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不修邊幅的年輕人如何改變歷史？

【11/21/05按】原載於1997年一月《新新聞》週報「媒體超市」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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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不修邊幅的年輕人如何改變歷史？

──《滾石》雜誌的三十年紀錄了嬰兒潮世代的集體震盪

【圖說】《滾石》創刊號，1967年。

「你們這些骯髒、嗑藥嗑昏了頭的敲打族痞子。我隨函寄上半年份的訂費。大家都知道你們是一群左派份子，拿搖滾樂當幌子。
──法蘭克里蒙斯（Frank Lemons），寄自奧瑞岡州

沒錯。──編者」

──錄自《滾石》（Rolling Stone）雜誌讀者投書欄，1968年


二十九年後的今天，你仍然可以在販賣進口雜誌的店裡找到這本雜誌，但是你無論如何都沒辦法把這本動輒厚達兩百頁、畫刊紙全彩精印、封面經常出現俊男美女、裡面有將近一半篇幅是廣告的雜誌，和上面那段對話連結在一起。經歷了三十年的變化，《滾石》創辦人楊．韋納（Jann S.Wenner）也從血氣方剛的嬉皮青年轉變成家財萬貫的上流社會菁英，《滾石》這三十年來的興衰，其實正反映了這段時間嬰兒潮世代的集體轉變。

由激亢反叛的六Ｏ年代到夢想破滅的七Ｏ年代，到雅痞當道、保守成風的八Ｏ年代，乃至於冷戰結束眾聲喧嘩的九Ｏ年代，《滾石》並不是一本簡單的雙週刊，它提供我們一個窺伺美國青年文化的窗口，而且它在這個議題上曾經發揮過無可取代的影響力。這是一本環繞著搖滾樂打轉的期刊，要瞭解何以這樣一本刊物竟會成為雜誌史上的傳奇，我們還是得把焦點移回創刊之初，看看它究竟集合了哪些特定的條件。

時間退回1967年。披頭在這年夏天推出著名的《花椒軍曹》（Sgt. Pepper）專輯，把搖滾樂的疆域帶到全新的次元；吉米罕醉克斯（Jimi Hendrix）、門戶（The Doors）、珍妮絲卓普琳(Janis Joplin)不約而同在這一年發表第一首暢銷曲、同時開展了他們短暫耀眼的藝術生命；戴花的嬉皮剛剛辦完集結了四萬人的蒙特瑞音樂節（Monterey Pop Festival），替兩年後五十萬人規模的烏士托（Woodstock）大露營暖身；舊金山成為青年人的精神首都，整個西方世界的年輕人都在造反，催淚彈與汽油彈交相拋擲的1968即將到臨。不再乖馴的青年世代喊出的口號是「不要相信任何三十歲以上的人」。他們有自己的文學、自己的迷幻藥、自己的衣裳、自己的語言，最重要的是，他們有自己的音樂，而這一切，都是你的雙親必然痛恨、無法理解的。新生代正在上升，迪倫（Bob Dylan）早在二十二歲那年就唱過了：「外面有一場戰爭正在蔓延／它將搖撼你的窗戶／震垮你的牆／因為時代正在改變」。

這年十月，一本篇幅輕薄、雙色印刷、紙質粗糙的雙週畫報悄然上市，名喚《滾石》（Rolling Stone）－－這個名字當然來自那句老話「滾石不生苔」，但它也是老藍調歌手穆地瓦特斯（Muddy Waters）的一首歌名(Rollin' Stone)，後來被倫敦的五個小毛頭拿來當做自己的樂團名稱、然後在1965年被迪倫襲用，他的第一首搖滾經典就叫作〈Like A Rolling Stone〉－－對年輕世代來說，這絕對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符號，這是居無定所、充滿不確定卻又洋溢著生命力的一代。

這並不是第一份討論年輕人次文化的刊物，甚至也不是第一份嚴肅討論搖滾樂的期刊，當時在美國有許多半地下刊物，像是《Crawdaddy!》，已經在頌揚這門新興的、僅僅屬於年輕人的藝術。但是《滾石》擁有一流的編輯、一流的寫手、一流的美術設計、還有一流的攝影師，這些條件綜合起來，使《滾石》甫創刊就占盡優勢，馬上成為所有目光的焦點，站在青年文化狂潮的浪頭，成為當時「反文化（Counter Culture）」的喉舌刊物。此後《滾石》歷經無數次改版易容，已經發行了七百五十多期，而今年（1997）正好是這本雜誌創刊第三十週年。

