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書的後記裡,作者鄧觀傑明確揭示了,在隨著年紀增長,使我不敢貿然寫小說的原因:
也許是因為,我對太多事情感到困惑。比如原生家庭的創傷、比如身為華人的意義,書寫的技藝、無故降臨於人的不平之事⋯⋯我滿腹狐疑,而小説是我唯一學會提問的方式。⋯⋯我所找到的小說擅於模糊而非釐清,長於歧義而非定義,因此每當我嘗試用小說為問題找出答案,那些答案都誘導我走向更遠的問題。太多問題而太少答案,書寫因此艱難挪動⋯⋯
曾經與文字毫無負擔的共處,讓我度過不少只有自己的日子。隨生命經驗積累不可逆地豐碩,那些自以為歡愉的想像,被迫承擔對等責任。我其實把自己的路給封死了,愈是想探究問題本質,推導的答案趨於複雜繁瑣,使我再也不能確定到底哪個結果才能使我滿意,怎樣才能善罷甘休。這讓我不禁揣想:是不是我的年紀根本不夠駕馭這些問題?是不是寫出來的東西還能被稱作「垃圾」已是它最典雅的名字?
本作的每一則故事皆使我深深著迷。我永遠不會是別人,正如鄧的故事是他自己的,如果個體差異是明確且不可被挑戰的基本準則,我對於《廢墟的故事》的深切熱愛,豈不是成為毫無道理的崇媚?同於後記後段,鄧再提:
至此終於體悟,小說從來不應該背負解決我問題的責任。小說遠比我聰明,也遠比現實巨大,它原來便是為了跨越這樣的界線而存在⋯⋯小說虛構毫不相關之物的關係,虛構你我的連接,如此它將掙脫個人與現實的局限,將「我的問題」變為「我們的問題」,讓帶著不同問題的我們在那裡相遇。
是的,各自的民族認同,終日惶惶無法止息的異地生活,家庭餽贈於孩子們的好與壞,零零總總都是終其一生未必可以審視處理的問題。藉由鄧的任何一段文字,他人眼裡毫無道理卻受我獨鍾的關鍵詞彙,都成為我投射自己,妄然想像自己成為鄧的奇幻重疊。那傾刻,我把自己的經驗分割出去作為一張入場券進入鄧的世界,若不這麼做,我將無法在裡面獲得等值的情感體悟。從第一篇〈故事的廢墟〉作為開端,我便直覺肯定我會喜歡這本小說,事實證明,有好一段時間,我會逢人毫無保留地推薦這本可被譽為鬼才之手的精湛創作。
在〈Godzilla與小鎮的婚喪嫁娶〉中,形象被賦予如台灣地方隱藏版里長的婆婆,領著其愛孫在這鄰里情感緊密的小鎮中度過無數個美好日夜。小鎮終得因為世界更迭隨之改變,如同年少的生命終有離鄉背井的未來等待著。《哥吉拉》電影的引入,代表一股強勢來襲,那多半是無從抵抗的巨大能量,被遷就於成長,遷就於在時間的流逝中拋棄什麼,以換得什麼。掛在戲院外的海報上,一雙巨大的腥紅牢牢捕捉孫子從懵懂變得成熟自私。離鄉為了自己,返鄉終究為了家人,再次收進眼底的哥吉拉海報早已褪色,不是小鎮老了,而是孫子長大的速度太快了。以哥吉拉產蛋盡責母職,在感受到威脅的人類砲擊猛攻下,為母則強,藉此形述婆婆牽領自己踏遍大街小巷的日子,那是使人念舊,非常複雜,難以疏離清楚的情感。
曾在北部支付高昂租金,蝸居在幾坪不大小套房生活經驗,使我對〈洞裡的阿媽〉特有感觸。因遭逢颱風挾帶暴雨來襲,滲入房內的雨水造成一灘程度可觀的小水窪,主角靈機一動,從原本在仰賴有抽風功能,便於廁所烹調的日常,拓展為梳洗睡工作都在這裡解決。充滿著畫面感的描述我不因此感受到不由得會讓人聯想到的「苦中作樂」,而是順勢而為的生活型態改變。狹窄空間包裹的個人,仍保有活著的能力,只不過將不是長久之計,正如疫情使然不得隨意外出的關鍵時期。外面總是吸引人,流浪才會成為回家的理由。不把自己放逐四海,就找不到根在何處。在廁所生活的「我」,遙想起在家鄉時,阿媽因為夫妻爭執憤而要脅自殺往家裡專門集中排泄物的糞坑一跳。混在臭氣沖天屎堆中的阿媽沒死成,倒是攢積了更多家庭待她不公的委屈,在自己、在孩子的心底留下好長好長一道抹煞不了的污漬。此刻已不在家鄉的「我」,得在反芻這些荒誕過往的地基之上,在陌生受制暴雨肆虐的城市裡,感受遍體濕冷,走踏在水流匯集的巷弄之中,重新建立一個新家。這一整段描述在在勾起不過不久前,置身北方的我的記憶。浪的距離不如「我」的遙遠,好像也無法安然隨之適應。這世界好大,「我」與我都在找熟悉的景色,力圖在盜版中找回家的真跡。循著不止息的雨水,「它」終將出現。
我時常同別人自我介紹開誠佈公地說:我個性很難相處,對於看不慣的事會百般刁難。是因為對於一件事的較真,卻被概略地貼上標籤,藉此理解這是什麼人,的這種相處方式對我來說非常不尊重人。舉例來說,我很討厭「書看太多的人容易多愁善感」這種形容。會這麼說,我無禮地批評那是因為發言者掌握情感的能力過於粗糙,無法藉由不同生命經驗者詮釋自我感受的方式,咀嚼同樣一份思念可以有怎樣的層次。那幽微的差異,類似的劇情,之所以能夠各有所好,正正是小說存在的必要性。我過分地喜歡——甚至可以說是一見鍾情——鄧觀傑的故事是基於他那用自己的語言說出跨越國籍的生命經驗。根本性的藩籬並不存在,他的文字正正說明這個道理。
喜愛這本書的程度巨大到,我甚至覺得自己的拙劣語句無法勝任其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