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嚴選

釀Ｘ新北紀錄片影展｜身份認同是一種創傷：《吾家有男初長成》、《不具名：自由的代價》、《寍》

2021 年新北市紀錄片線上影展的四部短片：《吾家有男初長成》由陳冠君導演，記述了年屆二十即進行性別重置手術、摘除子宮的跨性別者星冉，以及起先並不接受星冉進行手術的母親和如今已然釋懷的家人們；乃至於支持星冉進行性別重置手術的女友，與兩人一同教課的舞蹈室內、起先不清楚星冉的情況而開玩笑的學生們。陳樂晞的《不具名：自由的代價》則是拍攝自 2019 年開始參與、至今仍未平息的反送中運動的多位香港青年，他們因為被捕、被限制自由移動的權利，甚至被定下「暴動」罪名，必須在受訪時變聲和蒙面，冒著表達自己意見可能被報復的風險。陳韋杰的《寍》裡，患有唐氏症的自綱（Peter）年已三十，卻仍然在打理自己的日常生活、找到一份能夠溫飽的工作時面臨了困難，甚至多數時候仍在與他人相處的過程中產生隔閡或遭到誤會。林澤豫的《曹大哥的休息站》則是拍年屆遲暮的曹大哥百無聊賴、日復一日的平凡生活，已經簡化至如片中所呈現的吃飯、睡覺、運動、勞動等維持人體基本運作的幾個章節，最後插入對於政治的狂熱「激動」與「悸動」，或是對於生命僅剩於此的自我安慰：「（至少）還會動」。

這四部紀錄短片中所紀錄對象的身份背景，不論天生即被賦予、又或是社會所添加的，都具有某種難以解釋的特質。而對於這些特質的解讀，也與當代看待創傷的方式有所關聯，因此我們解讀他們的方式必須拋棄某些既定的想法。

黑眼豆豆（Black Eyed Peas）的歌曲〈Where is the Love?〉第一段內容中，指出了當今世界所面臨的情況：

接著，黑眼豆豆在歌詞中提及了「恐怖主義」（terrorism）、「所謂的美國」（the USA）、「3K 黨」（KKK）等字眼──此處，若注意到黑眼豆豆的成員各自身為非裔、菲律賓裔及墨裔美國人，皆具有外來移民的背景，我們便能發現，〈Where is the Love?〉的內容或許並非完全對於世界的冷漠與資本主義表達抗議，而是對「所謂的美國」──和秉持白人至上主義（white supremacy）的3K黨──及前總統布希（George Bush）打著「對抗恐怖主義」、對 911 事件進行報復的旗幟，實為合理化先後在阿富汗及伊拉克開啟戰爭的諷刺。且他們在對外對抗恐怖主義的同時，對內同樣以隱性的手段對擁有不同膚色的人種進行歧視與排除。

然而，若將後面出現的詞彙與〈Where is the Love?〉第一段進行比較，我們可能又必須重新定義這些詞彙的真正意涵。當非裔的 will.i.am 唱道「我想全世界的人都對這樣的混亂成癮」時，drama 一詞聽起來與 trauma 並無兩樣──而接下來一句「只被會帶來創傷的事件吸引」，便驗證了 drama 與 trauma 此處是可以相互對調的。

對於「創傷」與「混亂」的成癮，似乎並不只是對於布希等美國人的諷刺，或是僅指出美國人的「嗜戰」心理，而更指出了如紀傑克（Slavoj Žižek）所說的，二十一世紀不再是佛洛伊德的世紀，不是所有發生於此階段中的糟糕事件都是力比多／性欲的變形，而是屬於後創傷主體的世紀。且這些主體為難民、恐怖攻擊的受害者、自然災害或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所偽裝而成。（Žižek, 2010: 294）