在簡短的發刊辭裡，時年二十一歲的總編輯楊．韋納寫道：

「你也許搞不清楚我們想幹什麼。很難說：也算一本雜誌、也算一份報紙。它的名字叫《滾石》，出自一句老話：『滾石不生苔』...因為報紙變得如此不堪信任、毫無意義；因為偶像雜誌早已不合時宜、老是用神話傳奇和無聊的俗套妝點自己，我們希望這兒可以擁有一些東西給藝術家、給這個工業，還有每一個『相信魔法能使你自由』的人...《滾石》不僅僅與音樂相關，也和音樂所擁抱的事物與態度相關。我們拼命地工作，希望你覺得不錯。任何對這本雜誌進一步的解釋都很難不變成狗屎，而狗屎是會生苔的。」

這段意氣昂揚的豪語揭示了一件極重要的事，就是《滾石》雜誌有心建立一個全新的言論場域，讓討論唱片工業乃至青年文化的深度評述有揮灑的空間，把搖滾樂當成一門新興藝術、給予搖滾歌手等同於作家和藝術家的尊重，這是之前一直沒有人做到的。它不僅僅是已經存在的某個次文化社群的對應，更把這個世代推到輿論的第一線，用自己的語言、自己的姿態，描述自己關心的人物和文化現象。《滾石》雜誌脫離了小眾、地下的發行模式，創造出一個新鮮的言論空間，這不僅需要識見和魄力，更需要一個可以提供足夠題材的環境來做為這些年輕人盡情宣洩的舞台。想想看：還有什麼環境比六Ｏ年代末的美國更適合想搞刊物的年輕人大幹一場呢？

楊．韋納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學生，甫離開學校，他就跟妻子珍．韋納（Jane Wenner)一起創辦了這份刊物。他在1987年的自敘中表示，最初《滾石》雜誌的意圖是「引介關於音樂人和藝術家的，認真的深度專訪，就跟《巴黎評論》（The Paris Review）做的作家專訪一樣」。這個信條一直到現在都還是被《滾石》的編輯奉行不渝，三十年來，每期〈滾石專訪〉（The Rolling Stone Interview）都是這本雜誌的重頭戲，除了搖滾歌手和藝術家，他們歷年的訪問對象還包括從殺人凶手Charles Manson到總統候選人柯林頓的各色人等。《滾石》從年輕人的角度出發，對年輕世代關心的焦點人物做詳盡的訪談，一篇訪問稿經常從耗費好幾個月的數十次對談中萃取而出，這種殫精竭慮的精神，替後來所有同類期刊樹立了難以超越的典範。

《滾石》集結了一群才氣縱橫、不修邊幅的青年，除了專訪和音樂評述是每期必備的重頭戲，楊．韋納還延攬了一群年輕的寫手寫文化觀察、政治觀察等範疇的專文。楊．韋納回憶他初識杭特．湯普森（Hunter S. Thompson）的情景是：左手拎著半打啤酒、右手提著書包，裡面東倒西歪地塞著酒瓶、錄音機、報紙和筆記簿，剃了個光頭卻戴著假髮，沒有人想得到這號人物在1972年對美國總統選舉的記述不僅發展出一種全新的報導文體、影響後繼無數寫手，更使《滾石》雜誌取得對全國性事務舉足輕重的發言權，成為媒體界的一大傳奇。除此之外，1973年的水門案、和1975年轟傳一時的核電廠污染黑幕案「絲克伍（Silkwood）事件」，《滾石》雜誌的記者都搶到了不少獨家新聞，隨著發行量的膨脹，這本雜誌的影響力也愈滾愈大，到八Ｏ年代中期，它已經是美國發行量最大的期刊了。

