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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丁遠端操控美國大選?你所不知道的俄國網路研究局(IRA)——《民主的弱點》

2020/11/02閱讀時間約 11 分鐘
文:大衛.夏默(David Shimer)

連美國情報單位都忽略的秘密軍隊—俄國網路研究局

二○一四年六月間,兩位俄國平民雅莉珊卓・克里洛娃(Aleksandra Krylova)和安娜・波格契娃(Anna Bogacheva)抵達美國。兩人都攜帶了預付卡手機,用完門號即丟,也擬好緊急撤離計劃、帶上照相機,兩人在全美待了二十二天,旅行足跡遍及德州到加州再到紐約等九州。之後兩人返回俄國,並將旅途上所蒐集到的情資一一呈報上去。克里洛娃和波格契娃兩人不是一般的旅客。她們前往美國是肩負著情報任務而去:要為美國即將來到的大選,提供俄國秘密任務所需的基本情資。
克里洛娃和波格契娃受僱於網路研究局(Internet Research Agency),這是一家座落於聖彼得堡、專門進行資訊情報戰的中心。該局是由一名和普丁關係極好的俄國政界高層所成立,成立目的就是要在社群媒體上作宣傳攻勢。在克里洛娃和波格契娃前往美國之前,俄國網路研究局就已經先啟動了「翻譯者計劃」,以美國收視群為目標進行攻擊。該局的專家們會開設臉書專頁、推特帳號、Instagram上的偽裝帳號等等,再上傳各種生活近照,讓人以為是道地美國人的個人頁面。在二○一六年秋天以前,該局每個月的經費高達一百二十五萬美金,其翻譯者計劃更聘用了超過八十名專職的僱員。克里姆林宮官方這個單位,發展出檯面下的對美活動,而且是由俄國本地來直接發號施令。
位於聖彼得堡的俄國網路研究局(Internet Research Agency,IRA)
© Defense One
美國情報單位都忽視了俄國網路研究局的活動。而臉書也同樣被矇在鼓裡。亞力士・史塔摩斯(Alex Stamos)這位電腦科學家,他在二○一五年成為臉書的首席安全主管。三年後他離開臉書時,卻滿心遺憾。他對筆者說:「老實跟你說:臉書搞砸了。我搞砸了。」二○一六年大選前,因為史塔摩斯團隊的輕忽,他們未能及時調查俄國網路研究局的行動。他說:「二○一六年時,我們對俄國網路研究局一無所知,沒有人對它有一知半解。誰都不知道。」
但其實在當時早就已經有跡象可循。二○一四年和二○一五年時,有十幾位記者揭露了一份有關俄國網路研究局的內部文件。這群記者當時就已經勾勒出一幅讓人擔憂的景象:在一個秘密的工廠中,數百人分別以各種虛構的網路身份、在網路上散發政治宣傳,用以影響俄國、烏克蘭以及美國人民的想法和意見。當時史塔摩斯的團隊看了這份報導後,「的確動手關閉了幾個帳號和貼文」。但他說,這份報導的調查只有這麼多。他說:「之後就沒有人特別成立一個團隊,針對此事來追蹤調查,而照理應該是由我們來成立的。」記者通常就是會針對不同題材報導。在中情局內部,二○一五年負責主管俄國情報的史提芬・霍爾,他就說俄國網路研究局的存在並不是什麼秘密,所以他也不以為意,以為這沒什麼大不了的。他說:「看到媒體公然討論該局的存在,對我而言似乎就表示,這沒什麼好不可告人的。但是,沒想到俄國人比我們想的還要大膽,他們一點也不怕被發現。而且手段也更激進。
二○一六年開始,史塔摩斯慢慢覺得放心多了。他記得自己的團隊都已經掌握了俄國軍情局所管理的那些帳號,也知道這些帳號在民主黨高層人員的私人臉書帳號裡蠢蠢欲動。他說:「一個我們知道是俄國軍情局所屬的帳號,就在那裡進行情蒐工作,那天是星期二。每個禮拜我們都要處理三、四個類似事件,所以我們就跟聯邦調查局報案了。」他又說:「但是他們卻沒有任何回覆。」而他們又不可能把俄國軍情局的行動公諸大眾,因為這會遭到強烈的回擊。「當時大家都以為希拉蕊一定會當選,所以大家就會擔心,就像當時歐巴馬主政的白宮就很明顯是這樣,我們臉書也極力想要避免,讓外界有好像我們特別偏袒希拉蕊的感覺。」
就跟歐巴馬希望希拉蕊能贏,臉書的主管階級也一樣。史塔摩斯說:「管理階層幾乎每個人,除了有幾個重量級的人是例外以外,大家都有捐政治獻金給希拉蕊・柯林頓或是民主黨。」因為筆者問及外傳臉書首席執行長雪若・桑德柏格(Sheryl Sandberg)打算進入希拉蕊上任後的內閣,擔任財政部長一職,史塔摩斯就這麼回應筆者。他說:「臉書被大家老把他們和民主黨連在一起煩死了。」他說:「所以大家都極力避免被人朝這方面聯想。」筆者拿史塔摩斯的說法去問臉書二○一八年以來的網路安全主管納森尼爾・葛來夏(Nathaniel Gleicher)時,他也證實了,該公司的確偵測到在大選前,有特定某些帳號在朝「較傳統」的族群發聲,而當時臉書的標準作法,則是會通知這些族群,並通知聯邦調查局。他說:「就是因為這樣,所以我們不會公開發表聲明,並不是像傳言說的那樣。」

