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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新政系列】一個兼具環保與社會正義的進步訴求 從美國與台灣看綠色新政

自從疫情開始延燒後，有不少自然環境開始"復甦" 的跡象。根據BBC的報導，與去年相比，主要來自汽車的一氧化碳排放減少了近50％，造成全球氣溫上升的二氧化碳排放也急劇下降。然而，這些都只是曇花一現，不該成為大家鬆懈的理由。我們所建造的工廠、鐵道、路面都還在，因此這些都只是污染的暫時停擺而已，一旦疫情結束，一切都會回歸原狀， 甚至因為要處理多餘的口罩等等而製造更多污染。

不僅如此，根據報導者網站的報導，由於全球暖化的緣故，病媒蚊、各種病毒、以及氣候難民都會持續增加。這意味著病毒將更快速的傳播，地球也陷入傳染病世代的危機。

正因如此，和大自然和平共處，並維持環境的永續發展及減緩全球暖化成為了人人有責的事情。而許多國家面對這樣的現況也紛紛作出行動。其中"綠色新政" 一詞更是躍上了檯面，從美國開始快速向世界擴散成為大家討論的焦點。接下來筆者會先從介紹綠色新政的起源--美國開始，逐一帶大家了解及分析他的利弊，以及台灣該如何借鏡。

說到"綠色新政"一詞，就要先從它的來源說起。 這個詞是源於"新政"，也就是羅斯福總統為了振興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後，所制定的一連串改革及公共建設。綠色新政便是將羅斯福總統的經濟政策再加上環境永續及資源再生等現代概念。

綠色新政這個概念在2019年躍上檯面，由一些民間團體及民主黨眾議員柯特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所力推。綠色新政最主要的目標是於2030年達到溫室氣體零排放，再搭配上其他對社會及經濟問題的改善方案。在綠色新政的決議文中，設定了五大目標：

1. 達到淨零溫室氣體排放，轉型過程須對所有社群與勞工公平與公正。

2. 創造數百萬個高薪工作機會，確保全民繁榮與經濟安全。

3. 投資基礎設施與產業，以永續方式因應21世紀的挑戰。

4. 確保潔淨的空氣與水質、打造氣候與社群韌性、健康的食物系統、親近大自然的管道， 以及全民永續環境。

5. 提倡正義與公平，修復歷史上、停止現在正在進行，也避免未來對氣候脆弱度較高的前線與脆弱社群造成壓迫。

綠色新政不同於以往許多環保政策，它最大的特點在於，追求減少溫室氣體的同時，也將社會轉型的公平性一同納入考量。美國屬於M型社會，有許多收入不平等的問題，這也導致氣候政策的推行會因為社會過度分歧而沒有凝聚力。最好的例子是美國2009年推行的「潔淨能源與安全法案」，就因為改革前線的人民不支持而失敗。

綠色新政為了避免這種狀況，在力求環保的同時，對較相較弱勢、利益受衝擊的族群也提出相應的權利保障：提供工作機會、居住正義的基金保障等來加強凝聚力。除此之外，綠色新政也帶出了「系統性不正義」 這個觀念，把氣候變遷的後果和貧富差距、種族問題等等連接，讓民眾更可以體會此政策和自身生活的關聯性，也更願意去配合及實踐。如此一來，環保便不是遠在天邊的議題，而是和其他生活中的議題環環相扣牽繫在一起的進步訴求。

然而，綠色新政也引發眾多爭議與反彈。首先是此決議文並沒有太大法律效益，且在2019年的三月被參議院無預警封殺了。再來是許多人抨擊綠色新政太過理想化，畢竟要在十年內達成零溫室氣體的確十分困難且激進。共和黨議員Ernest J. Moniz就因此提出了與綠色新政 (Green New Deal) 相抗衡的Green Real Deal。強調將改革重心著重於氣候，且運用科技及大數據等更實際的方法去解決溫室氣體的問題。

最後，由保守派創立的能源組織Power the Future將綠色新政比喻為一個特洛伊木馬，表示他是以解決環境之名推動社會主義之實。他們抨擊此政策只是用來擴大政府的權力以及淘汰一些傳統汽車及航空產業等等。

雖然有這些總總爭議，但是綠色新政仍然帶動了美國關心環境永續的政治風向，並且持續的在發酵。在川普政府執政時期，他曾抨擊綠色新政只是紙上談兵，使得此政策一度有些停滯，但拜登當選後綠色新政又再度重回檯面。拜登雖然沒有如原先綠色新政的目標要在2030年達到零碳排放，但也承諾這個目標要在2050年實現。

美國新政府在某方面可說是最積極提出應對氣候問題方案的一屆政府，拜登的團隊也是由一群十分在乎氣候變遷的官員組成。例如國務卿John Kerry維特任氣候大使，而環保署長Gina McCarthy擔任氣候顧問。然而，新政府也面臨許多的挑戰，首當其衝是修補各國在氣候上對美國的信任問題，並重回巴黎協議。而拜登團隊也因應各國的減碳趨勢將氣候問題與貿易問題一併處例，以消除國內的反彈聲浪。

至於內部，由於氣候問題在美國高度的黨派分化，且聯邦分治的政體使得在氣候議題上凝聚力不足，美國新任政府或許仍需要想出更多應對之道。

而台灣可以從綠色新政中學到甚麼以改進我國自己的能源政策呢? 雖然我們已經設立目標：2050年的碳排放量較2005年下降百分之五十，但是相較下仍然不夠積極且有效。

首先，台灣本身的能源結構就有缺陷。我們只有將目標放在追求再生能源占比百分之二十的技術及經濟可能性。然而，綠色新政參考的2018年10月IPCC全球暖化1.5度特別報告卻指出，若要積極減碳至少要達成再生能源占比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由此可知，我們仍然缺乏長遠的轉型目標，並且也還沒有應對長遠能源轉型的方法及方向。

再來，台灣對於氣候問題的倡議方式，可以效法綠色新政的做法。綠色新政因為將氣候問題透過「系統性不正義」的觀念連結到人民收入及族群問題等等，會讓一般民眾感受到此問題與自己的關聯性較高。反之台灣，人們雖然認知到氣候變遷帶來的危機，但卻因為和自身缺乏關聯而難以付出行動。

最後，綠色新政一個十分大的優勢是他是由柯特茲，Rashida Tlaib等等進步派推動，且以青年為主體，是一股新型的政治力量。而台灣的兩大黨派在氣候政策的思維上仍與氣候新政的進步主張有所差距。比如在能源轉型推動聯盟發函給19個提出不分區立委的政黨來討論環保相關的改革，結果僅時代力量、綠黨、台灣基進、合一行動聯盟、台澎黨、台灣維新，共6政黨回應，大黨國民黨、民進黨、均「已讀不回」。

在全球其他國家都針對氣候變遷提出相應的政策，如日本已經實施「石油石炭稅」、英國有「氣候變遷捐」、碳稅，德國也有生態稅，台灣政府在這些方面積極度仍然不足，且相關的討論也未普遍出現。不過，我們相對於美國有一項優勢，也就是在氣候議題上，不同黨派與地方對於氣候行動的必要性，分歧相對沒那麼大，雖然政策方向可能差異許多，例如廢核與擁核的爭議，但大致上都認可這是件重要的事，不會有完全否認氣候變遷事實的問題。

在疫情之下，人們更看見了地球真的迫切需要保護，而每個人都需要一同盡一份心力。這篇說明了氣候問題的重要主導者美國所提出的綠色新政，以及台灣可以從中學到甚麼。下一篇筆者會提供更多其他國家的例子，並分析台灣又可以如何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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