《滾石》創刊之初，登了一則廣告在《紐約時報》上：

「設若你是學生，教授，家長，這就是你的生命。因為你已經瞭解：搖滾樂不僅僅是音樂而已，它是新文化和新世代革命的能量中心。」

這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一本討論搖滾樂的刊物竟然可以對整個世代產生這麼大的影響：對當時的年輕人來說，搖滾樂不止是一種音樂，它是青年世代所有價值觀的綜合體，搖滾樂等於是當代青年文化的櫥窗，緊扣時勢、自由奔放、充滿苦澀的詩意和辛辣的譏刺，而且僅僅屬於年輕反叛的靈魂。《滾石》的特約攝影師可以跟著死之華（Grateful Dead）樂團四處巡迴，一面拿脖子上掛的徠卡相機拍照一面跟樂手在後台嗑藥，口袋裡裝著一本卡繆的《反叛者》。正因為搖滾樂這種吸納百川的包容力，《滾石》在論述音樂世界以外的議題時，也都顯得游刃有餘。文首那封讀者投書其實所言不虛：搖滾樂只是幌子，更重要的是搖滾樂所擁抱的事物與態度。

有趣的是，儘管涵蓋這麼多硬梆梆的議題，《滾石》還是把自己定位成音樂本位、休閒本位的雜誌，對流行風尚和花邊新聞從不放過，在嚴肅與輕鬆之間巧妙地取得平衡。《滾石》在視覺設計下的功夫也不容忽視：從創刊號開始，它就是一本圖像與文字並重的刊物，不僅版面設計煞費苦心，而且從一開始就禮聘一流的攝影家提供報導相片。著名的攝影家諸如安妮萊布維茲（Annie Leibovitz，約翰藍儂生前的最後一組照片就是她拍的）、吉姆馬歇爾（Jim Marshall，他替無數爵士樂、藍調大師拍攝的人像和六Ｏ年代末的演唱會實況攝影都是當代流行音樂史的重要文獻）、理查阿維東（Richard Avedon，他在1976年替美國高層政要拍攝的群像是《滾石》雜誌最著名的報導攝影之一），都曾在《滾石》留下許多經典之作。從去年出版的《Rolling Stone: Images of Rock'n'roll》攝影輯就可以看出：光是《滾石》歷年的圖片，不用任何文字妝點，就足以編出好幾本精采絕倫的畫冊；這樣的編輯方針使《滾石》賣相十足，得以兼顧各個階層的讀者。

【圖說】1977創刊十周年、1987創刊二十周年特刊。


《滾石》的創刊群是嬰兒潮世代的中堅，六Ｏ年代末，這群新生代都還不滿三十歲，是才情創意發揚得最淋漓盡致的時期。七Ｏ年代以降，唱片市場急速膨脹、搖滾樂從反叛意味濃重的表演形式轉變成利潤動輒上百億的娛樂工業，《滾石》也逐漸擺脫創刊初期的草莽抗爭氣味，歌手藝人紛紛以登上《滾石》的封面為榮。隨著唱片分眾市場愈來愈細密，《滾石》的當期唱片評論逐漸成為流行音樂界最權威的聲音，左右輿論的程度就跟《紐約時報書評》的重要性不相上下。七Ｏ年代末，《滾石》開始編纂唱片指南、歷經兩次修正再版，更進一步鞏固了它在流行音樂界的論述霸權。要一直等到八Ｏ年代，像《Spin》、《Q》這類同樣標榜深度論述的搖滾樂期刊相繼問世，這種唯一的權威性纔算被打破。

八Ｏ年代迄今，《滾石》的鋒芒不再像它的第一個十年那麼耀眼，隨著詹．偉納漸入中年，當年的嬉皮也紛紛穿上西裝進入辦公大樓，學作雅痞、生育後代。搖滾樂不再是他們那一代的專利，許多更生猛有勁的音樂刊物紛紛出籠，相形之下，《滾石》的尺度竟然顯得保守起來。雜誌的廣告頁數愈來愈多，對影視明星和時裝流行長篇累牘的報導也漸漸壓過了政治評論和文化觀察的光芒，讓新生代的知青大大不滿，許多人認為《滾石》在八Ｏ年代以後已經背叛了當初創刊的初衷，開始刻意地媚俗了，遂把它劃歸一般流行時尚雜誌的領域。的確，即使在台灣，現在我們可以選擇的優質進口音樂期刊都已經有五六種，《滾石》在七Ｏ年代的光環確實已經褪色了。但是它仍然是一本除了搖滾樂之外，也願意花費可觀的精力全面深入探討青年文化的期刊。它設定的讀者一直都是大學生，《滾石》甚至有一個獎項，每年獎勵來自校園的優秀新聞寫作。就議題的深度與廣度而言，《滾石》仍然是一本不容小覷的刊物，而且一直企圖在討好老讀者之餘、也不至於跟新世代脫節，雖然有人認為這樣也可能兩面不討好就是了。

