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4/1）立法院召開的藻礁保護公聽會中，中研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退休研究員、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邵廣昭教授在會中質疑了護礁團體提出的部分觀點，消息傳出後，馬上有人挖出邵廣昭老師曾因詐領助理薪資而被以偽造文書罪起訴的過去。
我想關心環保或海洋生態的人應該都記得這個新聞。當時邵廣昭老師的助理因只有高職畢業，依中研院規定僅能領20,800元的薪資，而他為了協助邵老師海洋採樣，不只無法固定週休二日，還常常要配合漁船、潮汐及天候等條件半夜加班，仍無法支領加班費。
因此，邵老師謊報助理的母親是臨時工，每個月補貼七千多元給他，讓助理每個月能領個勉強溫飽的2萬8千元。7年多來，這些錢沒有一塊進到邵老師口袋，直到 2012年他自覺不妥，主動向檢方自首並繳回全數金額，也因此被起訴。這個故事當時在環保圈沸沸揚揚，許多學者都出面聲援，還有人從資料庫挖出這位助理採集過的1,118筆魚類標本，鑑定過的1,691筆標本，證實助理的工作能力絕對不輸給任何優秀人才。在當時社會一片22K的聲浪中，邵廣昭老師成為了鄉民口中「良心老闆」的代表。
就是這樣一位在學界素有威望的老師，只因對藻礁議題發表不同意見，就有人要試著要抹黑他的私德。
近年來，民粹主義在全球橫行，各派學者們開始投入研究其原因，其中有一派的說法，認為越來越激進的左派運動要為民粹興起負起責任。
由於左派人士通常具有高度的理想性，當這些人走入群眾運動，往往會是越極端、越不願意妥協的人，反而更容易掌握道德的制高點。當這些人在公民團體中佔據領導地位時，由於他們一步不退的態度，將使任何有實質意義的討論都成為不可能，導致雙方的對立只能越來越激化。
而這種激烈的對立以及伴隨的時程延宕，會逐漸使人民對民主制度失去信心，轉而求助於更傾向威權獨裁的領袖，即使這些威權領袖根本沒有提出任何有效的解決方案，但至少他們會做出決定，帶領已經厭倦精英語言的群眾脫離無止盡的爭論，重建過去政府對社會的宰制。
在台灣這種跡象正逐漸明顯，它影響的並不是單獨某個議題，而是整體社會對未來政治的想像。
如果我們希望的未來，是一個公民跟政府能坐下來好好協商討論的、參與式民主的未來，那不只是檯面上操弄民粹的政治人物，公民團體對內部極端份子的縱容也正在破壞這樣的願景，仔細檢視這些人的言行，更會發現他們早已背離了這些組織當初的理想，卻仍沒有什麼人敢公開批評。
與理念相反的人合謀、誇大不實的宣傳、抹黑意見相左的學者，以及不願溝通的姿態，這些「另類左派」正在使台灣社會走向極端，我們開始看到越來越多人希望政府不要顧慮公民團體、不要跟人民有過多的討論，這難道是台灣有什麼新興的民粹代表人物在搧動嗎？在我看來，也許缺乏自省的公民團體要承擔起更大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