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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北的原住民:薩米族(Sámi)奮鬥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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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6日是北歐共同的少數民族—薩米族(Sámi)的重要節日:「薩米族日」(Sámi National Day),是提倡保護、保存、復興薩米族文化與其記憶的節日。這一天於1992年第15屆國際薩米族會議(The International Sámi Conference)中決定,將日子定於2月6日,以紀念舉行於1917年2月6日的第一屆會議,是北歐各國的薩米族人近代以來第一次跨國共聚,確立薩米族為各國少數民族的地位。

一、逐漸消逝的民族

  薩米族是生活在斯堪地那維亞半島(Scandinavian Peninsula)與芬蘭一帶的原住民,也是目前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中唯一僅存的遊牧民族。原本住在今日的北歐中部,但隨著南方的挪威、瑞典、芬蘭,以及東方的俄國人與他們的基督教世界擴張,薩米族的生活空間逐漸限縮到北極圈與山區一帶。不過,因為這些地區的環境相對險峻且孤立,政府通常只會在收稅與傳教方面與這些原住民接觸,甚至某方面還保障了他們的權利—雖然主要目的是避免異族群之接觸造成摩擦。住在這四國境內的他們,過著自給自足、半定居,或游牧的生活,狩獵、捕魚與養育鹿隻是他們的傳統行業,彼此還會跨越國境交流或貿易,在他們的認知中,這些國界並不存在。
  然而,當19世紀俄國佔有芬蘭後,因為現代主權國家的概念與邊界已經應用於國際社會,各國之間有了具體的邊境,且也禁止各國人民擅自過境,這使原本仰賴這些「跨國」的經濟體系—尤其是鹿業無法順利進行,這大大傷害了他們彼此的文化連結與經濟結構。除此之外,現代化的政府結構與制度,如市政府、政治區劃等,也影響了各國境內的薩米族人們。為了生存,他們漸漸改變傳統的社會與經濟模式,部分薩米族逐漸成為定居社會,並也迫於生存壓力而接受了那些外族人的「貨幣經濟」。這些影響與同一時期所流行的殖民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正在侵蝕著薩米族的傳統生活與文化。
  在這方面,挪威採取的是同化政策,19世紀末的挪威首任總理約翰.斯威爾杜普(Johan Sverdrup, 1816-1892)說道:「對拉普人(Lappish, 當時北歐人如此稱呼薩米人)的唯一救贖就是成為挪威人」,挪威的薩米族原有的語言學校被要求教授挪威語,在公家機構也禁止使用薩米語。除此之外,政治與經濟方面也蠶食著他們的傳統領域,如挪威人擁有「優先」獲得土地的權利。相對的,瑞典與芬蘭方面採取的是「隔離政策」,但這種隔離並非是完全不干涉地將其與優勢族群認知的「文明世界」分離,因此某方面來說更接近相對挪威消極一點的同化政策。政府透過教育與媒體宣傳的方式,讓人們對薩米人產生一種刻板印象—馴鹿牧民,這種人必須與「文明」隔離開來避免導致「文明退化」。同時,也不允許他們定居,雖然這本來就不是他們的傳統生活方式,但這一方面剝奪了他們的自由與生存權,亦是為了讓瑞典或芬蘭人佔有傳統領域的經濟利益。除此之外,還為這些薩米人特地開設了一種教育體系—游牧學校(芬蘭語:Nomadikoulut),這種學校允許非馴鹿牧民的薩米人就讀,但同樣使用著政府的母語(瑞典語)教學,傳授「文明世界」的知識。
  雖然芬蘭也曾經作為瑞典人統治下的「低等人」,但當19世紀的芬蘭民族主義興起,至1917年宣布獨立後,他們也用當時瑞典人的統治方式對待薩米人。他們一直到1920、30年代依然強調著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觀點,甚至與其他歐美列強做過一樣的事情—透過生物學等自然科學來證明芬蘭人的優越與薩米人的原始。薩米人並不是一個具有統一文化、語言與社會的族群,他們在各居住地有各自的語言與生活方式,芬蘭人甚至為其做了分類:一些已經成為半定居、完全定居的薩米族人,被視為處於文明過渡期,是「『自由的』自然人」(芬蘭語:“Vapaana” luonnonkansat)。而游牧於森林中,或居於更東、北邊的薩米人,如斯科特(Skolt)薩米人,他們甚至被視為文明「退化」,認為他們是沒有文化的野人。
  總而言之,那個時期的族群關係相當不平等,歧視與不平等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二、戰火洗刷一切

