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歐劭祺
九九課綱高三下國文課程終於讓學生接觸到「曲」這個文類（沒錯，一零八課綱的你們是高二就上到了）。筆者的國文老師和另外兩位國文老師聯合舉辦了一場演講，主講人是其中一位老師的大學同期，目前是專職的歌仔戲編劇，筆者當然也幸運地得到了聆聽演講的機會。演講除了精彩之外沒有別的形容詞能描述：講者學生時期培養出來的台風完美地展現出來，控場能力更是不在話下。
講者提到了他十年編劇生涯中的其中一部，內容從原本的忠孝節義轉變成現代議題，融入了敏感的同志元素。「我們的宣傳和海報一點都沒有提到同志這件事，反而讓很多排斥這個議題的觀眾願意入場。雖然看到關鍵畫面時他們很明顯變得激動……」同志電影的觀眾群大部分不排斥同志議題，這完全可以理解。
近年來台灣的許多影視作品和文學作品都大程度地處理同志議題。有些作品細膩地描寫了同志在社會中的困窘與成長的掙扎，但其餘的許多作品，只能說是落在「耽美」的範疇裡，甚至那種商業導向的、自我複製的濫俗感多可指認。
同志是票房保證嗎？
真正關心同志的同志作品又有幾則呢？
大陸女脫口秀演員楊笠以女權的姿態迎接了一樣的大哉問。
她的段子大都關於男女互動的差異、關係中的不對等和畸形的性別文化，但其毒辣的指控（想當然耳）惹怒了部分男性。甚至有人直接批評楊笠只是在「消費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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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談的，是文本中的議題如何被曲解為商業操作，或真的被誤用為商業操作。
再舉一個例子。
《終局之戰》看了嗎？如果還沒，請容我暴雷。在最後的兩方大混戰中，一群女性英雄集結起來，聯合壓制薩諾斯的畫面被認為是要反映「女力」，證明英雄電影不是父權產物，證明漫威是值得女性觀眾好好支持的系列。
這是操作還是關懷？
（筆者同溫層表示：太刻意了，反而像操作。）
議題值得大家的關注，而將議題融入作品就是為了讓議題被看見，但如果主打議題素材，又顯得融入議題扭曲成了吸眼球的手段。
不如再來看一個例子。
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和奉俊昊的《寄生上流》。這兩部電影怎麼能並列呢──同樣描寫所謂「底層人民」的「生存手段」，刻劃「中上層階級不了解的人性」，以及一種「掙扎」。筆者私心認為，這是近期的電影裡最值得被並列討論的組合之一。
是枝裕和奪得金棕櫚獎時，一片喝采；奉俊昊同樣奪得金棕櫚獎，還外加奧斯卡獎，但外媒屢傳罵聲。姑且撇開劇情的誇張性與迥異的風格（還有導演的個人特質），讓我們放下諸多無關緊要的成見，去緊貼著「議題」這件事思考：為什麼是枝裕和能順利「偷」走講座，而奉俊昊就是「死寄生蟲」？
底層小人物這件事明明是兩者的共同點，卻也在處理這點上，兩者得到差異最大的評價。真的有誰是商業操作嗎？
筆者不願給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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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自國一開始便到處投稿文學獎。上了高中後，偶然和同好討論到「馭墨最喜歡讓同志文學得獎」這樣的謠傳。
近兩年內筆者的寫作主題多涉及女性困境、跨性別者甚至女同志。如果哪天突然有誰問我：「你為什麼要寫這些啊？你明明不是女生也不是跨性別者啊？」
我回答：「我認為性別平權很重要。」那麼提問者會相信嗎？抑或是抱持著我沽名釣譽的險惡臆測，就這樣視我為「掮客型創作者」？
為了避免誤會，書寫著議題的創作者們該收手嗎？這樣一來需要被看到的議題誰來傳遞呢？
書寫這個議題本身的我，難道是在沽名釣譽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