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書桌之必要

　日前才跟學生談到典律一事，就收到佳嫻老師主編的寫作課程選集。但這部選集並不為了架構某種文學多數或主流書寫風格而編纂，相反的，如同序言所說是為了媒體講求傳播速度的環境底下，作為少數能夠承載複雜層次的載體，文字是在這社會、政治理念強烈碰撞之下最該維持其「人文風骨」的一員，似乎應該更珍惜其思維縝密以及知感交融的特色。因此書中的選篇並不僅止於文學創作，有一半的論述文章更連結了身所處的土地上各種少數的議題，以及重整長期停留在片面資訊閱讀，或口號式的道德綁架，卻缺乏其背後的歷史脈絡認知。

　我特別要談的後半部論述文章（當然，包括前半部反映了時代的文學創作），是因為有些時候事件不單單只是各自立場解讀，或是一則懶人包式的新聞統整，又或者是只剩下朦朧模糊的結論（更何況有時在許多KOL口中的「開頭先說結論」的結論還是錯的）。單一事件背後連結的，不僅僅是一個人的處境，它可能是一群無聲的人的群像，它更會是某個議題進程的一個時間點。諸篇談及性與性別，不僅僅是維護性少數的處於社會的平等尊嚴，更是把圍困多數者於囹圄的性別圍牆拆毀，免使眾人假想出一套「性別樣本」，迫使自己演一場身不由己的戲。談及民族與國家，不能不關心自己身處於一個多元民族的社會，我們究竟是否把「多元」當成思考的起點，或只是視為公民科的試題答案。談及民主與自由，不得不借鏡香港處境與中國的關係，以及回顧德國歷史中，一位獨裁者何以成為獨裁者的時代背景，反思此刻我們是否也正走向看似民主實則是以民粹顛覆民主的方向。或者我們的國家與社會此二者正處於平衡增長，看似彼此制衡但其實正扶持彼此通過自由的窄廊（可參閱《自由的窄廊》一書，衛城出版，2020）。其中一篇最讓我認同的，是台灣人擅長利用模糊的口號、濫情的性格餵養自己對於道德的渴求同時情緒綁架他人，〈看見台灣的政治維穩、臺灣符號與國族性格〉一文便直指這種精神陷溺：

　有趣的是，當我們歷經疫情、疫苗、邊境管理、經濟貿易等議題的此刻的台灣，我們如何評價政府、政黨、民眾對於這些議題的批評意見（或僅只能稱街談巷議），如果不能在其中區辨政治煽動、混淆視聽、或科學論述、理性訴求，而純然用一個「大家都是（用各自的方式）在愛臺灣」的方式掩蓋，或許我們真很有可能走上顛覆民主的時刻。

　我在猜想佳嫻老師選編此書的用意，或許如我在教學現場遇到的學生，心裡有很多想法，說不清楚，或是疏於思索，只能用口號式的答案搪塞過去，既政治正確，他人又難以置喙。但或許我們更期待的學生是大膽叛逆、有理有據的好辯，以縝密思維、簡明語言，完整論述自己的觀點。即便進度教不完又怎樣，或許一場雄辯，或是一篇動人的創作，比死寂的課堂更讓師生之間有更大的收穫。

　最後還是要推薦一下前半部的選文，同時讀到李欣倫、張惠菁、柯裕棻、蔡珠兒等作家作品，還有許多新作家如何鬆動並重塑其所關注的語境。能躋身在這優秀作家的行列之中是我的榮幸。最近又剛讀完《我家住在張日興隔壁》，印象中楊若慈在訪問中自稱自己不會寫散文，但在〈我要煮飯給我妹妹吃〉卻如是真誠動人，的確，這篇散文沒有調度太多技巧，但有個假設性的問題：以曾經的存在來寫不在，這個設想遠遠超出人所想像的困難、需要對失落的勇敢。但如果真有那麼重來的一天，只是煮一頓飯的日常也會變得意義非凡。詩人Elizabeth Bishop所言：

　精通失落，書寫悼念。我想這「讓日常意義非凡」，就是某種文學眾所皆知，但難以實踐的秘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