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語:Tâi-uân li̍k-sú ê kòo-sū : tsìng-tī
沒有文明與歷史的台灣-史前時代(約-10000B.C~1624 A.D)
很久以前,這座島就跟世界上其他島嶼一樣,居住著許許多多未開化的人們;這些人們在這座島嶼上以部落的形式活動,這些部落時而和好相處,時而互相攻擊,一些鬆散,分治的政治網路就在這座島上不停地隨著文化與社會上的變動而改變;因為無人對其進行分類與紀載。這就是這個原始、蠻荒、且無自我意識的島嶼社會自最後一次冰河期結束後的模樣;一直以來這座島就與文明相隔離,即便大陸島上形形色色的文明興起又沒落,這座島上面還是一樣,由一成不變的部落,一成不變的人們,幾乎沒有多少改變的文化應對一切大自然的挑戰。
這張圖片一直以來是表現台灣自古以來不是中國的經典反駁
開化時代的序幕-初見於西方文化與鄭氏的海外王國(1624~1683)
就這樣經過了將近一萬年的時間,隨著荷蘭人與西班牙人的登陸,事情開始有了改變,兩個西方式的企業政府活生生地出現在了台灣這塊地上,也同時將政治意識帶入到了這座島上,這個最初的政府形式就是殖民地式的政府,透過傳教士與公司組織,在現今南台灣與北台灣的地方建立了起來;頭一次,這個與世界幾乎不相干的島嶼在十七世紀進入到了歷史之中。
在這個時期,政府的組織架構基本上是企業貿易的重商體制,對內產出砂糖與米,對外則以走私船與海盜船賺取利潤,並以利潤賺取的資金為基礎,對島內進行開發與將原住民開化能夠被企業政府雇用的文化人。
幾十年後鄭成功的政權取代了荷蘭政權,並因為亞州大陸上戰爭的失利而碰巧成為了第一個將首都設立於台灣的大陸政權,鄭氏政權的特點在於其軍隊本質上是華夏、日本、與西方的混合物,也是少數真正能代表大航海時代的東亞政權。
對清廷來說,這個碑另一邊的東西是不存在的,人在另一邊消失不干他們的事
開化時代的盛期-大清國的海外轄地(1683~1895)
隨著大清國征服明鄭政權,隨著大清國台灣府的設立,台灣的大航海時代也就相對結束,接著台灣則進入到了一個類似「羅馬治下的不列顛」的時代,儘管有著海洋的區隔,與相對不受大清國中央控制的華夏-大陸式的官僚組織,就這樣緩緩地將島上居民的文化與福建與廣東等地的文化混融,並改變其衣裝與語言文化。
在這個時代的後期,因為華夏文明在與日本與西方文明的鬥爭下逐漸失去主導權,以台灣做為開商口岸開始,台灣上的政治風景逐漸的轉變成大清國用來實驗西方新技術的海外殖民地,從第一座電燈,第一台火車到第一個真正有效的人口普查以及對平地的政治控制完善等。然而這些「師夷之長技以治夷」的手段並無法阻止台灣逐漸被海上的日本納入其控制範圍下;以短期的政治角度來看,這代表了大清國的陸地政治無法適用於台灣的海島地形,以長期的精神角度來看,這代表了華夏文明已經進入了文明最終的衰退期。
在這個時期,政府組織架構則由東印度式的企業政府轉變為華夏-大陸式的官僚機構,但是由於其不善於應付海島與長期蠻族的地區,因而演變成由土牛界與各式獨立化的鄉坤所組成的地區自治組織,與長期由大清官派的流官所組成的中央官僚之間不穩定的關係常常演變成大規模的叛亂。
開化時代的完成與終點-日本治理下的台灣(1895~1945)
甲午戰爭後,台灣被日本所控制,成為日本影響力壓過華夏文明的戰利品,與早已進入頹廢狀態的華夏文明不同;仍在年輕時代的日本文化對台灣具有很大的企圖心;與大清國不同,大日本帝國總是試圖將台灣改造成與自己具有相同精神的一部分,而不是認為台灣會自然而然地受到感召而採用其價值觀,這種擴張精神是早期各大文化所共有的特色。
這個時代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土牛界線的崩潰,因為大日本帝國在與西方諸國的鬥爭下,殖民地的半治理狀態逐漸被視為不可忍受的;故全島被納入一個一體化的政治體系的時代就不可避免了,在蘿蔔與大棒的政策下,於二十世紀前中期,距今約一百年前,最後一批高山上「無文明與歷史」土地的結束,其最後的居民也跟最初接觸到荷蘭人的居民一樣被其征服者征服與同化;但這同時也代表了開化時代的完成與終結,因不再有人需要被同化;這也同時是台灣獨立情緒與民族主義的興起的時代,因為整座島的文化與政治逐漸的能夠感受到民族自我的存在,不再因為土牛界的存在而處於開化一方與未開化一方能夠被島外勢力操弄到武力互相攻擊的局面。
在這個時期,政府組織的架構則轉變成西方政治架構的民族國家體制;頂多再加上一些大清國時代的華夏殘餘與日本文化於上層治理的要素,政府的治理也從無能而治的大清式官僚政治轉變成積極統治的日本總督體制,而開化時代也因此一舉完成,進入到了與世界其他地區類似的「現代化文明」的時代。
台北101遮住就分不清楚是在世界哪個地方的城市,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真實
摩登時代-西方文明的一部分(1945~)
二次戰爭結束後,隨著國民政府遷台,台灣政治氣息也與世界其他地區一樣進入到了一個被稱為「現代化」的時期,這個時期政府的特點在於世俗化、理性化與民族主義化,上述三點是西方文明進入啟蒙時代所產生的,早在清領時代後期台灣就已經接觸到,隨著日本統治而間接吸收到許多,最後隨著開化時代與二次大戰的結束而正式壟罩於台灣這塊土地上。
這個時代的特點,就是我稱之為「慢半拍反應」的情況,自二十世紀中後期,現代化體系就逐漸被西方左右兩派所攻擊,其基礎也在世界各地解體,台灣(應該說是整個東亞)是少數現代化體系還沒有明顯受到挑戰的地區;會有這種現象,我想可能是大量中國流民在國共戰爭後進入台灣,這些「最後的儒家」流民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性化,但同時卻缺乏批判性思維,因而避免了
後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的批判性攻擊,而台灣本土的菁英不是缺乏高級文化的極複雜宗教組織,就是擁有美國知識分子那種被稱為「毀滅性膚淺」的偽蠻族極簡主義思維,而無法認知甚至拒絕現代性不但不是人類真理,而且現在還受到世界其他地區的主流左派之強烈鄙視的事實;最後就是台灣進入到全島官僚化控制的時代非常晚,幾乎可以與美國的許多地方是同時代,這使得現代化體系對於台灣幾乎可以算是非常新鮮的事物,因此沒有西方左派那種對現代化體系的厭煩之情。
在這個時期,政府基本上則逐漸從大中國式的民族主義體制朝向台灣本土式的民主民族主義體系轉變,當年被強加在台灣上面的偽憲法,也朝向解體的方向走去;但即使偽憲法被推翻,在台灣新建起來的新憲法,新主權政府依然也會是西方式的政府,不會是早在幾十年前就在中國正式覆滅的華夏式儒家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