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嚴選

Hartmut Rosa《新異化的誕生：社會加速批判理論大綱》書摘

　　本書為《加速：現代社會中時間結構的改變》的精簡本，藍江指出Rosa將這本通俗版的「社會加速批判理論」命名為：《加速與異化：晚期現代時間的批判理論》（Beschleunigung und Entfremdung: Entwurf einer kritischen Theorie spätmoderner Zeitlichkeit），有趣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引進這本書的時候，將這本書的中文版書名改為《新異化的誕生：社會加速批判理論大綱》，感覺這個中文標題，更切近Rosa在書中想表達的東西。

何謂社會加速

　　顯然的，並沒有一個單一、普世的加速模式提升了所有事物的速度。相反的，許多事物是減速的，比如塞車情況下的交通。同時還有其他一些事物，頑強地反抗加速，比如感冒病毒就不會希望身體加快康復的速度。不過，的確有許多社會現象是適用於加速概念的。運動員想要跑得更快、遊得更快，速食，快速約會，小睡養神，似乎都證明了我們一心想提升日常行動的步調的速度。電腦的運算速度越來越快，運輸與傳播溝通相比於一個世紀以前只需要很少的時間，人們的睡眠似乎越來越少。甚至，我們同一層公寓的隔壁也越來越常搬進搬出新的鄰居。

　　當我們更加切近地觀察這一連串的現象時，就會發現，我們顯然可以區分出三個在分析上以及在經驗上都相當不同的範疇，亦即科技加速、社會變遷加速和生活步調加速。

　　科技加速首先，最明顯、也是最能夠測量的加速形式，就是關於運輸、傳播溝通與生產的目標導向（zielgerichtet）過程的有意的速度提升，這可以定義為科技加速。更有甚者，意圖提升運作速度的新的組織管理形式，也因為它是一種根據目標導向而有意的加速，所以同樣可以視作此處所定義的科技加速的一個例子。雖然這些過程的平均速度（比起最大化的速度，平均速度對於分析加速造成的社會衝擊來說更為重要）不一定都容易測量，但這個範疇當中的加速趨勢卻是無可否認的。所以，有學者用一個自己創造的尺規，說傳播溝通的速度已增加到他尺規上的107，個人運輸的速度增加到102，資料運算的速度增加到1010。

　　這個加速面向，顯然就是維希留（Paul Virilio）的「競速學」（dromologie）理論的核心。維希留的競速學認為加速的歷史是一個從運輸革命、傳播輸送，最後再到生物科技所描繪的即將可能出現的「移植」過程。科技加速對社會現實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尤其是，這完全改變了社會的「時空體制」，也就是說，改變了社會生活的空間和時間的知覺與組織。於是，原本人類知覺因為受我們的知覺器官和受地球重力的影響，通常可以馬上區分出上、下，前、後，而不是早先、稍晚，但人類知覺裡空間優先於時間的「自然的」（亦即人類學的）優先性，似乎已被翻轉了。在全球化與時空扭曲的互聯網時代，時間越來越被認為壓縮了，或甚至消弭了空間。空間似乎可以說被運輸和傳播溝通的速度給縮小了。於是，若用時間來衡量比如從倫敦到紐約的距離，從船隻航行的前工業時代到噴氣飛機的時代，空間萎縮到了原本大小的60分之一，也就是從花費三周變成只需要八小時。

　　此過程當中，就許多方面來說，空間在晚期現代世界失去了它的重要性。運作與發展不再定位於某處，並且實際的地點，像是旅館、銀行、大學，越來越變成一種「非地點」（non-lieux），亦即一種沒有歷史、特殊性或關聯性的地方。

　　可以被歸類為社會本身的加速。也即變遷的速率本身改變了，使得態度和價值，時尚和生活風格，社會關係與義務，團體、階級、環境、社會語彙、實踐與慣習（habitus）的形式，都在以持續增加的速率發生改變。這也讓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認為，社會世界不再能夠以符號的形態固定坐落在地圖上，而是變成由閃爍的液晶螢幕所再現的文化流，只能點狀地結晶化成“種族景觀、科技景觀、金融景觀、媒體景觀和意識景觀”。