  大致來說,薩米族是在二戰時期與之後才大量被併入「現代」世界,通常也意味著文化的消逝。會以這個時期作為轉變期,正是因為戰爭的關係,這時是薩米族人們開始產生明顯的自我認同與意識的時期。在早期北歐諸國、俄國的戰爭中,薩米人通常是置身事外的,一方面是因為主要戰區在南邊,另一方面是因為早期軍事徵召制度的關係,甚少會招募薩米人參軍,更大的原因是因為納稅免役制度,薩米人可以透過繳實物稅免於徵召。至於他們部族之間,就目前的研究成果來說,彼此相處融洽,並沒有發生衝突或戰爭。然而,現代戰爭可不一樣了,常備軍制與總體戰將所有人都納入戰爭體系中,也深受其影響。對薩米人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World War II, 1939-1945)影響最大,薩米人與他們的家園再也無法躲過戰火,不但得投入其中戰鬥,他們的家園也因此成為芬蘭損失最慘重的地點之一。
  薩米人免役的權利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紛紛被取消了。第一次有規模地參與戰爭的薩米人是俄國的軍隊,於1915年徵召了薩米人參與了第一次世界大戰(World War I, 1914-1918),大老遠地來到陌生的戰場,對抗陌生的敵人。他們也隨著俄國軍隊繼續參與了接下來的俄國內戰(Russian Civil War, 1917-1922)。至於芬蘭的薩米人則是在1918年內戰時被取消免役權,白軍(芬蘭語:Valkoiset)希望他們也加入對抗赤衛隊(芬蘭語:Punakaarti)的戰鬥,但實際參與數量不明。不過,1923年他們再次獲得10年的免役權,因為薩米族人在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中人口大量遞減。
  薩米人在二戰時的關係頗為尷尬,也充滿諷刺。除了中立國瑞典相對不受影響,挪威、芬蘭與蘇聯的薩米人也隨著國家戰爭機器動員起來。在蘇聯與芬蘭之間的冬季戰爭(芬蘭語:Talvisota, 1939-1940)期間,芬蘭北部的薩米人被迫拿起步槍來對抗蘇聯入侵者。但諷刺的是,蘇聯那邊同樣有居於科拉半島(Kola Peninsula)的薩米人也參與了蘇聯軍隊,甚至可能發生親友之間互相射擊的悲哀景象。當1940年德國入侵挪威時,挪威的薩米人也參與了挪威及盟軍對抗德國的戰爭,甚至參與了接下來數年的地下反抗運動。然而,一年後,即1941年,芬蘭的薩米人就加入了芬蘭與德國的軍隊,加入對蘇聯的軍事行動,但這次有不少來自邊境對面的俄國薩米人參與,或許是對蘇聯統治者的不滿造成的。1944年,當芬蘭與蘇聯和談後,這些薩米人與芬蘭人一樣,轉調槍口,對抗盤據於芬蘭北部—薩米人的家園—的德國人。德國人在撤退的過程中採取「焦土政策」(Scorched Earth),將他們的家鄉燒毀殆盡,這對薩米人接下來數十年產生的重大的影響。