░ IRA的任務高達成,社群媒體操作功不可沒

投票日終於到來,而川普則當上了總統。但是,俄國行動的第三條線,由俄國網路研究局所執行的任務,在美國卻始終沒有人加以重視。史塔摩斯說:「這種專業的政治宣傳成了三不管地帶,尤其是在美國大選,在美國政府這是三不管地帶,在臉書也是三不管地帶。」俄國網路研究局當時一直依普丁要求的目的製作內容,再讓這些內容漫延於臉書平台上:普丁要的就是擴大分裂、暗助川普、詆毀希拉蕊。一直到二○一七年,透過臉書內部的監控,臉書的主管才瞭解到,他們過去都輕忽了這個問題。但是,臉書內部擔心自己有黨派色彩的情形持續存在。史塔摩斯說:「臉書就是不想被人指責說是川普的助選員。」為此臉書開始進入災害控管的模式。當二○一八年六月筆者問雪若・桑德柏格,關於臉書對於俄國行動的回應處理時,她告訴筆者說:「這事我不能對外說,但是我們非常努力在改善。」
目前所能取得關於俄國網路研究局所達成的任務數字,雖然不完整,但已經夠驚人的了。
光是臉書,該局的訊息就觸及一億兩千六百萬美國人,並因此產生了七千六百五十萬則的回文。在推特,該局一共獲得了七千兩百萬則回文。在Instagram上,則觸及兩千萬美國人,並獲得一億八千七百萬的回應。在YouTube影音平台上,該局所屬的十七個頻道共貼出將近一千一百則影片。在Tumblr上,該局接觸到一千一百七十萬名美國人。除此之外,俄國網路研究局還使用了Reddit、Pinterest、Medium和LinkedIn(領英)等平台散布宣傳。(俄國軍情局也同樣想透過社群媒體影響美國選民,但他的貼文相對之下沒有引起太多的迴響。)
俄國網路研究局乍看可能讓人摸不著頭緒,因為有那麼多的宣傳、橫跨那麼多平台、又有那麼多意圖。本章為要闡明該局的工作及其影響,要談兩個論點。第一個是俄國透過將社群媒體改造為秘密干預大選的工具,得以更廣泛、更有效地影響美國選民的想法,遠超過當年格別烏的能耐許多。第二個觀點則是,俄國這個行動雖然看似創新,其實是以過去十幾年來的舊瓶裝上新酒,而且由此可以預測到俄國將來的意圖。俄國網路研究局的新意其實是個假象,因為這些全都是延續其過去的作法而來,只是獲得新科技的加持而已。
前中情局局長波特・葛斯就說:「這其實了無新意,真正有改變的地方是平台、工具、方法,也就是資訊科技的世界。」