在進一步了解紀傑克所欲闡釋的為何之前，我們不妨先回頭觀察《吾家有男初長成》、《不具名：自由的代價》、《寍》及《曹大哥的休息站》四部短片中所描繪的對象。或許我們能夠直觀地將他們的特質歸類為「邊緣」或「非中心」──如星冉身為跨性別者（transgender），他在幾年前首次和母親談論自己想手術的想法時，遭遇了母親極大的反彈，因此長達幾年時間家人之間不再提起任何相關的字眼，以避免更深一步的衝突；香港的青年在反送中的運動過程中，無疑是處於弱勢的、被剝奪權利的，甚至至終他們所面臨的情況不再只是司法體系被中共全面入侵、失去「香港特別行政區」中「特別」一詞所賦予的法律權利，而是更基本的、個人層面的權利：自由、移動甚至是生命的權力，都遭到剝奪。

唐氏症雖然為母親懷胎時染色體變異所造成，但是此變異帶給個體的影響卻遠過於我們所能想像：如韓國雕塑家崔秀仰（Choi Xooang）將一系列刻畫亞斯伯格症患者的作品命名為「亞斯伯格症群島」（Islets of Aspergers），便某種程度上將他們因為生理因素、連帶使得心理狀態與社會及人群產生分離，並且獨自成為一群的狀態比做「孤獨的島嶼」，唐氏症患者也基於先天的因素而在與人的相處上產生隔閡，於是也同樣成為孤獨的島群；而多位與曹大哥相同的、年老且孤苦無依的男性，時常在曹大哥家門前聚集喝酒，談論著他們如今已經跟不上的年輕世代的思維，並以自己的想法揣度年輕人被洗腦的情形⋯⋯

這些「邊緣」或「非中心」的主角們，他們的特質同時又是「多元」且「去中心化」的。畢竟，我們難以從這些人各自擁有的特質中，歸納出共通或是連貫性，因此這樣的非共通與非連貫性即成了他們唯一的共通特質。

接著，我們必須回顧佛瑞斯（Caroline Fourest）於《被冒犯的世代》所指出的：佛瑞斯將出生於 1990 年至 2010 年之間的人們，這群自稱／被稱為「千禧世代」的年輕人們稱作「被冒犯的世代」（Generation Beleidigt）──過分敏感（Überempfindlichkeit）是在他們身上被觀察到的特質，他們即使擁有比以往世代更多的（發展）機會，這樣的情況卻反而使他們對未來產生更大的恐懼，於內在形成一個逼迫自己滿足所有要求的完美主義，並且最終使他們以患上精神疾病作結。（Suchsland, 2021）

跟過去積極地想要成為英雄的世代相比，當代所競爭的不再是「誰比較強」或是「誰能夠成為英雄」，而是與成為英雄截然相反的東西──也就是成為受害者（Opfer），或是在每個人自身的歷史中找到一個創傷。

若某人不能透過出生──成為一名女性，一位移民，具有某種宗教信仰，性／別少數族群──來闡述自己是一名受害者，那他必須遭到同儕、父母或是教師歧視或是（性）虐待。（Suchsland, 2021）

但是，我們必定也能從這段話中發現，成為一名「受害者」，意味著添加標籤或是某種身份認同到自身：在我認識自己是一名女性的同時，我便必須明白我身為女性可能會面臨到的惡意，可能我在網路上交友時會有一定的風險被（性）騷擾，而我在走夜路回家的路途上或許必須耗費更大的心力注意自己是否被跟蹤，或是有沒有被侵犯的疑慮；當我認識自己的性向並非主流的異性戀，或是我對於自身性別的認同並不與我的生物或心理狀態相符合，我便可能遭遇某些不接受這些事實的人的惡意與攻擊；當我生來即患有某些不可治療的疾病，我便必須永無止盡地面對來自他人的不了解，甚至是基於不了解所引發的歧視──雖然對於生來即已經成為一座島嶼的亞斯伯格患者、唐氏症或是其他如帕金森氏症或阿茲海默症引起的腦傷者，這些不了解或許也不被他們所理解──；當我認同自己反對《逃犯條例》的修訂、支持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或是我本身即是反對中共政府與《逃犯條例》的香港人時，我便必須承認自己在旅行至港中地區時可能陷入險境，而作為香港人我也間接地放棄了自由和生命的權利，因此我必須在被逮補、毆打、性侵犯時，高喊自己的「名字」，高喊自己「不會自殺」⋯⋯

