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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北的原住民：薩米族（Sámi）奮鬥簡史

　　2月6日是北歐共同的少數民族—薩米族（Sámi）的重要節日：「薩米族日」（Sámi National Day），是提倡保護、保存、復興薩米族文化與其記憶的節日。這一天於1992年第15屆國際薩米族會議（The International Sámi Conference）中決定，將日子定於2月6日，以紀念舉行於1917年2月6日的第一屆會議，是北歐各國的薩米族人近代以來第一次跨國共聚，確立薩米族為各國少數民族的地位。

　　薩米族是生活在斯堪地那維亞半島（Scandinavian Peninsula）與芬蘭一帶的原住民，也是目前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中唯一僅存的遊牧民族。原本住在今日的北歐中部，但隨著南方的挪威、瑞典、芬蘭，以及東方的俄國人與他們的基督教世界擴張，薩米族的生活空間逐漸限縮到北極圈與山區一帶。不過，因為這些地區的環境相對險峻且孤立，政府通常只會在收稅與傳教方面與這些原住民接觸，甚至某方面還保障了他們的權利—雖然主要目的是避免異族群之接觸造成摩擦。住在這四國境內的他們，過著自給自足、半定居，或游牧的生活，狩獵、捕魚與養育鹿隻是他們的傳統行業，彼此還會跨越國境交流或貿易，在他們的認知中，這些國界並不存在。

　　然而，當19世紀俄國佔有芬蘭後，因為現代主權國家的概念與邊界已經應用於國際社會，各國之間有了具體的邊境，且也禁止各國人民擅自過境，這使原本仰賴這些「跨國」的經濟體系—尤其是鹿業無法順利進行，這大大傷害了他們彼此的文化連結與經濟結構。除此之外，現代化的政府結構與制度，如市政府、政治區劃等，也影響了各國境內的薩米族人們。為了生存，他們漸漸改變傳統的社會與經濟模式，部分薩米族逐漸成為定居社會，並也迫於生存壓力而接受了那些外族人的「貨幣經濟」。這些影響與同一時期所流行的殖民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正在侵蝕著薩米族的傳統生活與文化。

　　在這方面，挪威採取的是同化政策，19世紀末的挪威首任總理約翰．斯威爾杜普（Johan Sverdrup, 1816-1892）說道：「對拉普人（Lappish, 當時北歐人如此稱呼薩米人）的唯一救贖就是成為挪威人」，挪威的薩米族原有的語言學校被要求教授挪威語，在公家機構也禁止使用薩米語。除此之外，政治與經濟方面也蠶食著他們的傳統領域，如挪威人擁有「優先」獲得土地的權利。相對的，瑞典與芬蘭方面採取的是「隔離政策」，但這種隔離並非是完全不干涉地將其與優勢族群認知的「文明世界」分離，因此某方面來說更接近相對挪威消極一點的同化政策。政府透過教育與媒體宣傳的方式，讓人們對薩米人產生一種刻板印象—馴鹿牧民，這種人必須與「文明」隔離開來避免導致「文明退化」。同時，也不允許他們定居，雖然這本來就不是他們的傳統生活方式，但這一方面剝奪了他們的自由與生存權，亦是為了讓瑞典或芬蘭人佔有傳統領域的經濟利益。除此之外，還為這些薩米人特地開設了一種教育體系—游牧學校（芬蘭語：Nomadikoulut），這種學校允許非馴鹿牧民的薩米人就讀，但同樣使用著政府的母語（瑞典語）教學，傳授「文明世界」的知識。

　　雖然芬蘭也曾經作為瑞典人統治下的「低等人」，但當19世紀的芬蘭民族主義興起，至1917年宣布獨立後，他們也用當時瑞典人的統治方式對待薩米人。他們一直到1920、30年代依然強調著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觀點，甚至與其他歐美列強做過一樣的事情—透過生物學等自然科學來證明芬蘭人的優越與薩米人的原始。薩米人並不是一個具有統一文化、語言與社會的族群，他們在各居住地有各自的語言與生活方式，芬蘭人甚至為其做了分類：一些已經成為半定居、完全定居的薩米族人，被視為處於文明過渡期，是「『自由的』自然人」（芬蘭語：“Vapaana” luonnonkansat）。而游牧於森林中，或居於更東、北邊的薩米人，如斯科特（Skolt）薩米人，他們甚至被視為文明「退化」，認為他們是沒有文化的野人。

