「勢」，無論好的或壞的。但趨向會不會無法改變？是否如宿命論般，刺殺與否都會引發大戰？絕對不會。只要差那一點點，事情很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樣的變化。
因為客觀上的實力就擺在那，塞爾維亞對上奧匈帝國，加上背後必定捅一刀的保加利亞王國，實力差不只兩三倍。考慮到貿然開戰必敗無疑，換你是當時塞爾維亞高層，也絕對要避開戰爭危機。沒有塞拉耶佛事件，塞爾維亞可能在被三面夾擊下，慢慢喪失對抗的力量，失去大塞爾維亞的野心。
所以，這不就證明，塞拉耶佛必定要發生，不然塞國連賭的機會都沒？
並非如此，這是歷史的後見之明。塞國裡頭也不是人人都民族主義者，就算親俄也不可能期待開戰後，俄國無論如何都會介入，更不要說是塞國挑起的事端。打仗死的是自己，換我們是當事人，有無那種勇氣很難講。
在奧匈帝國累積勢能之處，該國人民要做的不見得是抵抗，去引導這個勢的走向，產生對我方好的趨向，往往是更有利的。
別當理由伯講些風涼屁話，大勢所趨沒這回事
1914年其實最大的危機不是塞拉耶佛，那時候沒人想到會有刺殺事件，歐洲擔憂的是德皇威廉的擴張。若採用交好匈牙利人，讓匈牙利人更加反彈斐迪南大公，等到皇帝法蘭茲死後，內部矛盾激化出現分裂，塞爾維亞不見得沒有機會。或等到其他地方發生大戰，再選邊站獲得戰利品，都不見得更差。
在塞拉耶佛刺殺王儲，只會讓這股龐大的勢流向塞國。事後也證明，即便塞爾維亞激烈抵抗，開戰一年後，還是被奧匈帝國與保加利亞聯合滅掉，再過一年盟友蒙特內哥羅王國也被打下。
我們百年後要找理由寫故事，說這都是巴爾幹大趨勢下不可逆的部分太簡單了。活著的人要替現在的美好與痛苦找藉口，多的是理由可找。但就當時的人來說，可曾想過結局是如此？被戰火摧殘的家園，死傷無數的同胞，塞爾維亞民族主義份子在刺殺王儲時，心中所想的絕對不是這樣。
如果我們要為了現在找理由，刻意去找尋山川地理上不可逆轉的流水跡象，那就是廢話。誰不知道水往低處流？我們在某個點堆積能量上去，誰不曉得一不小心就是失去平衡，爆裂的能量將傾洩而下？
事後找痕跡去解釋都不難，但人是活在當下的。
你可以挖渠引水，也可以堆土擋水，高聳的堤防起於河岸土堆，灌溉網路也始於小水溝。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的道理，古今中外皆然。
重點一直都在於，我們找了誰去做，又是誰去推動、誰來阻擋。
因勢利導，台灣才能走在風尖浪頭上不被淹沒
累積國家的實力，在於每塊農田、每座工廠、每間學校，經營的每個人都要努力，才會有整體國力的成長。有了法律與秩序的保護，我們的孩子才能在這塊土地上生活，我們才會看到一個希望。
如果塞爾維亞整軍經武，到了奧匈帝國無法輕易吃下的地步，那麼需要依靠刺殺來改變流向嗎？
更不要說，哈布斯堡的黃昏在皇帝法蘭茲這代，若不是他本人勤儉踏實，而是奢華暴虐的昏君，大戰早就爆發。帝國會因為人民離心離德早就分裂，被周邊強權分而食之。奧匈帝國可以多保持幾十年的存在，人民沒有遭到戰火洗禮，國家依然可以發展，雖然遇到許多小風險，但總沒有大危機，還是仰賴每個時代都有曾力挽狂瀾之人。
我們只看趨向，走到宿命論，很容易忽略數十年的和平，價值遠遠高過幾個月的戰亂。
我們每個人只能替自己負責，一群願意對自己負責的人創造了一個安穩的時代，直到另一群人認為，一切都是宿命，跟自己無關，將責任丟棄乾淨，時代才會又再次走向暴亂。
安倍前首相被刺殺，時代會不會就此改變？很難。勢已經被他堆到一個地方、一個高點。
至於，後面的人把這股能量引導到哪去，沒有必然、只有果然。
台灣應該要努力讓自己成為引導的角色，而非大勢開始流動後，才哭喊自己沒搭上車，或是被淹沒。
刺殺者以為他可以改變一個時代，但真正改變的只有自己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