更進一步地，逐漸從當前社會中退出的中老年人，他們對於年輕人的思想毫不理解，如曹大哥在 2020 年的總統大選時認為當代年輕人支持民進黨，是因為遭到嚴重的「洗腦」，而沒有任何選出正確總統或執政黨的判斷能力──但是，當曹大哥的生活圈已經限縮在家門前每次不到五人的同溫層聚會，且沒有其他在生活或是伴侶關係上親密的人能夠與他擦出意見不同的火花，或許他已經無形中承認自己的衰老以及與年輕世代之間的隔閡，只是渾然不自知……

總體而言，當我們將自己歸類、或是認同自身為某種少數／弱勢族群，同時便是承認了伴隨著這個身份認同而來的特質，且通常都是負面的特質。於是，我們可以將認同身份的過程，視為一種主動的自我貶抑、自我剝奪權利與自我厭惡──也就是說，認同自身，就是一種對於創傷的認同，認同自己不論是與生俱來、或是來自社會的個人特性，都是創傷的、撕裂的，同時是負面的。

因此，回過頭來看黑眼豆豆的歌詞、紀傑克以及佛瑞斯各自對創傷的敘述，或許第一時間難以理解，但我們卻能從這四部紀錄短片所記錄的對象身上明白，創傷已不再是佛洛伊德時代的力比多變形──佛洛伊德認為，創傷的造成必須追溯至個體童年時期與性欲相關的經驗（Freud, 1896: 384）──，而是一種認同自身的過程：或許當今處於這個世代中的人──不論是出生於這個世代，或是從二十世紀步入二十一世紀的人──，並非自願性地想要認同自己是受害者，認同自己是創傷者，而且除卻正在發生戰爭或是生活條件遠不及我們所能想像的地區，能夠清楚看見自身創傷的管道與方式，已經大大地減少──如同二戰期間，身為猶太人或少數族群之人被處處針對，乃至被送進集中營時，他們或許能夠因為自己被迫害的原因，也就是自己的血緣或是信仰，而重新審視自己的生命，甚至因此更為堅定自己的立場或是信仰，找到生命的價值與力量──，或許造成我們將自己思考為「不對勁主體」的多數情形，如天生的性／別認同，政府對於基本人權的迫害，物理病變或社會因素造成看待自身主體性和他人的方式被永久改變，已經不再是我們能夠透過理論解釋、進而得出結論的，也不再是過去佛洛伊德能夠以「性」來解釋的。因此，我們雖然不自願認同自己的創傷，卻也不得不面對自己的分裂性。

「我想全世界的人都對這樣的混亂成癮，只被會帶來創傷的事件吸引」──這一切不是我們自願的，成為跨性別者、香港人、唐氏症患者與離群索居的老人，也並非他們所願意的，但是不得不如此。由此看來，佛瑞斯所認為的「被冒犯的世代」，並不是一種世代特徵或是個人的選擇結果累積而成，而是成為創傷的主體，成為某個少數的、被剝削的族群──成為受害者，是在當今恐怖事件、性暴力、物理病變、價值崩解的世界裡，保護自己的唯一方式。

Aus jeder Gefühls-Mücke wird ein Trauma-Elefant. Retrieved 06 June 2021

Fourest, Caroline. trans. Alexander Carstiuc, Mark Feldon, Christoph Hesse. Generation Beleidigt. Berlin: TIAMAT, 2020.

Freud, Sigmund. “Further Remarks on the Neuro-Psychoses of Defence” in James Strachey ed.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1896.

Žižek, Slavoj. Living in the End Times. New York: Verso Books, 2010.

林詩純｜《修片林小姐》
鄭瑋萱｜《拉馬與拉拉》
宋妍菲｜《一家兩國》
陳冠君｜《吾家有男初長成》
林澤豫｜《曹大哥的休息站》
陳樂晞｜《不具名：自由的代價》
蘇美玉｜《魚路》
陳韋杰｜《寍》
許鴻財｜《以啟山林》、《遙遠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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