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與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的《自由的窄廊：國家與社會如何決定自由的命運》一書中，延伸了兩人上一本大作《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裡政治自由帶來富裕的想法，進一步地擘畫出能孕育自由的社會模樣。
他們認為，唯有在國家權力與社會力量平衡的情況下，兩者才能亦步亦趨地成長，國家可以增進效能來滿足社會的需求，而社會的力量也能抑制國家不要過度的擴權乃至於侵犯自由，這條通往國盛民強的路徑，他們稱之為「自由的窄廊」。
究竟這樣的分析方式有沒有道理？又如何套用在台灣的歷史脈絡中解釋？我有幸得到機會到中研院向吳叡人老師請教，以近萬字的篇幅記錄下他從台灣史角度對自由窄廊的分析、近期台灣內外震盪對民主自由的影響，以及對此他的看法與建議。剛接到訪問吳叡人的邀約時，腦中浮現的盡是這些年聽他演講的回憶，無論場景是街頭、講堂、教室或是網路直播。對他來說，我是個絕對的陌生人，是模糊群眾中的一點像素，但對我來說，卻早已習慣在疑惑中尋求他的意見。
雖說訪談是以《自由的窄廊》為基礎，但我們更關切的焦點必然是書中沒有多所描述的台灣。相較起當年義無反顧地走上街頭與過度傾中的馬政府對抗，我想 2000 年左右出生的年輕人對投入公民社會必然有著更多的掙扎。馬政府時期，我們的台灣民族意識與公民監督意識皆引導我們走向同樣的路，但如今，在民進黨執政下兩者有了一定程度的衝突，如果走進更私人領域，這也是每個人心中感性與理性的衝突。
我覺得沒有人比吳叡人更適合談這個主題。在理性上，他作為思想與政治史學者的一面，總能在雜亂無章的資料中找出規則，條列式地逐一論述與說服；在感性上，他除了是民族主義的研究者，更有著詩人的靈魂，他明白人世間的幸福不僅是物質、還有著形而上的標準，更難得的是他不避談這個面向，與其他「老師」們比起來，他的論述間總是充滿了無以名狀的愛。
有機會坐在他面前，我迫切想知道的不只是台灣的公民社會與政府該如何達成平衡，更想知道在台灣獨特的背景下，我那卑微的、渺小的、以身為台灣人的姿態獨立於世間的渴求，該如何與我作為政治社會一環的公民身分取得妥協？而一如既往，他開始梳理過去的脈絡，解釋為何我們今日會站在這個分歧點、面對這樣的問題。
那答案在哪裡？我們該如何行動？
不知不覺，彷彿回到剛接觸社運時常常陷入的迷思中。那時的我總覺得自己比其他人懂得更多、更深入，所以我的話更值得被聆聽、被尊重；同樣的邏輯，面對比我知識更豐富的前輩，他們的話在我心中也比其他人的意見更有意義，而議題上不斷辯證的過程像是無底的深淵，每當我厭倦了思考的迴圈，便渴望得到他們拋下的纜繩。
但吳叡人不會這麼做，相反的，他會直視深淵的挑戰。他用理性帶著我們掃清沿途的阻礙，一同走進人跡杳然之處，從而跨過理性的極限，在最黑暗、孤獨、寂靜的深淵底部，得見那微弱的光。那是無法解釋的愛，那是一切行動的動力根源，那道光映照出的解答其實早已存在我們內心，只是在這個由物質及權力慾望堆砌的複雜世界裡，我們常常遺忘了它的存在，反而陷入更虛無的追求之中。
在訪談中，我又一次地經歷這樣的旅程。這次窗外看見的是台灣 1920 年代自治的夢想，是1970 年代擺脫威權的勇氣，是在帝國夾縫中的身不由己的台灣人，是即使身不由己仍不願放棄自由與民主的台灣人。我們共享著同樣悲傷的過去，也一起看見期盼中那個小小多山的島國，它的存在既虛幻又真實，既痛苦又浪漫，引領我們持續航行在這片充滿不確定性的汪洋中，而我們唯一堅持的航線，便是作一個理性與感性兼顧的台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