░ 新式廉價戰爭三要點:滲透、分裂、圖利特定候選人

俄國網路研究局的工作有三個點,是和過去冷戰時期俄國情報工作有共通性的:
  1. 滲透新聞來源來改變閱聽人的想法
  2. 擴大社會分裂
  3. 圖利特定候選人,用來達成這些目的的方式。
為了要形塑思想,負責行動的俄國網路人員會找出可以傳遞和操作訊息的管道。在冷戰時期,格別烏和中情局就已經在這樣做了,他們當時鎖定的是報業、廣播節目、電視台來下手。而到了二○一六年時,俄國網路研究局也一樣是這麼做,但這時他們鎖定的對象換成社群媒體這個平台。社群媒體平台的費用很低,而使用的門檻很低,接觸閱聽對象的範圍則很廣。任何俄國人只要擁有電腦,就可以研究並且影響美國選民。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尼基・海利(Nikki Haley)告訴筆者說:「這是新式的廉價戰爭。任何國家不管是否富有,現在都可以使用這個方式來攻擊和滲透另外一個國家。」
社群媒體在美國成長的很快,一下子就成為資訊生態中很重要的一環。二○○三年時,臉書或推特都還沒出現,但到了二○一六年,上千萬的美國人都在這類平台上活動,從Instagram到Pinterest到Snapchat。隨著這些平台越來越受到歡迎,這些平台也有系統逐步地在蒐集用戶的個資。詹姆斯・克雷帕就說:「說來好笑,如果政府進行大規模監視,很多人都會很感冒,但比起社群媒體平台獲取用戶資訊之深入和細節,政府的作為根本就小巫見大巫。」(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是由川普陣營所聘僱的一個政治分析公司,該公司以不當手法替川普陣營獲取臉書的資料,以瞭解數百萬美國選民的個人性格和想法。)
這些平台的出現,讓影響用戶行為的方式可以個別化。臉書很早就瞭解自己的平台具有這種能力。
早在二○一○年時,該公司就給近六千萬美國臉書用戶看一則貼文,鼓勵用戶投票。研究者發現,因為這個廣告的鼓吹,多出了三十四萬人參與投票。這種作法也被美國競選活動跟進效法。二○一六年政治團體花在數位平台上的廣告總經費達到十四億美金之多,比前一年增加了七百八十九個百分比。
史提夫・班農(Steve Bannon)* 也說:「我不相信電視廣告有用,現在都已經有社群媒體了。」研究顯示,社群媒體上的言論具有擴散作用,會發散到其他的訊息頻道,像是第四台新聞以及較偏激的網站上。希拉蕊競選團隊的首席數位策略負責人泰迪・喬夫(Teddy Geoff)就形容社群媒體是現代選戰的必要工具,他說:「這些平台都是非常繁複的吸睛系統,他們的企業模式就是建立在這上面。」

░ 網際網路,讓選民變成被蜘蛛吃掉的蒼蠅?

俄國於是發起他們自己的數位選戰,完全依照他們自己規則在走。既然有三分之二美國成年人仰賴社群媒體提供他們新聞來源,就讓俄國發現了漏洞,可以藉此操縱閱聽人的想法,進而改變選舉結果。普丁的顧問從那次選戰以後,就常以自己當初想出這個妙招沾沾自喜。二○一九年二月時,普丁決策圈中的顧問烏拉迪斯拉夫・蘇可夫(Vladislav Surkov)就寫道:
當初網際網路被奉為自由言論的聖地、凡事都公開又平等,讓它因此得以在全世界大受歡迎,這時只有俄國能夠眾人皆醉而我獨醒地提出這個問題,問那些愚昧的凡人:『那請問各位在網際網路這張大網子上是什麼,是蜘蛛呢,還是被蜘蛛吃掉的蒼蠅?』而如今,每個人都急著甩鍋網路,包括最熱愛自由的官僚也不例外,還斥責臉書是助長外國勢力干預美國。
* 註:史提夫・班農(Steve Bannon),曾任媒體高階主管、投資銀行家、執行製片人。最著名身份為政治分析公司「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創辦人;和川普2016年總統任期間前七個月的白宮首席策略長及總統顧問。
編輯整理:ㄎ編

以上內文摘自《民主的弱點》〈第十二章 社群媒體〉欲閱讀完整書籍,歡迎至各大書店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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