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釀影癡|《偷畫男孩》:奧斯威辛前與後的義務

2021/01/18閱讀時間約 15 分鐘
納粹的義務
在納粹的這個「美好新世界」裡,理想中的藝術即將迎來理想中的美麗。於是按照官方審查者的口味,希臘和羅馬英雄雕塑的地位高高在上,凡是扭曲、縮減,或重新排列人類形狀的做法,例如:抽象主義或立體主義等等,都會受到猜疑。(MacGregor, 2017: 443)
單就弗洛里安.馮.杜能斯馬克(Florian von Donnersmarck)的《無主之作》(Werk ohne Autor, 2018)而論,納粹政權對於頹廢藝術的「肅清」,於結果層面上與種族「清洗」(Säuberung)相等。片頭,年幼的庫爾特(Kurt)與姨媽伊莉莎白(Elisabeth)於 1937 年來到德勒斯登(Dresden)的展覽參觀「現代藝術」的作品,期間導覽員雖以嚴肅的態度一一介紹這些展示的作品,字裡行間內卻充滿了不屑:「如果它們(指藝術作品)不具有體現我們民族的永恆價值,那麽他們現在也不會有更高的價值。」
於此同時,參觀民眾來到了一面掛滿春宮圖、搔首弄姿的女性形象的牆前,牆壁頂端寫著斗大的「一座妓院般的世界」(Die Welt ein einziges Bordell)。這些圖像裡所描繪的女性並非寫實主義的,而是幾何的、四肢錯位的、顏色鮮明的──不符合普遍想像中的「黃色」皮膚、野獸主義(Fauvism)般的大膽配色──,並因此背離了古典主義對於「美」的認知。
「他們的作品裡,盡是些被嘲弄的德意志婦女,並將之與娼妓相提並論。[…] 這種瘋狂的、精神錯亂的事物,將會是破壞原則的錯誤。我們會看到:藍色的草地、綠色的天空、硫磺色的雲霧⋯⋯」導覽員接著說道,「或者他們可能會說,這是他們的『體驗』。這只有兩種可能:要嘛這些所謂的藝術家眼裡所見的真是如此,並因此而相信他們所描繪的,那麼他們只好去檢查一下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 或是,他們用這樣的愚弄手段來造成國家的困擾,如此一來他們便必須送進法院審判。」
導覽員對於這些藝術作品的冷嘲熱諷,似乎指涉了 1937 年一場確實於慕尼黑(München)、由納粹官方所舉辦的「頹廢藝術展」(Die Ausstellung „Entartete Kunst“):納粹同時間展出了符合雅利安人特質及德國文化理想的藝術展覽「德意志藝術之家」(Haus der Kunst)以及前述的「頹廢藝術展」(MacGregor, 2017: 445)。透過此兩者的對照,納粹宣傳何謂「病態的」、「變態的」的藝術,宣傳這些藝術為何「必須被消滅」。
伊莉莎白因為展現了自身對於「非典型藝術」──煙灰缸在頭上敲打、巴士喇叭齊鳴所發出的聲響,都能夠成為樂譜上的其中一章──的著迷,而被醫生診斷為「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e),甚至於絕育手術(Sterilisation)後被畫以紅色+字記號──表明其為毫無價值的生命,必須進行「終結」──,最後送進毒氣室。麥葛瑞格(Neil MacGregor)即指出「(頹廢藝術展上)被展出的一百一十二位藝術家當中,只有極少數是猶太人」,基於不符合納粹意識形態而被銷毀的藝術層面的肅清,並不僅限於對猶太民族的排斥,更包含了對精神疾病的「清洗」──由此看來,清除頹廢藝術的緣由根植於納粹的種族淨化目標,就如同將自閉症孩童冠上精神疾病之名,並予以解脫(auslösen)。
德國人的義務
回過頭來看由《德語課》(Deutschstunde)改編而成的《偷畫男孩》(Deutschstunde, 2019),其同樣指涉了納粹所要達成的目標。警官顏斯(Jens Ole Jepsen)接受上級指令,向好友麥克斯(Max Nansen)傳達禁畫令(Malverbot)後,便將麥克斯曾經贈與自己的風景畫、妻子古德魯(Gudrun)的畫像收起來,隨後麥克斯的畫作也被政府全數沒收。「他們說,作畫是病態的(krank)。」顏斯不顧妻子的懇求,要求兒子西吉(Siggi)把畫作放到辦公室、與那幅風景畫一起:「我只是在執行我的『義務』(Pflicht)」。戰事爆發後,父親對西吉的哥哥克拉斯(Klaas)的逃兵行為氣急敗壞,並嚴正要求西吉若看到克拉斯的蹤影必須據實以告。逃兵的克拉斯與頹廢藝術展上的藝術家們,除了再次顯示民族淨化所欲排除的對象並不僅是猶太人,更是基於建立純粹的雅利安人社群的目標,而必須抹除所有不符合此標準之人:
藝術應該向人種看齊,在這兩方面的真正日耳曼特質都必須被辨識出來、受人仰慕與仿效。政治領袖們不寒而慄的簡單任務,就是要在人類的世界和藝術的世界,從糟粕中篩選出精純、對傳統進行淨化,創造出一個新的和更好的德國。(MacGregor, 2017: 442)
逃兵的行為展現了無法為民族集體目標犧牲生命的懦弱,因此違背了納粹的意識形態──強壯、高大、金髮碧眼的雅利安人──,於此層面上,猶太人、逃兵之人、精神疾病者、甚至是「現代主義」的畫家,皆是病態的,皆必須結束他們毫無價值的生命。
由此線索發展,西吉被父親所灌輸及被迫承擔的,無形中成為了「整個民族」的重擔:若他不監視畫家是否仍持續作畫、不暴露克拉斯的行蹤,他便違反了元首的命令,成為國家與德意志民族的敵人。也許乍看之下,誠如佛洛姆(Erich Fromm)所言,「服從命令」僅是顏斯出於避免成為國家的對立面而甘願放棄自由的心理機制:
對一般百姓來說,最難以忍受的事莫過於不跟社會中勢力龐大的群體合而為一。一個德國公民無論多麽反對納粹主義的原則,但若要他們在「受到孤立」與「歸屬於德國」之間作選擇,多數人寧可選擇後者。(Fromm, 2015: 238)
但這同時體現了另一種自由:一個個體有能力、有意願,並知道這個世界有哪些目標值得他的付出與努力。如顏斯在懲罰從暴風雨中歸來的西吉後說道:「有用的人必須懂得服從。我們必須一起合作,誰都不能對付我們,他(麥克斯)也不能。而我要把你變成一個有用的人」──這正是區分雅利安人與「毫無價值之非人」的標準。基於德意志精神,不為國家所用的人,與成為國家敵人者,本質上並不相同──前者強調了對國家的自願犧牲與奉獻,但是後者僅是排除不符意識形態的異端。
當我們拋棄了佛洛姆的解釋,進而探尋德意志精神,履行義務反倒成為對於美德的追尋:
不斷追求完美的精神和過程,並不是人類在達到所有努力目標後所實現的完美。如果我們沒有掌握「永恆的追求」(das ewige Streben)和「無限的義務」(die unendliche Pflicht)這些精神典範,就無法了解歌德、康德以及德國啟蒙運動領袖勾特侯德.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的思想和創作。(Dorn & Wagner, 2017: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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