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談及威尼斯獨特的價值系譜以及政治參與後，本篇主要會接續 Roger Crowley 編年史裡面對於威尼斯的重大事件。這些事件決大部分都是世界史中，非常具有典範轉移的系統更迭，而對時勢敏感的威尼斯商人是如何在這些事件中作出決斷，也就成為了威尼斯史上非常重要的切點。
同時，也由於威尼斯終究不敵地理大發現之後由內海轉為外洋的國際貿易體系，在失去過往的獨特性（differentiation）後，當代的威尼斯是如何善用過去的歷史資產，維繫其目前的世界知名度？我更也會增添相關的背景以及當初實際探訪威尼斯的經驗，來予以基礎的解說。
威尼斯或許不再輝煌，但它的故事至今也還尚未結束。
十字軍東征、蒙古西征：都是威尼斯商人的災禍與機遇
做為皇帝的忠誠子民，威尼斯商人手中最珍貴的財富就是在皇帝的土地上經商的權利。——Roger Crowley
威尼斯共和國自西元 697 年建立，至西元 1797 年因為法國拿破崙入侵而滅亡，可謂跨越了整個中世紀的黑暗時代，然而威尼斯在其中積累的財富可是數量驚人。這些大膽的貿易經驗以及國家傾盡全力扶植商賈的系統，不只讓威尼斯商人成為貿易先鋒的代名詞，甚至給了地裡大發現後崛起的帝國主義國家諸多操作靈感，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謂經濟殖民的先驅。
威尼斯人的概念非常簡單：既然我們無法農作，我們便不稀罕土地。既然我們在商言商，宗教信仰也不見得這麼壁壘分明。而不管新的貿易對象是誰，這些國度的領導階層有沒有發生政變，跟威尼斯人一概無關。我們只在意經商相關的權益，包括獨佔、壟斷、低稅、舉債、風控等實務問題。威尼斯人派遣一批又一批的外交官到各個宮廷裡與執政當局觥籌交錯，爭取威尼斯商人在不同城市裡的經商機會同時，也搶奪仲裁威尼斯商人貿易衝突的執法權利；或甚至必要時刻，參與該國的政治動亂，以祈禱對威尼斯有利的下一任潛在領導人可以位居奪權上風。
如此世俗且契約主義的威尼斯在嚮往神聖的中世紀看來，簡直傷風敗俗。而這種價值體系的差異不僅只帶來威尼斯與其他共和國之間的齟齬，其決策模型的差異也使得威尼斯以致富為前提的行為，有時候在他者看起來不甚光彩。
第四次十字軍東征（crusade）就是這樣的例子：教宗與其他歐陸莊園騎士前來威尼斯，商談贊助東征的合約，好讓威尼斯可以提供必要的旅程開銷與兵力。同時，威尼斯也可以獲得東征成功後，回歸城市裡的貿易權利。交易正式成立後，威尼斯嚴謹地奉行契約裡的細節，將全部城市投資於這場鉅資的交易裡，並在預計出發的日子裡準備穩妥，只等待一聲令下，正式出行。結果騎士團的散漫紀律，一方面導致出發時程一延再延，一方面騎士團領導成員也錯估成團規模，參與不如預期。
威尼斯的等待被拖至極限，再不出發就要大賠，回頭要求騎士團毀壞契約的賠款。騎士團則義憤填膺，無法理解威尼斯對於宗教神聖的呼招，以及從各地拖著疲累身軀而來的朝聖者竟然如此無禮。一番斡旋纏鬥後，第四次十字軍東征終於從潟湖出發，但威尼斯此時的主要目標卻也更加聚焦於投資利潤。因此，當威尼斯詳加利用東征路線，順勢進攻在路途上會經過，且同樣信基督的目標商地時，十字軍東征會遭致名聲不純的批評也就可以預期了。
多年後的蒙古西征，出乎意料的也對威尼斯有著極為顯著的影響。誠如前文所述：威尼斯的商賈以及外交官長袖善舞，周旋在各個政治體系當中，目標只在於獲得經商或是壟斷的權利。然而，這樣的手段時常有風險：要不貿易路途中介過多，曠日費時；要不政權動盪，新任領袖時不時會撤銷過去領導階級首肯的威尼斯商務特權。威尼斯即便對於貿易耐心十足，也難以否認其在維繫國際關係的投資不成比例。
十三世紀後，蒙古人在遠方興起，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靠著爭戰與騎獵建立了貫穿亞洲大陸，直達黑海的廣袤國度。威尼斯人把握住了這個機會，將觸手伸至黑海邊緣，並以此為據點，意圖好好利用這個由一統國家管控的陸上絲路，集中談判資源，降低貿易成本。然而黑海貿易這塊大餅也不是只有威尼斯垂涎，威尼斯的死敵熱內亞，以及當地其他穆斯林國度的商旅，亦匯聚到此處分食利潤。連年的征戰、貿易與截然不同的氣候，威尼斯派出大量人力與兵力，卻還是有賺有賠——這個經商路線，讓威尼斯出了舉世聞名的商賈馬可波羅（Marco Polo），並且也讓威尼斯在貿易量級上再創高峰；然而四通八達的網絡，也讓蒙古大兵的軍營帶來了黑死病，大量在內陸海域移動的威尼斯商人，也成為歐洲大陸裡受害最嚴重的族群。短短數年，威尼斯本島人數以及在外商賈因為染病大量死亡，死亡人口佔總人口數三分之一。重創城市的社會結構與經濟外，也埋下了日後資源分配傾斜的隱憂。
機遇與災禍像是天秤，時而左傾，時而右斜，唯有威尼斯人無論何時，總還是會有對賭一把的勇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