　　總而言之，那個時期的族群關係相當不平等，歧視與不平等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大致來說，薩米族是在二戰時期與之後才大量被併入「現代」世界，通常也意味著文化的消逝。會以這個時期作為轉變期，正是因為戰爭的關係，這時是薩米族人們開始產生明顯的自我認同與意識的時期。在早期北歐諸國、俄國的戰爭中，薩米人通常是置身事外的，一方面是因為主要戰區在南邊，另一方面是因為早期軍事徵召制度的關係，甚少會招募薩米人參軍，更大的原因是因為納稅免役制度，薩米人可以透過繳實物稅免於徵召。至於他們部族之間，就目前的研究成果來說，彼此相處融洽，並沒有發生衝突或戰爭。然而，現代戰爭可不一樣了，常備軍制與總體戰將所有人都納入戰爭體系中，也深受其影響。對薩米人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World War II, 1939-1945）影響最大，薩米人與他們的家園再也無法躲過戰火，不但得投入其中戰鬥，他們的家園也因此成為芬蘭損失最慘重的地點之一。

　　薩米人免役的權利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紛紛被取消了。第一次有規模地參與戰爭的薩米人是俄國的軍隊，於1915年徵召了薩米人參與了第一次世界大戰（World War I, 1914-1918），大老遠地來到陌生的戰場，對抗陌生的敵人。他們也隨著俄國軍隊繼續參與了接下來的俄國內戰（Russian Civil War, 1917-1922）。至於芬蘭的薩米人則是在1918年內戰時被取消免役權，白軍（芬蘭語：Valkoiset）希望他們也加入對抗赤衛隊（芬蘭語：Punakaarti）的戰鬥，但實際參與數量不明。不過，1923年他們再次獲得10年的免役權，因為薩米族人在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中人口大量遞減。

　　薩米人在二戰時的關係頗為尷尬，也充滿諷刺。除了中立國瑞典相對不受影響，挪威、芬蘭與蘇聯的薩米人也隨著國家戰爭機器動員起來。在蘇聯與芬蘭之間的冬季戰爭（芬蘭語：Talvisota, 1939-1940）期間，芬蘭北部的薩米人被迫拿起步槍來對抗蘇聯入侵者。但諷刺的是，蘇聯那邊同樣有居於科拉半島（Kola Peninsula）的薩米人也參與了蘇聯軍隊，甚至可能發生親友之間互相射擊的悲哀景象。當1940年德國入侵挪威時，挪威的薩米人也參與了挪威及盟軍對抗德國的戰爭，甚至參與了接下來數年的地下反抗運動。然而，一年後，即1941年，芬蘭的薩米人就加入了芬蘭與德國的軍隊，加入對蘇聯的軍事行動，但這次有不少來自邊境對面的俄國薩米人參與，或許是對蘇聯統治者的不滿造成的。1944年，當芬蘭與蘇聯和談後，這些薩米人與芬蘭人一樣，轉調槍口，對抗盤據於芬蘭北部—薩米人的家園—的德國人。德國人在撤退的過程中採取「焦土政策」（Scorched Earth），將他們的家鄉燒毀殆盡，這對薩米人接下來數十年產生的重大的影響。

　　雖然在德國與芬蘭同盟期間，德國人為芬蘭北部的薩米人帶來不少工作機會，他們彼此之間有極為密切的貿易，但這也破壞了薩米人傳統的經濟模式與生活方式。除此之外，當德國人撤離後，留下的斷垣殘壁使薩米人被迫遷離家園，成為戰爭難民，大多遷往芬蘭西部的博藤（Pohjanmaa）或更遠的瑞典。這產生了兩個主要影響：

這些影響與變化是他們切身能體會的，因為從建築風格、身著衣服、經濟方式、生活行為，乃至於文化最具象徵性的語言，都正在逐漸「芬蘭化」或「瑞典化」。薩米人們逐漸習慣了「現代生活」，講著芬蘭語、領著薪水做著固定工作。雖然說這的確讓他們適應並生存了下來，但傳統文化也消逝了。

　　如何消滅一支民族與他們的文化？從語言與教育著手最有效，也最能從「根源」消滅。1946年的《義務教育法》（芬蘭語：Oppivelvollisuuslaki）廢除了薩米的傳統教育方式—講著薩米語的老師們帶著學生們進行野外教學，改以在室內、應試教育取代之。薩米孩子們被送往城市的學校受教，這種學校生活無處不是芬蘭式的，強調著芬蘭文化與價值觀，使這些還未接受薩米文化洗禮的孩子們逐漸成為「芬蘭人」。

