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什麼都說了，卻好像什麼也沒說。
《夢想集中營》透過這座以「夢想」為名建造的納粹樂園，揭露人性在邪惡與良知之間的道德死角。斑斕的花園彩繪殘酷的種族屠戮；舒適的居所埋藏焦黑的生命；愜意的嬉戲聲掩蓋鮮紅的哀嚎——恐懼在日常帷幕後蠢蠢欲動。
由 A24 發行的《夢想集中營》獲 2024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和坎城評審團大獎
｜凡庸日光下的黑影｜
鮮花、泳池、孩子的嘻笑聲，那是他們幸福的日常，端看就像現實生活中的我們，沒有一絲不同。焚化爐、屍體、慘叫聲，這也是他們的日常，卻是猶太人不再願意回溯的歷史悲劇。和相同題材的作品 《穿著條紋衣的男孩》 相比，同樣將背景架設在奧斯威辛集中營旁的軍官住宅，《夢想集中營》卻沒有透過畫面呈現集中營駭人驚悚的處刑畫面，而是將一切都寫成了平凡——沒有慘絕人寰的屠殺景象，沒有骨瘦如柴遊走在集中營的猶太人，只看見圍牆外的陣陣濃煙和時不時傳來的、撕心裂肺的哭喊聲。
導演強納森·葛雷澤讓我們成為魯道夫一家，既沒有血染螢幕的行刑畫面亦無目睹駭人的毒氣室，從開場三分多鐘的黑幕，讓觀眾放大五感中的聽覺去體會藏在視覺範圍外的恐懼，暗示我們將潛入納粹家庭的視角，將這一切看作日常：半夜焚燒的火光、黑屑四散的空氣、摻雜屍骨的廢水...，在種族屠殺宛若人間煉獄的二戰期間，是如何把生活建立在踐踏無辜生命上。近在咫尺，卻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她說他們很幸福—在奧斯威辛集中營｜
若把納粹主義拿掉，魯道夫一家可以是現代多數人的映射。那份面對周遭衝突仍悠然自若的適意，只接受圍牆內的認知而忽視外面世界的痛苦與紛擾，認為只要他們沒有親眼目賭，就還有理由能建構幸福。 當霍斯兄弟在後院玩耍時，哥哥突然抱起弟弟並將他關進溫室裡，對著弟弟反抗求饒的模樣而自得其樂；儘管電影沒有針對此舉給予更多解釋，我們知道哥哥追隨父親的腳步將這種行徑當成兒戲，弟弟最後會被放出來，生活會繼續。可是牆外的世界卻寫實的上演著，一群群瘦骨嶙峋的人被推進「溫室」後，就再也出不來。片中唯有海德維格的母親對納粹荒唐的屠殺行動感到反感，尤其當他看到女兒在驚恐的哀嚎下卻像聽著安眠曲穩穩入睡，彷彿同理心在那個家是反常的存在，觀影者視野所及只見人性尊嚴的殘影。
「我當時忙著思考如何把房間裡的人都毒死。」
在掛掉妻子的電話後，魯道夫離開辦公室走進昏暗的廊道，在樓梯間開始無來由的作嘔，究竟是因為在派對上喝酒而不適，還是心中的噁心感作祟，我們無從得知；在他走轉頭望向長廊的那個凝視裡，一閃而過今天的奧斯威辛集中營紀念館。一件件沾染血跡的條紋制服、成堆的鞋子和火吻的木製刑具，這是被展示在光亮處、現在人們哀悼的歷史悲劇，回到1943年的他，回過神後再次走進樓梯間的無盡黑暗中。開頭和結尾的黑幕彷彿已經告訴觀影者這部電影的走向，與其說它要追悼歷史傷痛，更像打開一個掩埋在灰燼中的皮箱，將曾經藏匿在歷史洪流裡的真相，從納粹的角度探究深植人性的邪惡。如果我們輕易就遺忘這些加害者的故事，要怎麼避免重蹈過往的錯誤和歷史的重演？
｜人都是信仰的囚徒｜
“We are masters of self-deception."
所有納粹主義的跟隨者，包括魯道夫，都是自己信仰的囚犯。因為人生本來沒有意義，而世界的冷漠給我們空間去定義自己的人生，因此人們為了找尋意義而去接受信仰，但是這個信仰侷限人們的視野，徒增對他人的厭恨、建立起與其他族群的隔閡。人都是信仰的囚犯，只是在納粹主義下，那種極端且慘無人道的信仰，更能凸顯人性矛盾之處。飾演魯道夫的演員 Christian Friedel 說道「這個角色在經歷一場身體和心靈的鬥爭」魯道夫享受凌駕於無反抗力之生命的快感，鞋底的血跡、鼻粘膜裡的灰燼、河裡的屍骨卻時時提醒著他所犯下的實罪。魯道夫站在燈光下的樓梯轉角望向漆黑的長廊盡頭，嘗試壓抑的黑暗終於追上他——那是他的所在——因此他仍走下樓梯，繼續這場以榮譽為名的種族迫害。也許只有一瞬間，被人心的醜陋和邪惡覆沒，他潛意識明白納粹的屠殺是一樁自欺欺人的謀劃，但他堅守他的職責，甚至在那場以他命名的「霍斯行動」裡，親手將四十幾萬猶太人的性命推進焚化爐，只因他相信這是「信仰正確」該做的事，也正是本片極大化內在意識和外在行動的衝突。即使生理反應強烈抵抗我們在道德邊緣的垂死掙扎，人類心理還是能背叛自己的良知，繼而透過執行更殘忍的勾當證明本性的冷酷。信仰是人們賦予的意義的木偶，為了替自己的私慾和追求找到符合社會期待的解釋；屠殺猶太人以達到種族清洗是納粹主義的宗旨，但這個中心思想是有意義的嗎？還是只是為人類社會注入更多對立和衝突？今天的我尚能聽見來自自由未及之地的生命，微弱卻迫切的呼救。
那些被犧牲的成千上萬條性命和被信仰禁錮的追隨者，只是血色納粹主義下的棋子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