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門之變（下）

前情提要：隨著秦王李世民平定國內主要勢力，功勳彪炳的他萌生了當天子的念頭，太子李建成也感受到了壓力，因此聯合齊王元吉想要鬥垮李世民，世民也知道自己為兄弟所不容，後來演變為玄武門之變。第一個大動作是元吉曾經急躁的想要暗殺世民，被建成擋了下來。第二是建成趁著高祖李淵離開長安去仁智宮避暑時，指示楊文幹「募健兒送京師，欲以為變」，後來事跡敗露，李淵命世民親征，並許諾事成之後立他為太子。但李淵後來堅持「立嫡以長」的原則，並沒有廢立太子。

第三是遷都之爭。武德七年七月，秦王世民軍至寧州，迅速地擊潰楊文幹的叛亂。就在這時，突厥入侵并州(山西、河北一帶)，李淵連急忙從仁智宮(陝西銅川)返回京城。有人建議說：「突厥所以屢次入侵，是因為覬覦長安，如果焚毀掉長安，突厥自然不會來了。」這是神邏輯啊！但李淵一開始卻以為然，準備遷都，建成、元吉和裴寂也紛紛贊同。蕭瑀認為不行但又不敢說，唯獨秦王李世民進諫：「夷狄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所征無敵。奈何以此貽四海之羞恥，為百世之笑乎？願假數年之期，臣請係頡利之頸，致之厥下。若其不效，遷都未遲。」太子建成諂之曰：「突厥犯邊，得賂則退。秦王外托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篡奪之謀。」言未畢，一人出曰：「秦王之論，金石之言。主上便可舉事。何必紛紛以動眾議耶？」言者乃諫議大夫蘇世長也。高祖乃改容勞勉，詔世民將兵出豳州，以御突厥。史斷云：高祖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

其實，在這場遷都之爭的背後，還藏著爭奪皇位繼承權的算計，建成與妃嬪出於私利，害怕秦王乘機獨攬兵權，因而主張遷都，這當然是不對的。不可否認，李世民也有他的打算，因為當他遭到建成、元吉、裴寂及妃嬪的聯合傾軋時，只有透過對外戰爭，才能重振軍威，增強秦府勢力。最後，李淵還算明智，停止遷都之議，委派世民和元吉共同督軍出豳州，抵抗突厥。這樣部署仍然是為擺平兒子們的關係，既採納了抗戰的主張，又防止秦王獨攬兵權。

東宮與秦府之間，經歷長期的激烈對壘，最後導致了「玄武門之變」，李淵所不希望看到的「骨肉相殘」的場面，終於成了血淋淋的事實。

武德五年以前，因李世民的軍功卓著，秦府遠比東宮和齊府神氣。但是，在之後三年多時間裏，世民既無新的戰功，又屢遭兄弟的傾軋，秦府逐漸地處於劣勢了。就軍事實力而言，東宮加上齊府要比秦府強大。建成與元吉私募驍勇，多達數千人，而李世民「素所畜養勇士八百餘人」，從政治影響來看，建成是皇太子，每當李淵外出時，總是由他留守京師。妃嬪、大臣以及各地都督，依附於東宮的當然多些。楊文幹起兵時，李淵「恐應之者眾」，説明建成勢力之雄厚。建成揚言讓秦王「留在京師制之，一匹夫耳。」因此，李世民及秦府僚屬都深懷憂懼，李世民問幕僚目前處境越來越危險，怎麼辦？房玄齡答以策動政變，完全迎合李世民的心意。

房玄齡、長孫無忌和杜如晦等認為，只有果斷地先發制人，才能轉危為安。他們三人密謀策劃，「共勸世民誅建成、元吉」。後來，房、杜被太子逐出了秦府，長孫無忌就和舅父高士廉以及秦府將領侯君集，尉遲敬德等繼續進行策劃。武德九年夏，突厥數萬騎兵入塞侵邊，按過去的慣例，大多由李世民督軍抵禦，但這次建成提議元吉出征，目的在於防止世民掌握兵權。元吉故意要秦府將領尉遲敬德等一起去，想藉此機會把秦府精兵轉到自己手裏，然後進一步謀殺李世民。這個密謀被太子率更丞王暉知道，偷偷告訴了李世民。世民立即跟長孫無忌、高士廉、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等商量。大家一致認為，形勢危急，禍在朝夕，唯一的出路是先下手為強，沒有任何猶豫的餘地了。尉遲敬德鼓動說：「王今處事有疑，非智；臨難不決，非勇。」李世民面對即將發生的「骨肉相殘」的局面，考慮的當然要比別人多些，他並不是猶豫未決，而是深思熟慮。他找了不少府僚商量，還秘密地召回房玄齡和杜如晦，共計事宜。據說，房、杜開始「不敢奉命」，李世民竟勃然大怒，要尉遲敬德拿佩刀「斬其首持來」。可見，李世民發動政變的決心是何等的堅決！

事件經過周密的策劃，最後決定在玄武門伏殺建成和元吉。玄武門即宮城北門，地位重要，是中央禁衛部隊屯守之所。當時負責門衛的將領是常何，常何在武德五年底跟隨建成討平河北，即平定劉黑闢第二次起兵。武德七年，常何已被秦王世民所收買，擔負玄武門的守衛之事，所以建成還誤以為常何是自己的舊屬，京城軍事要地是屬於他的地盤，沒有什麼疑慮。此外，李世民還收買了玄武門的其他一些將領，在京師處於劣勢的李世民，在玄武門將領身上打主意，這確實是老謀深算。

