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劄記

柴靜，《看見》。這本書就像柴靜本人一樣，安靜當中透出強大的氣場，讓人不能不認真閱讀，讓人不能忽視掉書中的任何一個細節。

對於這樣一本書，我是捨不得用速讀的方法來看的。

事實上，這本書也真的不能用來速讀，因為你很難找到一個能讓你快起來的理由，也根本無法把速讀的方法運用到這本書中去；相反，我倒是更喜歡慢下來，邊讀邊思考，並盡可能地把書中提到的人物、採訪、事件等等，都搜索出來一一熟識，通過一本書的閱讀，最終構建起那個柴靜所看見的“世界”。

在看新書首發式之前，我不知道柴靜緣何要起“看見”這個名字，也不清楚這兩個字在柴靜的世界當中，究竟承載著一種什麼意義。但我相信，一個如此安靜的女子眼中所看見的，必是撥開紛雜表像後所呈現出來的客觀。

書未讀完，但僅從首發式的演講中，就找尋出了一些值得思維漫步的路徑：一、為何寫作；二、寫作的意義在什麼；三、在這樣一個社會中，我們究竟應在怎樣定位自己。

如果前兩個問題看起來很相似的話，那麼第三個問題，應該就是在前面思考的基礎上，繼續了拔高和摸索。

但實際上，前兩個問題有很大的區別。我曾在給一位雜文家的郵件中這樣寫道：“（寫作的意義究竟是什麼？）今天還剛在想這個問題，嘗試做了下面假設：寫作的開端大多是個人小情感的抒發，但多會式微，逐漸轉化為社會責任和國家情懷，且再向縱深發展。在這個轉化過程中，寫作與個人結合，並促成個人向社會人的轉化。社會會承認作品價值，但寫作的意義彰顯於個人身上。”憑此看來，當時我已經認識到了個人寫作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但仍然較為表面化。在聽了柴靜的演講後——我並非記者，無需讓自己的文字保持絕對客觀的溫度，這也並非我對柴靜觀點的無條件接受，只是覺得我的觀點與她無甚分歧，且她遠遠地走在了我的前面，那正是我還沒有看清的道路——我覺得有必要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校準一下：寫作當中一定會有一個“我”存在，找到了我的定位，就找准了寫作的意義。小清新們、寫手們、拿著作協證給自己貼金的人們，無非只是在尋求一種身份認同感，他們以文字為工具，換取和彰顯一種對自己知識水準和文字駕馭能力的標的身份；學問家手中的文字，是一種承載思維成果和工具；作家的文字，是一種藝術勞動的果實，但它並不一定具備現實意義。

還有另一類人，他們或許是記者，或許是編輯，或許只是普通的學者、甚至學生，他們的精力投向了對整個社會的思考，故而他們的文字帶著一種思考過後的精煉。記得在《知識份子論》裡面有過這樣一段話：每一個時代都不能缺少一批知識份子，他們不為名利吵，不為金錢吵，只為主義吵。這句話說得是非常精妙的，因為它不僅肯定了這些作為弱勢群體的知識份子在社會當中的價值，而且，更從時代的高度把他們“吵”的價值加以肯定了——由此來看，這些具有社會思考的文字，才是最具價值的文字，才有承載歷史的力度，和見證社會發展的溫度。

想過了這些，在回頭來看看“為何寫作”和“寫作的意義”這兩個命題，就會發現它們不但不相似，而是大相徑庭的兩個問題：每個人都能給自己的寫作找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但並不是每個人的寫作都有意義。

柴靜的文字，完全能擔起寫作的意義。

她在演講中說，在採訪中儘量忽視“我”。說實話，我剛聽到這句話的時候，第一反應居然是《莊子》中的“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站在柴靜的視角上看，這種認識顯然是錯誤的。中國古代的黑箱思維模型，顯然不能用在做新聞報導，做新聞的人，需要的是零度的鷹的眼睛。但柴靜卻偏要在這個過程中忽視“我”的存在，那麼，她究竟把自己定位在了何處？

在嘗試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不妨也先嘗試著忘掉自己一會兒——“我”是生活在柴米油鹽當中的人，每天為了自己的得失功過而或高興或悲傷，如果我能夠站在一個更高的位置上，低頭俯視我當下的生活，或放開視野看看遠處的世界，會不會覺得剛剛那個“我”很世俗呢？

如果說得再模型化一點，就是：柴靜的書站在了一個超我的位置上，在向自我、甚至是本我的人們報導著世界。這也無外乎柴靜會始終保持一個安靜的形象了，因為站在這樣一個位置上，只有安靜，才能給身處紛亂當中的自己帶來力量。

或許，我可以這樣概括“看見”的含義：作為世界的旁觀者，用溫暖的心和客觀的眼睛，洞悉世界，並把看見的一切，儘量原封不動地告訴世界當中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