　　不過，戰爭與其善後處理並不只給薩米人帶來「危機」，這一方面也促成了薩米人的「覺醒」，因此這同時也是個「轉機」。二戰時期因狂熱的民族主義與殘暴的種族主義爆發，其慘無人道的過程與結果使人們更為重視少數族群的權益。與此同時，隨著遷離家園的過程，原本散居各處、彼此孤立的各薩米部族，此時聚在了一起，發現都穿著類似的服裝、講著類似的語言、擁有相同的價值觀，甚至有著同樣的行為，使他們產生了一種共同的民族認同感，進而產生團結意識。1945年，他們就成立了薩米族協會（芬蘭語：Samii Litto），希望藉此提倡、維護傳統文化。

　　薩米人的「覺醒」搭上了60年代的民運熱潮之便車，雖然此時他們的活動相對其他爭取權益的族群來說還算經驗不足，但的確是重要的開始。到了70年代成為一個關鍵期，這段時期甚至被稱為「薩米文藝復興」（芬蘭語：Saamelaisrenessanssi），薩米族人開始在一些現代產物上融入自身的傳統文化，例如發行薩米語或薩米歌曲的唱片、寫作相關的家鄉文學。當然，還是有傳統的手工藝品。除此之外，70年代另一項重要突破就是政治方面，1972年在芬蘭成立的薩米代表團（Saamelaisvaltuuskunta）與1973年在挪威成立了北歐薩米研究所（Pohjoismaisen Saamelaisinstituuti）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日後政治方面產生的重要作用，讓薩米人逐漸有了自己的自治空間與領域。

　　另一方面就是對經濟模式的抗爭，60年代到80年代，薩米族人反對政府在家園建設公共工程—尤其是對自然資源榨取的那種，他們抗議讓其他人們看到了薩米族，而不再是過去的刻板印象—一群未開化的馴鹿牧民。1981年挪威政府用暴力方式鎮壓薩米族人對水利工程的抗議，雖然最終薩米族人無法阻止政府的強硬手段，卻使更多年輕人對他們進一步產生同情與支持，最終使北歐各國政府逐漸改變了對薩米族人的政策。到了現在，北歐各國的薩米族人都有自己的代表機構與議會，這方面的先驅者是芬蘭的薩米族人—即前面所提到的薩米代表團。薩米議會（芬蘭語：Sámediggi）作為芬蘭境內所有薩米人的代表，每4年選舉一次，所有擁有薩米人身分的公民都可以參與投票。但如何定義薩米人？起初的方式是本人，或父母、祖父母是以薩米語為第一母語的人即可認證為薩米人，1996年的《薩米文化自治法》（芬蘭語：Saamelaisten kulttuuri-itsehallintolaki）將這個定義擴展到包含祖先曾經被政府定義為薩米人（或當時的稱呼「拉普人」）即可，但這一項定義已經被刪除，因為頗有爭議。挪威與瑞典的薩米議會也分別在1989年與1993年成立，也做了類似的改革，這裡就不作詳述。

　　經過了數十年的努力，薩米族人終於有了自己的合法、合理的自由與權利，不再是被孤立的族群，或被視為某種「未開化族群」。1995年，薩米族人的權益在《芬蘭憲法》（芬蘭語：Suomen Perustuslaki）獲得了保障。如今，薩米族人可以自己管理自己，如果政府有什麼需要在他們的領域做某些事情，也必須經過他們的同意。雖然他們不是一個具有主權意義的國家，但相對過去，他們或多或少已經成為自己的主人。

　　薩米族人與芬蘭人是具有血緣關係的親戚，在語言上也有相似之處，但在不同環境與歷史的發展下，已經成為不同的兩個族群。芬蘭人較早接受了瑞典人帶來的基督教與更緊密的國家、政府體系，但薩米族人則無。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優勢文明」為了各方面的利益，是經濟，抑或是傳教，進而成為了薩米族的壓迫者，限縮他們的生活空間。隨著這些「南方人」的擴張，他們也失去了文化空間。但在戰爭的催化下，意外地讓他們「覺醒」了，最終在許多人的努力下，終於獲得自己應有的權利。

　　雖然這數十年的努力有所進展，每一年的2月6日也提醒著大家薩米族人的存在與他們的文化。但都市化與全球化成為了新的威脅者。年輕人不一定想要維護傳統文化，人們總是崇尚著最時尚的文化、最新的科技、最有錢賺的地方，這都是人之常情，對大多數人或許也都是如此。除此之外，雖然已經獲得各方面的基本權利了，如何讓聲音更大、語言權力進一步獲得保障，仍然是需要努力的方向。如何適應21世紀的變化與影響，並繼續維持自己的文化，是薩米族人的新挑戰—看來他們還有許多方面需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