六月三日，當李世民完成了政變的部署之後，跟高祖密奏建成與元吉「淫亂」後宮，並且陳述説：「臣於兄弟無絲毫所負，今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仇。臣今枉死，永違君親，魂歸地下，實亦恥見諸賊。」為什麼說建成「似為世充，建德報仇」呢？世民無非是表示自己只是因平叛之功而被猜忌，這樣就可以把相互殘殺的責任全部推到建成與元吉的身上了。李淵一聽，不禁愕然，決定第二天問個清楚。六月四日，李淵先召集裴寂、蕭瑀、陳叔達等商量。三個兒子來到之前，李淵和大臣們一直在太極宮中「泛舟海池」。他們沒有預料到事態的嚴重性，也許以為這回跟過去的「不和」與「忿競」差不多。當然，他們更不清楚李世民已經通過常何的關係，率領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等伏兵於玄武門。

後宮張婕探知世民的動靜，立刻向建成報告，建成找元吉商量，元吉提出：「宜勒宮府兵，託疾不朝，以觀形勢。」而建成卻認為：「兵備已嚴，當與弟入參，自問消息。」看來，建成早就對京城的軍事部署做好了準備，而且以為舊屬常何在玄武門，不會發生什問題。所以，建成沒有採取必要的應急措施，就和元吉一道入朝，行至臨湖殿，覺得有點異常，正想撥馬東歸宮府，李世民隨而呼喊，一箭射死李建成。尉遲敬德帶領七十騎奔馳而來，射殺了李元吉，過一會，東宮與齊府精兵二千人結陣猛攻玄武門，由於張公謹閉關以拒之，不得而入，原來守玄武門的一些將士採取觀望的態度，認為「事未可知，當且觀變。」正當戰鬥如火如荼進行的時候，李世民的妻子長孫氏，「方引將士入宮授甲，后親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在秦府上下全力抗敵下，玄武門始終掌握在李世民手裡，這是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因素。

接著，東宮、齊府的部隊「鼓噪欲入秦府，秦府將士大懼。」就兵力而言，李世民的親兵確實不多，而且將領大多集中在玄武門，秦府雖有房玄齡，杜如晦在，畢竟力量單薄，萬一失守，也是關係到成敗，所以秦府將士們驚恐不已。這時，尉遲敬德提著建成和元吉的首級，展現在東宮、齊府將士面前。將士們看到自己的主子已經人頭落地，便無鬥志，紛紛潰散。後來李世民叫尉遲敬德向李淵報告，敬德全副武裝，李淵一看就知道已經出了亂子，便問裴寂等怎麼辦？蕭瑀、陳叔達進言：「建成、元吉本不預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奸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太子），委之國事，無復事矣！」李淵只好同意，並寫了「手敕」，命令所有的軍隊一律聽秦王號令，同時，派黃門侍郎裴矩到東宮曉諭諸將，事變落幕。

事變前夕，房玄齡就把整件事情説成是「遵周公之事，外寧區夏，内安宗社，申孝養之禮。」事隔十幾年，唐太宗讀國史「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對房玄齡說：「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民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無非是想證明暗殺兄弟是正義的事情，而不是出於爭權奪利。因此唐朝官修史書總是把建成與元吉加以醜化，而對世民則盡量粉飾。所謂「直書其事」，則未必能做到，正所謂歷史是成功者寫的。

事實上，歷代宮廷內爭奪皇位的事件屢見不鮮，它們是封建主義中，包括皇位終身制與繼位嫡長制的必然產物。正如陳寅恪先生指出：「唐自開國時建成即號為皇太子，太宗以功業聲望卓越之故，實有奪嫡之圖謀，卒釀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門之事變。」李世民參與晉陽起兵的密謀，以及後來在唐初統一戰爭中功勳卓著，因而不能不產生奪嫡的念頭。房玄齡曾獻計：「大王功蓋天地，當承大業。」正是在這種強烈的奪嫡目標下，李世民及其幕僚發動了玄武門之變。嫡長制所確定的人選，往往不是賢才，未必有治理國家的能力。當然，李建成也絕不是記載的那樣殘忍昏庸之徒，也不是無功無才之輩。他為人寬簡仁厚，善於物色人物，既信任一些士族出身的人，也啟用一些庶族出身的人。東宮如王珪、魏徵、韋挺、薛萬徹、馮立等，都是傑出的能臣武將；但是，與李世民相比較，無論是才能還是戰功，都是相差一大截的。

建成長期留守京師，缺乏遠見與進取精神，他自以為京城「兵備已嚴」，而在玄武門守衛問題上出了大漏洞；他自以為皇太子地位牢固，秦王不過是「一匹夫」，而最後卻死在李世民的弓箭下。至於李世民，他長期轉戰各地，馳騁沙場，深入民間，他戰功顯赫，憑藉天策府和文學館，盡力擴大政治影響力。上一篇提到魏徵在武德五年說：「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一個東宮謀士的分析，確實反映了李世民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如果根據立賢的原則，太子由世民來當，無疑是更加理想。但是，在李淵堅持嫡長制的情況下，也只能通過宮廷政變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