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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歷史學家提出「挑戰與回應」的理論，簡單而言，一個組織面對外來的挑戰，是否有足夠的適應能力與創造能力，就決定了該組織的前途。沒有理論是完美無瑕的，但「挑戰與回應」對認識晚清歷史，實在是一種掌握歷史脈絡的簡易工具。
滿清在甲午戰爭慘敗，日本取得龐大利益，列強也乘機劃分勢力範圍，租借港口，滿清面對嚴峻的挑戰，證明洋務運動未足以適應巨變，社會出現強烈的危機感，必須作出新一回合的反應，推動更強烈和創新的回應。維新派就在這「挑戰與回應」的環境下推動維新運動的誕生。
維新派代表人物: 康有為, 梁啟超, 譚嗣同
梁啟超，廣東新會人。赴京應試途中，在上海購入西學書籍，嚮往西方的文化與制度，其後認識康有為，拜其為師，成為康的忠實追隨者。例如康有為創刊「中外紀聞」，梁啟超擔任主筆。最終梁啟超被光緒帝召見，雖然只授予京師大學堂翻譯局工作，但不少變法的奏摺與章程都出於他的手筆。
譚嗣同，湖南瀏陽人。譚嗣同對傳統學習模式反感，沒有參與科舉考試，喜歡到處遊歷，博覽群書，廣交朋友。為了提倡變法，譚嗣同開辦學堂，著書立說，組織學會。最終被光緒帝召見，對其言「隨意奏來，我必從之」，委任為四品軍機章京，負責推動變法。
從以上三位維新派的代表人物，可見維新運動的鼓吹是由下而上的，維新派鼓吹變革思想，學習西方的制度文物，致力凝造一種社會壓力，在甲午戰敗的陰霾下，最終被光緒帝接納，於1898年展開一場僅一百多天的維新運動。
康有為創辦萬木草堂, 鼓吹維新, 遺址庭園放置康梁塑像
或說，維新派自身的限制，由他們推動的改革，從開始已註定了失敗的結局。
其一，維新派的出身欠缺社會的認受性。相對於洋務派，曾國藩與李鴻章是科舉考試的成功者，擁有被尊重的進士身份，加上挾中興大臣的威勢，在朝廷擁有相當的影響力。但維新派是科舉考試的「失敗」者，康梁只是舉人，譚更加沒有功名，在當時的社會中，根本沒有足夠的社會地位來推動如此龐大的改革。
其二，維新派沒有強而有力的靠山。洋務的推動者有恭親王撐腰，恭親王初期又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但維新派依靠的是光緒帝，光緒帝當時只是名義上親政，實權把握在慈禧太后手中，處處受到掣肘，又沒有中央重臣扶助，只能空談圖強的抱負，難有具體成果。
其三，維新派官卑職小，根本沒有足夠權力推動改革。李鴻章與左宗棠等洋務派要員，擁有推動洋務的官職外，又擁有地方督撫的職位。試想，即使他們位高權重，尚且推動過程中礙手礙腳。維新派沒有從政經驗，只是臨時授予官職，但品位與權力都不足，譚嗣同的四品職銜，僅達中央官員資格，康與梁更不在政府的核心架構。
其四，維新派在改革過程中欠缺務實的規劃。洋務運動從設立總理衙門開始，從事軍事建設開始，尚且被批評沒有全盤計劃，相對維新派，沒有政務經驗，更顯規劃能力的不足，追求「速變」與「全變」，於103天內推出超過二百多項改革項目，使負責執行的地方官員無所適從，甚至束之高閣。
維新派給予我們一點生活智慧的啟迪。滿腔熱忱非常重要，沒有它，何來奮勇向前的勇氣，何來求民病利的壯志，但只有滿腔熱忱卻是另一回事，有勇必須有謀，縱有鴻鵠之志，也得措置有方。另一角度，滿清執政者對危機仍然等閒視之，錯失的不但是一群滿腔熱忱的年輕人，更是一個回應時局的機會，結果迎來的是更嚴峻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