三、危機即是轉機

  雖然在德國與芬蘭同盟期間,德國人為芬蘭北部的薩米人帶來不少工作機會,他們彼此之間有極為密切的貿易,但這也破壞了薩米人傳統的經濟模式與生活方式。除此之外,當德國人撤離後,留下的斷垣殘壁使薩米人被迫遷離家園,成為戰爭難民,大多遷往芬蘭西部的博藤(Pohjanmaa)或更遠的瑞典。這產生了兩個主要影響:
  • 逐漸融入、併入當地芬蘭或瑞典人的生活,傳統文化逐漸消逝。
  • 原居地重建改變了環境,使舊有領域不再「薩米」。
這些影響與變化是他們切身能體會的,因為從建築風格、身著衣服、經濟方式、生活行為,乃至於文化最具象徵性的語言,都正在逐漸「芬蘭化」或「瑞典化」。薩米人們逐漸習慣了「現代生活」,講著芬蘭語、領著薪水做著固定工作。雖然說這的確讓他們適應並生存了下來,但傳統文化也消逝了。
  如何消滅一支民族與他們的文化?從語言與教育著手最有效,也最能從「根源」消滅。1946年的《義務教育法》(芬蘭語:Oppivelvollisuuslaki)廢除了薩米的傳統教育方式—講著薩米語的老師們帶著學生們進行野外教學,改以在室內、應試教育取代之。薩米孩子們被送往城市的學校受教,這種學校生活無處不是芬蘭式的,強調著芬蘭文化與價值觀,使這些還未接受薩米文化洗禮的孩子們逐漸成為「芬蘭人」。
  不過,戰爭與其善後處理並不只給薩米人帶來「危機」,這一方面也促成了薩米人的「覺醒」,因此這同時也是個「轉機」。二戰時期因狂熱的民族主義與殘暴的種族主義爆發,其慘無人道的過程與結果使人們更為重視少數族群的權益。與此同時,隨著遷離家園的過程,原本散居各處、彼此孤立的各薩米部族,此時聚在了一起,發現都穿著類似的服裝、講著類似的語言、擁有相同的價值觀,甚至有著同樣的行為,使他們產生了一種共同的民族認同感,進而產生團結意識。1945年,他們就成立了薩米族協會(芬蘭語:Samii Litto),希望藉此提倡、維護傳統文化。
  薩米人的「覺醒」搭上了60年代的民運熱潮之便車,雖然此時他們的活動相對其他爭取權益的族群來說還算經驗不足,但的確是重要的開始。到了70年代成為一個關鍵期,這段時期甚至被稱為「薩米文藝復興」(芬蘭語:Saamelaisrenessanssi),薩米族人開始在一些現代產物上融入自身的傳統文化,例如發行薩米語或薩米歌曲的唱片、寫作相關的家鄉文學。當然,還是有傳統的手工藝品。除此之外,70年代另一項重要突破就是政治方面,1972年在芬蘭成立的薩米代表團(Saamelaisvaltuuskunta)與1973年在挪威成立了北歐薩米研究所(Pohjoismaisen Saamelaisinstituuti)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日後政治方面產生的重要作用,讓薩米人逐漸有了自己的自治空間與領域。
  另一方面就是對經濟模式的抗爭,60年代到80年代,薩米族人反對政府在家園建設公共工程—尤其是對自然資源榨取的那種,他們抗議讓其他人們看到了薩米族,而不再是過去的刻板印象—一群未開化的馴鹿牧民。1981年挪威政府用暴力方式鎮壓薩米族人對水利工程的抗議,雖然最終薩米族人無法阻止政府的強硬手段,卻使更多年輕人對他們進一步產生同情與支持,最終使北歐各國政府逐漸改變了對薩米族人的政策。到了現在,北歐各國的薩米族人都有自己的代表機構與議會,這方面的先驅者是芬蘭的薩米族人—即前面所提到的薩米代表團。薩米議會(芬蘭語:Sámediggi)作為芬蘭境內所有薩米人的代表,每4年選舉一次,所有擁有薩米人身分的公民都可以參與投票。但如何定義薩米人?起初的方式是本人,或父母、祖父母是以薩米語為第一母語的人即可認證為薩米人,1996年的《薩米文化自治法》(芬蘭語:Saamelaisten kulttuuri-itsehallintolaki)將這個定義擴展到包含祖先曾經被政府定義為薩米人(或當時的稱呼「拉普人」)即可,但這一項定義已經被刪除,因為頗有爭議。挪威與瑞典的薩米議會也分別在1989年與1993年成立,也做了類似的改革,這裡就不作詳述。
  經過了數十年的努力,薩米族人終於有了自己的合法、合理的自由與權利,不再是被孤立的族群,或被視為某種「未開化族群」。1995年,薩米族人的權益在《芬蘭憲法》(芬蘭語:Suomen Perustuslaki)獲得了保障。如今,薩米族人可以自己管理自己,如果政府有什麼需要在他們的領域做某些事情,也必須經過他們的同意。雖然他們不是一個具有主權意義的國家,但相對過去,他們或多或少已經成為自己的主人。

四、作為總結的話

  薩米族人與芬蘭人是具有血緣關係的親戚,在語言上也有相似之處,但在不同環境與歷史的發展下,已經成為不同的兩個族群。芬蘭人較早接受了瑞典人帶來的基督教與更緊密的國家、政府體系,但薩米族人則無。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優勢文明」為了各方面的利益,是經濟,抑或是傳教,進而成為了薩米族的壓迫者,限縮他們的生活空間。隨著這些「南方人」的擴張,他們也失去了文化空間。但在戰爭的催化下,意外地讓他們「覺醒」了,最終在許多人的努力下,終於獲得自己應有的權利。
  雖然這數十年的努力有所進展,每一年的2月6日也提醒著大家薩米族人的存在與他們的文化。但都市化與全球化成為了新的威脅者。年輕人不一定想要維護傳統文化,人們總是崇尚著最時尚的文化、最新的科技、最有錢賺的地方,這都是人之常情,對大多數人或許也都是如此。除此之外,雖然已經獲得各方面的基本權利了,如何讓聲音更大、語言權力進一步獲得保障,仍然是需要努力的方向。如何適應21世紀的變化與影響,並繼續維持自己的文化,是薩米族人的新挑戰—看來他們還有許多方面需要努力。

參考資料:

網路資料:

書籍資料:

  • Lehtola, Veli-Pekka. Saamelainen Evakko.(《薩米人的撤離》)Inari: Kustannus-Puntsi,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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