對台灣的年輕讀者來說，《滾石》可能比《時代》、《國家地理》和《村聲》容易讀，但它未必是一本輕鬆的雜誌。每期的人物專訪和唱片評論都需要相當的搖滾樂知識才能充分享用，對美國社會的背景知識不夠了解的話，政治評論也常常難以讀通，就連校園文化的介紹也經常隔閡重重。除了搖滾樂評述，《滾石》還會製作青年文化現象的深入探討，這是我覺得音樂以外最精采的單元。去年它曾經做過一個哈佛大學高材生自殺的報導，篇名是〈預知死亡紀事〉，整篇文章完全透過死者家人與朋友的訪談錄交錯拼貼，記者一個字也沒有添，這樁自殺悲劇的原因便自然而然浮現，是一篇功力深厚的報導文學。最近這期的專文是「巨型都會(Megacity)」，對巴西集結一千六百萬人口的聖保羅市（Sao Paulo）做了一系列攝影報導，探索這種巨型都會對人類生活型態帶來的改變。假使我們把《滾石》視為一份以青年人為對象、以搖滾樂為中心議題的綜合文化刊物，它一直都能兼顧論述的深度和親和力，這是《滾石》無可取代的獨特語言，也是它最迷人的地方。

我接下來想問的是，假如在台灣，我們可以怎麼樣用刊物來捕捉青年世代的集體狀態？我們有可能編出一本屬於年輕人的深度文化刊物、既不過份蛋頭、又能緊扣時勢嗎？《滾石》的傳奇有它特殊的時空環境來成全，台灣的年輕人又該怎樣來透過媒體表述自己、找到青年文化的書寫方式？在這方面，我們纔剛起步，也許《滾石》的成功和轉變，可以讓我們多想一些。


「...不管這些人的語言多麼粗俗、頭髮多麼長，但真理在他們這邊。」

－－劇作家／前捷克總統哈維爾（V. Havel），談他第一次聽到捷克搖滾樂團「宇宙塑膠人」作品時的心情。

1975年十月出刊的198期《滾石》雜誌封面印了墨黑的幾個大字：「內幕故事」，掀起了全國媒體的大地震。媒體大亨蘭道夫．赫斯特（Randolph Hearst）的千金派蒂．赫斯特(Patty Hearst)被左派游擊隊ＳＬＡ綁架已經十九個月，令人震駭的是她竟然在被劫持十週之後出現在一幫搶銀行的劫匪中間，戴著扁帽、拿著一挺長槍，從人質搖身一變成為游擊隊的同志，之後就失去了蹤影，連ＦＢＩ都沒了頭緒。所有的記者都在追蹤這條「資本家窩裡反」的大新聞，卻遲遲沒有進展。

第198期的《滾石》巨細靡遺地報導了派蒂．赫斯特事件的始末，包括她如何加入ＳＬＡ、這段時間去過哪些地方、綁架的幕後原因等等。撰寫這篇報導的記者赫華孔恩（Howard Kohn）跟大衛偉爾（David Weir）都曾經是校園裡的左派活躍份子，他們透過自己的人脈採訪到曾跟派蒂赫斯特一齊逃亡的人。聯繫線民的過程中，黑函到處亂飛、記者隨時有被暗槍擊斃的危險；出刊前印刷廠更必須派警衛看守，以免原稿外洩。《滾石》出刊之後，記者自己反而成為全國媒體瘋狂競逐的採訪對象，ＦＢＩ的幹員威脅要打斷他們的腿、許多左派游擊組織更發表宣言要對《滾石》雜誌不利，甚至沒有人敢靠近編輯室的窗口、深怕被狙殺，然而他們打算繼續挖下去。

這本雜誌的編輯與記者群平均年齡大概只有二十五歲，總編輯楊．韋納也才二十八歲，在四面楚歌中，他對採訪的記者說：「繼續幹，你們寫，我就印。」想想看：這只不過是一本來自舊金山的搖滾樂刊物－－一群二十來歲，邋里邋遢、不修邊幅的毛孩子，竟然可以對全國輿論產生這麼大的震撼。他們在用自己的方式寫歷史，充滿活力、不畏艱難，只因為他們要追求屬於自己的答案，不想走別人畫好的印兒。《滾石》國內事務部主任杭特湯普森說：在早期，替《滾石》工作是眾人眼中的「錯事」，沒有人知道你在搞什麼，但是這種「和正常社會作對」的感覺，正是這份工作最吸引人的地方。