　　然而，「經驗性地測量社會變遷的速率」這件事還是個尚未解決的挑戰，因為社會學界對於變遷的重要指標為何，以及社會什麼時候的改變或變化實際構成了真正的、或「基礎性」的社會變遷，還沒有達成共識。因此我建議，為了形成一個系統性的社會加速的社會學，我們可以援用「當下時態的萎縮」（Gegenwartsschrumpfung）這個概念，當作經驗性地測量變遷速率的準繩。這是由哲學家呂柏（Hermann Lübbe）所提出的概念，他認為西方社會所體驗到的一種基於文化和社會創新率的加速，造成了「當下」這個時態不斷地萎縮得越來越短暫（Lübbe, 1998）。他的判斷標準，簡單且有啟發性：對呂柏來說，過去意指不再存在/不再有效，未來則意指還沒存在/還沒有效。而當下，是經驗範圍和期待範圍正重疊發生的時間區間。只有在這段相對穩定的時間區間當中，我們才能描繪我們過去的經驗，以此來引導我們的行動，並且從過去的結論推導未來。換句話說，加速可以定義為經驗與期待的可信賴度的衰退速率不斷增加，同時被界定為「當下」的時間區間不斷在萎縮。現在，顯然的，我們可以把這套關於穩定性與變遷的判斷標準，用於社會制度和文化制度，以及所有類型的實踐：政治、職業、科技、美學、規範方面和科學或認知方面，以及文化方面或結構方面。

　　也許社會加速最緊迫與最驚人的方面，就是現代社會那種壯觀且廣泛散佈的「時間匱乏」。現代的社會行動者越來越感覺到自己的時間常流逝殆盡，他們極度缺乏時間。時間仿佛像是石油一般被消耗的原材料，越來越珍貴，所以其短缺越來越讓人感到恐慌。這種對時間的認知，是西方社會第三種加速類型的核心，但不論從邏輯來看還是從因果關係來看，都不是由前兩種加速所造成的。相反的，至少乍看之下，這種時間匱乏跟科技加速似乎是相矛盾的。這第三種範疇，是（社會）生活步調的加速。這種加速可以定義為，在一定時間單位當中行動事件量或體驗事件量的增加。也就是說，這是因為想要或覺得必須在更少的時間內做更多事。就這點來說，這是大部分對文化加速的討論以及要求減速的呼籲的核心焦點。

　　但是我們如何測量生活步調？就我看來，達此目標，有「主觀」和「客觀」兩種途徑，最好是結合兩者。主觀方面，生活速度（對比其自身）的加快，可能在個人的時間體驗上有可觀察到的效應：它會讓人們覺得時間很匱乏，覺得很忙碌，感受到緊迫與壓力。最典型的，就是人們會覺得時間比以前流逝得還要快，然後會抱怨“所有事情”都太快了；他們會擔心無法跟上社會生活的步調。從18世紀開始，這種抱怨就伴隨著現代性而出現。雖然這無法證明生活一直都如此高速，也無法確認說生活有速度可言，但這卻暗指了一種日益的加速。如我們所預料的，經驗研究指出西方社會的人們實際上的確感受到沉重的時間壓力，也的確會抱怨時間的匱乏。這種感覺似乎在這幾十年間不斷增加。這種說法還有一個很有說服力的地方，在於人們認為這種社會加速是由數位革命和全球化過程所造成的。

　　在「客觀」方面，生活速度的加速有兩種測量方式。第一種，是測量可界定出來的行動所耗費的時間區間或「單位」的縮短，比方測量吃飯、睡覺、散步、娛樂、家庭談心，等等。因為加速意指我們得在更短的時間內做更多的事。這方面，調查「人們如何運用時間」的研究具有高度重要性。而且事實上，許多研究已經提供了大量的證據。比如，有一種清楚的趨勢是，比起我們上一輩，我們吃飯吃得更快，睡得更少，更少跟家人談心。不過，對這種研究結果要小心，因為，首先，這種為期很長的時間運用研究的資料是非常有限的。其次，我們始終無法確認這些研究發現的真正重要性，因為我們總是會發現反例。最後，我們其實並不知道是什麼力量推動了這種可測量的加速。

　　第二種「客觀地」研究生活步調的加速方式，是去測量行動時間與體驗時間的「壓縮」，像是在一定時間段當中，通過減少休息或間隔時間，而做得更多或體驗到更多，以及/或是同時做更多事，比如同時下廚、看電視和打電話。當然，同時做很多事，就是今天常說的「多工」（multi-tasking）。　　

接下來Rosa補充社會加速的推動機制：

接下來Rosa提出減速的例子，以及說明為什麼談加速不談減速。而身為法蘭克福學派第四代的領軍人物，Rosa此時用批判來論述。功能批判是去同不化的病狀，規範批判揭露潛藏的社會時間規範，時間規範在這個時代具有一種類似於極權主義的性質，它滿足四種極權主義的判定標準：

倫理批判的基礎概念是美好或成功的生活，但此卻充滿了違背承諾的現代性，Rosa也對Marx的五種異化：勞動異化、與自己生產出來的產品異化、與自然異化、與他人異化、與自己的異化，提出新的再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