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我覺得空汙是一種邪惡,因為它讓人感到無能為力、無可奈何,又會覺得反正所有人都得接受這樣的威脅,那就也不必努力地表現良善。更糟的是,它會給人一種錯覺,好像就是要使壞才能賺錢,才能生存。我覺得它比自己做壞還壞,因為它會害人變壞,那是最大的惡意。」
空汙在台灣早就不是新議題,自從1991年台塑六輕石化廠啟用後,對於西部空氣更是影響劇烈。但隨著中國崛起、有境外污染源可以「頂罪」,加上人民對於議題的疲乏,討論力道越來越不足。然而,隨著疫情延燒,各國空氣一度因為人類活動減少而好轉,不少人開始重新反思,而廣告導演盧建彰在此時出版的《空烏》,更企圖以小說的形式,重新喚起人們對於台灣本土污染,以及生命逐漸凋零的關注。
根據統計,空污每年造成全球700萬人死亡,台灣每年更是有上千人,犧牲在名為經濟發展的大旗下。透過虛構的劇情,加上空汙在現實造成的各種危害,《空烏》以一樁綁架案及一名導演的思維,說明為了經濟發展犧牲環境與人命,是多麽不值得。
「你們知道嗎?全台灣最貧窮的縣市,就是那裡,在二十年前,為了尋求工作機會,而讓企業過去設廠,這是貧窮地區的宿命,可是二十年後,他們依舊是全國平均收入最低的縣市,唯一上升的,只有罹癌率。」
除了辛苦賺的錢全部賠在健康上,因為企業母公司設在台北,地方政府甚至也無法收到相應的稅收,在這場不公平的交易中,地方用環境與一條條真實的人命,成就了全國約一成的GDP。儘管環保意識高漲,讓企業本身面臨壓力,然而他們卻往往弔詭地選擇把錢花在做假資料、辯駁與公關,而不願意有效改善生產流程。
雖然不算是特別精彩的推理小說,但透過身為廣告人的創意,盧建彰的作品換了另一個角度及說法,讓PM2.5不再是冷冰冰的名詞;而在閱讀的過程中,也能感受到他為了從生活中尋找創意,鍛鍊出來的敏銳觀察力,以及對於環境的關懷。雖然結局有些過於理想化,但或許也代表作者依舊相信我們能夠做出改變。
「如果可以的話,我會希望我不要留下太糟的狀態,甚至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可不可以從現在開始,有沒有那麼一點變好的可能?」— 盧建彰
「任何世上的問題都會得到重視,只要它變成你的問題時。」雖然談論的議題不同,但《空烏》總是讓筆者想到當年引起軒然大波的「白米炸彈客」楊儒門。在資本社會的現今,「錢」在許多場合被視為衡量標準的最高指標,但卻養成了現代社會只知道錢,卻忘記自然環境、動物甚至是自我心靈的重要與珍貴。
在人類貪得無厭地活動下,地球已經開始反撲,然而要到什麼時候,我們才會意識到錢只是象徵,無法喚回蔚藍的天空與海洋,甚至不能真的填飽肚子?或許也只有到生命的盡頭,那些生活在金字塔頂端的人們,也才會真正意識到自己不過和一般人一樣,只是苟活在世上的一條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