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有許多不同領域的志工群組，也有各類的專案在進行，除了可以提供舞台供不同興趣的志工揮灑之外，我們也可以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接觸到社會中不同的民眾，(這是一個「極度分眾」的時代，已經沒有所謂的大眾媒體，每個人都活在自己的同溫層裡)，而且這麼多的專案也像是菜單，讓發展程度不一或擁有不同在地資源或特色的分會可以自由參考取用，同時在跟企業洽談合作時，也方便他們根據自己屬性挑一些可以一起做的行動。
這些好處現在看起來似乎理所當然，但是在荒野保護協會成立初期很多年，我在推動過程一直有資深幹部反對，還好一方面在理性上，我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以及瞭解人性的趨勢與未來世界的發展，都是思考過的所以能夠堅持，另一方面在情感上，這麼努力地建構舞台，也來自我內心一個小小的心願。
當初從零開始發展荒野保護協會時，我就知道這將佔據我所有業餘時間，因為我在大學曾經有過類似的經驗。那是一九七0年代八0年代的台灣，童軍運動在台灣處於發展的巔峰，幾乎每個中小學及大學都有童軍團，但是我讀的大學沒有，相形之下學校似乎有些壓力。學校透過學弟知道我曾擔任建中行義團的聯隊長(相當於社團社長吧)，於是好幾次拜託我在大學裡創辦童軍團。考慮再三，後來在大四開始籌備，招兵買馬展開訓練，整整一年，在升大五前正式成團，幸好當時年輕有體力，因為童軍如同今日的荒野，是綜合性的社團，有訓練學習、有服務、有活動。
因為有這段經驗，在荒野開始籌備時，我在心裡就暗暗許下一個心願:「我希望荒野是一個所有人都能參加與行動的團體，也就是任何人，不管他的年齡，能力與時間，只要他願意以志工無酬的方式為守護台灣環境而努力，我將盡力提供舞台給他們。」
我在情感背後的想法是，如果我只想做點好事，那我就加入原本就有的環保團體就好了，幹嘛自己成立一個，與其耗盡我的個人資源承擔一大堆行政瑣事，從零成立一個團體，那麼這個團體一定必須是跟別人都不一樣，我才甘願嘛，於是我就立下了這個內心裡對自己的許諾。
為什麼我那麼看重每一個人的行動，無論如何都想盡辦法讓人當志工，即使再微不足道，我都非常珍視，這也是有理論根據的，說來話長，有機會另外寫文章來說明。
簡單講，生態保育或環境保護早已成為當代顯學，所有媒體鋪天蓋地時時在談永續(老實說，已經不差荒野一個團體來宣揚保育理念)，每個人都認為環保很重要，但是為什麼環境的危機不但沒改善還愈來愈嚴重?
換句話說，從「認知」，知道很重要，到「行動」，願意真的改變生活習慣改變價值觀，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鴻溝，我發現，唯有當志工的人，也就是願意挺身而出帶領與示範如何行動的人，才是真正會改變的人。
暫且擱下這個「為什麼志工訓練是荒野最核心的重點」的論述，再回到賣牛肉麵還是排骨麵這個主題，或許會有些人被你吸引來吃那出名的牛肉麵，但是你就永遠無法讓不喜歡吃牛肉麵或因為種種因素無法吃牛肉麵的人來光顧，人的喜好或狀況真的是百百種。
想起一個故事，那是荒野台北自然解說員訓練第九期的年終旅行時，我跟全世界華人都知曉的大作家陳若曦老師的閒聊。
我當理事長的那些年裡，我都要求把我的課排在每個志工群組的最後一堂，我講完後也可以順便頒發結訓證書，當年很多群組都是採用二天一夜的旅行來當結訓，而我也儘量全程參加，在旅行空檔中，可以多聽聽新伙伴的意見。
因此，知道第九期的學員裡有一位心儀已久的大作家，當然要找時間跟她聊天。我相信全世界六十幾歲以上的華人，十個人裡起碼有七八個人知道陳若曦老師。
閒聊時，陳老師說:「結訓後，我可能沒辦法服勤，沒有辦法當自然解說員了!」
我嚇了一跳，連忙問為什麼?
「我從美國回到台灣後，住在大安森林公園旁邊，常常看到荒野的解說志工在帶領民眾認識大安森林公園，很想成為其中的一員，就報名參加這個訓練，但是現在才發現，自己年紀大了，記憶力不好，植物的名稱記不得，那怎麼跟人作解說啊?」
哦!原來如此，我提醒陳老師，記不得沒有關係，我們的活動，志工都是團隊合作的，不必人人都要背植物名稱，而且你家在公園旁，剛好可以提供給伙伴聚會之用，對整個定點小組的長遠發展會是穩定的力量。
接著我建議陳老師，荒野有個「鄉土關懷小組」，是專門負責環境議題與政策遊說的，以陳老師的知名度與影響力，參加這一組能發揮最大貢獻，而且老師還能以文章來幫忙荒野對社會大眾宣揚理念，真的不必為記不得植物的名稱而苦惱。
像陳若曦老師的例子在荒野裡很多，也幸虧荒野裡有各種群組，讓人能夠一輩子都悠遊在荒野裡。
至於有伙伴回應，群組太多會不會疊床架屋?
這是個好問題，容我之後另外寫篇文章來仔細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