賤民與台灣文學

這個禮拜雖然幾乎被關在家裡，但也意外獲得有意義的閒聊。

同台文所的朋友聊起日本旅台學者笹沼俊曉去年的新書《流轉的亞洲細語：當代日本列島作家如何書寫台灣、中國大陸》，我們在閒扯的狀態中談到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屬於反抗的文學抑或事後的發明（類似班乃迪克．安德森「發明民族」的技術）？這個問題源於作者在書中以極大的篇幅論述「台日友好」情結，他認為這背後其實充滿殖民地對母國的欽羨遺緒，正因為日本是一個失敗的現代國家，所以沈溺於恰好沒有現代國家的前殖民地－－台灣的崇拜。

台灣作為日本勉強維持自信的來源，即便是深具獨立意識的台灣知識份子、政治家等，依然是舊日本殖民體系的共犯。台日友好、友日的現象正是殖民遺緒的具現化，與建立在原日屬朝鮮基礎上的朝鮮、韓國皆以反日作為民族意識依據的情況大相徑庭。儘管我們可以從各方面論證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深具反抗意識，但當時日本各殖民地的文人積極進軍「中央文壇」的風潮也是無法忽略的事實，從中也可以看到「內地、朝鮮、台灣、滿洲」之間在日本殖民體系中的權力關係，本來還想聊帝展和台府展，但偏題太多於是作罷。

那麽從文學或政治的角度來看，身為被殖民者的台灣人究竟是反抗者還是欽羨者？恐怕台灣人在台日友好之下那種複雜又無以言說的心理狀態無法如此二分，也難以被多數國家的人民共感與同理。笹沼俊曉對台日友好現象的評論過於專注反省日本的殖民史，但他可能無法理解，對前母國的依賴正是基於「沒有家」的焦慮情緒，當然熟悉德勒茲的人一定會批判這種黑格爾式的家父長制概念，但是，有家的人怎能理解沒有家的痛苦之處？比如他在書中提到吳叡人批評丸谷才一的小說《假聲低唱君之代》中那位總是喜歡戲弄國家概念的日本人，正是因為他有一個雖然失敗但還算完整的國家在背後，所以才有底氣可以肆意嘲諷不是嗎？對此，我們又扯到吳叡人的〈賤民宣言〉，在中美新舊帝國與流亡政權殖民體制夾縫中的台灣人，認知錯亂、始終處於嬰孩的高度，缺乏自信又陷於自溺。在一個總是被欺負的孩子眼中，他對任何大人的惡意或善意都是無能為力的，所以比起朝鮮人、韓國人、中國人的仇日情緒，真要台灣人說出討厭日本、必須追究日本的戰爭與殖民罪責之類的話語，台灣人大概只會苦笑給你看而已，畢竟我們是誰都可以欺負的賤民嘛，對此就不要太計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