《滾石》雜誌有一點很重要的意義，就是把六Ｏ年代青年文化的「反叛」精神具體細緻地延續到七Ｏ年代。搖滾樂本身就是反叛的代名詞，它可以立即引起絕大多數年輕人的共鳴，而且擁有複雜的深度，足以反映年輕世代的深層思維。除此之外，對他們來說，搖滾樂是「在地」的東西，是從自己的土壤孕育出來的新生藝術。美國作為世界最大的文化霸權，「在地」很多時候就是「世界」。這是《滾石》得天獨厚的地方：它是一本在地的刊物，卻可以影響地球上許多角落的讀者。

擴大一些來看，為什麼嬰兒潮世代的青年可以反叛得如此理直氣壯、激盪出這麼多驚人的火花？因為站在對面的敵人清清楚楚。國家機器、官僚、政府、戰爭，成年人控制的一切都在跟年輕世代作對。進入七Ｏ年代之後，事情不再這麼簡單。轟轟烈烈的學潮竟然換來七Ｏ年代的水門案和八Ｏ年代保守的雷根政府，更年輕的不滿份子出現，揚言要對墮落虛矯的嬉皮世代造反。失望恐懼之餘，理想燃燒殆盡的「前」嬉皮遂紛紛改當雅痞，用精緻的消費欲望麻醉自己，《滾石》也跟著搭上商品化的列車，不復創刊之初的草莽和純粹了。


在翻閱著一期期《滾石》雜誌的時候，不免想到台灣的情形：台灣是不是也有可能出現類似的刊物，年輕人自己編、自己寫，用自己的語言討論年輕人普遍感興趣的議題，又能兼顧論述的深度、並且進佔主流媒體的檯面？

再進一步地問：為什麼台灣需要一份屬於年輕世代的文化刊物？所謂「青年文化」在台灣該怎麼解釋？「青年」到底在哪裡？

如果用「刊物」來衡量台灣年輕人的表現，琳琅滿目的期刊架上，其實很難找到青年世代的發言位置。休閒雜誌、綜合性期刊幾乎都是成年人編給年輕人讀的東西，少數學院中的菁英份子編出來的刊物又過於蛋頭，和大多數年輕人的生活嚴重脫節。從前的《島嶼邊緣》乃至現在的《破週報》固然集結了一群飽學的年輕寫手，但畢竟是象牙塔的產品，還談不上什麼普遍的影響力；八Ｏ年代曾經風起雲湧的校園刊物，如今幾乎凋零殆盡，年輕人似乎不再有興趣以刊物作為表述自己的媒介了。這是怎麼回事？

退一步來說，「刊物」到底對新世代而言有什麼意義？台灣的年輕人「需要」一分屬於自己的喉舌刊物嗎？它究竟應該以哪些人為對象？又該承載什麼內容？紐約的《村聲》也好、倫敦的《Time Out》也好，它們都是許多既存的次文化社群的反映，放在台灣來看，類似的社群在哪裡？其實「台灣的青年世代」這個群落向來都是面目模糊的，到底該跟「閱讀」做什麼樣的連結就更難講了。在這片每年平均每個人花不到十幾塊錢買書的島嶼，或許「刊物」從來就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東西。

《滾石》雜誌找到了搖滾樂這個主題，搖滾樂不僅僅是音樂、也是年輕世代價值觀的總集合。在台灣，有可能找到屬於我們自己的、足以跟「搖滾樂」相對應的主題嗎？我們似乎還沒有辦法找到可以立即凝聚整個世代共同目光的「文化主題」。整個年輕世代跟台灣的過去是斷裂的，幾乎找不到新世代跟舊的文化傳統的連結，年輕人不僅缺乏有系統的世界觀，也缺乏對自己環境的認同，缺乏普遍的問題意識、找不到施力點。這種景況可能要再過一二十年，更年輕的世代出現，纔會慢慢有所改變。

由於缺乏共同的歷史記憶、對傳統無法掌握，反叛當然也就缺乏對象。若我們都同意文化領域的創新和反省理應由新生世代來履行，那麼目前二十到三十歲這一代的表現，普遍而言是沒辦法和七、八Ｏ年代的衝勁相比的。不再有共同的敵人、不再有集體的鬱結，大師的權威都被推倒、新的方向和理想又還無法建立，連土壤都沒有、要如何開花結果？要先有對傳統的認識才能批判傳統，權威全面崩壞之後，現在的台灣青年普遍面臨的或許是「無傳統可批」的窘境吧。

