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的義務
在納粹的這個「美好新世界」裡，理想中的藝術即將迎來理想中的美麗。於是按照官方審查者的口味，希臘和羅馬英雄雕塑的地位高高在上，凡是扭曲、縮減，或重新排列人類形狀的做法，例如：抽象主義或立體主義等等，都會受到猜疑。（MacGregor, 2017: 443）
單就弗洛里安．馮．杜能斯馬克（Florian von Donnersmarck）的《無主之作》（Werk ohne Autor, 2018）而論，納粹政權對於頹廢藝術的「肅清」，於結果層面上與種族「清洗」（Säuberung）相等。片頭，年幼的庫爾特（Kurt）與姨媽伊莉莎白（Elisabeth）於 1937 年來到德勒斯登（Dresden）的展覽參觀「現代藝術」的作品，期間導覽員雖以嚴肅的態度一一介紹這些展示的作品，字裡行間內卻充滿了不屑：「如果它們（指藝術作品）不具有體現我們民族的永恆價值，那麽他們現在也不會有更高的價值。」
於此同時，參觀民眾來到了一面掛滿春宮圖、搔首弄姿的女性形象的牆前，牆壁頂端寫著斗大的「一座妓院般的世界」（Die Welt ein einziges Bordell）。這些圖像裡所描繪的女性並非寫實主義的，而是幾何的、四肢錯位的、顏色鮮明的──不符合普遍想像中的「黃色」皮膚、野獸主義（Fauvism）般的大膽配色──，並因此背離了古典主義對於「美」的認知。
「他們的作品裡，盡是些被嘲弄的德意志婦女，並將之與娼妓相提並論。[…] 這種瘋狂的、精神錯亂的事物，將會是破壞原則的錯誤。我們會看到：藍色的草地、綠色的天空、硫磺色的雲霧⋯⋯」導覽員接著說道，「或者他們可能會說，這是他們的『體驗』。這只有兩種可能：要嘛這些所謂的藝術家眼裡所見的真是如此，並因此而相信他們所描繪的，那麼他們只好去檢查一下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 或是，他們用這樣的愚弄手段來造成國家的困擾，如此一來他們便必須送進法院審判。」
導覽員對於這些藝術作品的冷嘲熱諷，似乎指涉了 1937 年一場確實於慕尼黑（München）、由納粹官方所舉辦的「頹廢藝術展」（Die Ausstellung „Entartete Kunst“）：納粹同時間展出了符合雅利安人特質及德國文化理想的藝術展覽「德意志藝術之家」（Haus der Kunst）以及前述的「頹廢藝術展」（MacGregor, 2017: 445）。透過此兩者的對照，納粹宣傳何謂「病態的」、「變態的」的藝術，宣傳這些藝術為何「必須被消滅」。
伊莉莎白因為展現了自身對於「非典型藝術」──煙灰缸在頭上敲打、巴士喇叭齊鳴所發出的聲響，都能夠成為樂譜上的其中一章──的著迷，而被醫生診斷為「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e），甚至於絕育手術（Sterilisation）後被畫以紅色＋字記號──表明其為毫無價值的生命，必須進行「終結」──，最後送進毒氣室。麥葛瑞格（Neil MacGregor）即指出「（頹廢藝術展上）被展出的一百一十二位藝術家當中，只有極少數是猶太人」，基於不符合納粹意識形態而被銷毀的藝術層面的肅清，並不僅限於對猶太民族的排斥，更包含了對精神疾病的「清洗」──由此看來，清除頹廢藝術的緣由根植於納粹的種族淨化目標，就如同將自閉症孩童冠上精神疾病之名，並予以解脫（auslösen）。
德國人的義務
回過頭來看由《德語課》（Deutschstunde）改編而成的《偷畫男孩》（Deutschstunde, 2019），其同樣指涉了納粹所要達成的目標。警官顏斯（Jens Ole Jepsen）接受上級指令，向好友麥克斯（Max Nansen）傳達禁畫令（Malverbot）後，便將麥克斯曾經贈與自己的風景畫、妻子古德魯（Gudrun）的畫像收起來，隨後麥克斯的畫作也被政府全數沒收。「他們說，作畫是病態的（krank）。」顏斯不顧妻子的懇求，要求兒子西吉（Siggi）把畫作放到辦公室、與那幅風景畫一起：「我只是在執行我的『義務』（Pflicht）」。戰事爆發後，父親對西吉的哥哥克拉斯（Klaas）的逃兵行為氣急敗壞，並嚴正要求西吉若看到克拉斯的蹤影必須據實以告。逃兵的克拉斯與頹廢藝術展上的藝術家們，除了再次顯示民族淨化所欲排除的對象並不僅是猶太人，更是基於建立純粹的雅利安人社群的目標，而必須抹除所有不符合此標準之人：
藝術應該向人種看齊，在這兩方面的真正日耳曼特質都必須被辨識出來、受人仰慕與仿效。政治領袖們不寒而慄的簡單任務，就是要在人類的世界和藝術的世界，從糟粕中篩選出精純、對傳統進行淨化，創造出一個新的和更好的德國。（MacGregor, 2017: 442）
逃兵的行為展現了無法為民族集體目標犧牲生命的懦弱，因此違背了納粹的意識形態──強壯、高大、金髮碧眼的雅利安人──，於此層面上，猶太人、逃兵之人、精神疾病者、甚至是「現代主義」的畫家，皆是病態的，皆必須結束他們毫無價值的生命。
由此線索發展，西吉被父親所灌輸及被迫承擔的，無形中成為了「整個民族」的重擔：若他不監視畫家是否仍持續作畫、不暴露克拉斯的行蹤，他便違反了元首的命令，成為國家與德意志民族的敵人。也許乍看之下，誠如佛洛姆（Erich Fromm）所言，「服從命令」僅是顏斯出於避免成為國家的對立面而甘願放棄自由的心理機制：
對一般百姓來說，最難以忍受的事莫過於不跟社會中勢力龐大的群體合而為一。一個德國公民無論多麽反對納粹主義的原則，但若要他們在「受到孤立」與「歸屬於德國」之間作選擇，多數人寧可選擇後者。（Fromm, 2015: 238）
但這同時體現了另一種自由：一個個體有能力、有意願，並知道這個世界有哪些目標值得他的付出與努力。如顏斯在懲罰從暴風雨中歸來的西吉後說道：「有用的人必須懂得服從。我們必須一起合作，誰都不能對付我們，他（麥克斯）也不能。而我要把你變成一個有用的人」──這正是區分雅利安人與「毫無價值之非人」的標準。基於德意志精神，不為國家所用的人，與成為國家敵人者，本質上並不相同──前者強調了對國家的自願犧牲與奉獻，但是後者僅是排除不符意識形態的異端。
當我們拋棄了佛洛姆的解釋，進而探尋德意志精神，履行義務反倒成為對於美德的追尋：
不斷追求完美的精神和過程，並不是人類在達到所有努力目標後所實現的完美。如果我們沒有掌握「永恆的追求」（das ewige Streben）和「無限的義務」（die unendliche Pflicht）這些精神典範，就無法了解歌德、康德以及德國啟蒙運動領袖勾特侯德．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的思想和創作。（Dorn & Wagner, 2017: 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