七Ｏ年代，台灣也曾經出現過一本《滾石》雜誌，由段鐘沂、段鐘潭創刊，編輯幾乎都是不到三十歲的年輕人，顯然是想師法美版《滾石》的精神。在七Ｏ年代後半，它不僅是台灣唯一討論搖滾樂的雜誌，也留下了不少當時青年文化的紀錄。七Ｏ年代末的校園民歌運動在這本《滾石》雜誌裡有許多第一手的評述；八Ｏ年代以後，校園民歌被更精緻更商業的唱片工業取代，這本《滾石》也就隨之轉型成為「滾石唱片公司」的內部宣傳刊物，雖然一直都在出刊，卻早已不是當年的模樣了。這本雜誌的編輯風格相當隨興，內容從翻譯文章、樂壇新聞、搖滾作品深入剖析、在地歌手訪問、樂評專欄、歌譜教唱乃至心情隨筆無所不包。這本雜誌在當時確實產生過不可忽視的影響力，可以算是台灣出現過的比較接近美國《滾石》的刊物吧。但是搖滾樂畢竟是外來的東西，談起來還是隔著重重的文化障礙；而七Ｏ年代的言論尺度也不可能讓他們對社會議題或時政做任何尖銳的討論。八Ｏ年代開始，唱片工業越來越蓬勃、青少年消費能力大大提升，商品銷售的手段也日趨細緻，像台灣《滾石》這種「純情」的雜誌就更不可能出現了。

前捷克總統哈維爾在回憶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的時候談到捷克社會在短短的時間經歷了複雜的集體情緒變化：先前冷漠、躊躇、沮喪的社會，竟會在短短半年之後發揚了真正的公民意識，以勇氣和智慧對抗入侵的強權，而又在這之後不到一年重新墮入比之前更可怕、更深沉的沮喪之中。「人們退縮到個人生活的圈子內...冷漠沮喪的社會情緒把我們帶到了一個灰黯專制的消費主義年代。社會重新變成一盤散沙...獨立思考、創造性都躲進了私生活的深深的壕塹裡。」在1975年寫給捷共總書記胡薩克的公開信中，哈維爾提到當時的捷克人民「把主要注意力放到他們私人生活的物質層面...生活變得空前地乏味和卑污，生命變成只是對貨品的追逐。」

這讓人想起儘管八九民運讓北京政權的虛偽本質暴露無遺，它在六四之後也並沒有垮台，年輕人對政治、對公共議題都不再抱持理想，反倒投機鑽營之風大起、人人急著賺錢。就像哈維爾所說的，麻木失望之餘，隨著消費水平的提高，「生命變成只是對貨品的追逐」。

儘管台灣沒有經歷什麼鎮壓，這種大動盪之後的深沈失望卻幾乎如出一轍。八Ｏ年代末，台灣的年輕人幾乎是在一夜之間被迫成長，然後迅速耗盡所有的熱情和理想。一九九Ｏ年的三月學運總結了這一段時間累積的熱情，就像一場轟轟烈烈的告別演唱會，之後整個年輕世代陷入了新的瑣碎、冷漠、虛無的情緒之中，八Ｏ年代的學運領袖紛紛進入體制，昔日的敵我界線完全消失。資訊爆炸在兩三年以內就完成了台灣青少年該如何進行符號消費的總教育，新生代迅速重返個人的小小天地，淹沒在一堆舶來符號的汪洋裡。

在台灣，年輕人是不是就這麼胡里胡塗地耽溺下去，像作家楊照所說的，對文學沒有耐心、對知識毫不好奇、生活裡也不再有快要爆發出來的不滿與義憤 ？台灣的新生代似乎還沒有累積足夠的、集體的不滿，這是一個尚未「對厭煩感到厭煩」的年代。杵在二十到三十歲之間的這一代，既沒來得及投入八Ｏ年代社會力的全面釋放、也沒來得及趕在學校畢業之前接受網路文化的洗禮。在九Ｏ年代成長的這一輩或許將在十幾二十年之後被更年輕的世代目為無聊、不長進、退縮的一代，成為被革命的對象亦未可知。青年刊物和青年文化論述的付之闕如，或許只是這種全面性「不景氣」的投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