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最近一次更新在2024/4/11)
作者:陳華夫
嚴搏非說:「"五四"之前在譯介西方科學思想的活動中影響最大、"最具媒介力"的人物是嚴復,雖然他的活動集中於19 世紀末和20 世紀初的最初十年。但其影響卻波及了中國幾代知識份子對待西方科學或西學的基本態度。他的翻譯工作的重大影響之一是使這個時期及以後若干年代的中國思想家們以價值系統的方式來接受近代科學,到"五四"一代隨著社會危機加劇和救亡情緒更為激烈,這種情形的發展則更有甚之。自嚴復開始的這種由價值參與的介紹方式,雖然也開闢了中國此後向西方尋找理論的翻譯傳統,但也啟始了晚清以後,中國知識份子對近代科學作為一項文化價值和文化權威的教義式接受。」(〈論新文化運動時期的科學主義思潮〉在(《現代中國思想史論 下》許紀霖編選))
嚴複認為「小說表現了共同人性」,現在被認為是錯的,
葉朗說:「嚴複、夏曾佑所寫的《國聞報〉附印說部緣起》(1897年),是一篇很長的小說論文....小說為什麼能這麼普及?他們的回答是:由於小說表現了共同人性....嚴複、夏曾佑對於小說特性的這種人性論分析,在今天看來,錯誤是很明顯的。因為他們對於共同人性的論證,本質上是一種歷史唯心主義的論證。他們所謂人類的"公性情",實際上是一空洞的、絕對的抽象物.這種脫離具體社會關係的空洞的抽象,不能說明人類社會生活的任何問題。」(《中國小說美學》
葉朗(1982),頁259-260)
嚴復認為東西方思想根本不同之處,及基本不同的歷史觀(
歷史哲學)是在
:「嘗謂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斷乎不可合者,莫大於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進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為學術政化之極則。」(見〈
論世變之亟〉
嚴復)
於是,
嚴復顯然沒有料到西方
進化論夢想的幻滅,但他的「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為天行人事之自然」之歷史觀,顯然以
東方哲學的影子藏在西方的思想裡。
J.S.麥克萊蘭說:「不同的知識主張只是
權力的意志恰好採取的歷史形式。因此,所有“
歷史哲學”都是騙局。世界並沒有朝著任何特定的方向發展。也許
東方哲學的「永恆再現」(eternal recurrence)是正確的,我們被困在「無盡循環的存在」(the endless round of existence)中。 但生活終究還是會很有趣的,所以又循環(round)了!」(《
西方政治思想史》,第765頁)
嚴復是在1840年
鴉片戰爭後,第一批“睜眼看世界”的人,
康有為盛讚他是“精通西學第一人”,
梁啟超也誇他是“於中學西學皆為我國第一流人物”。
嚴復1912年曾任京師大學堂更名為
北京大學的首任校長,但卻參與
籌安會支持袁世凱復辟帝制,1916年袁世凱死後,避禍於天津。並於1919年批評時任北大校長
蔡元培不識時務的支持學生運動的
五四運動。
蕭公權評論
嚴復:「光緒三十一年,嚴氏應上海青年會之請作演講八次,旋刊行其稿為《政治講義》,其中雖多襲取西說,顯有剏解,然不失為中國人自著政治學概論之首先一部。民元以後,嚴氏思想轉入於守舊,袁氏謀叛,且列名「籌安會」中,則已淪為時代的落伍者、事殊可惜而不必深論矣。」
《中國政治思想史(三版)(下)》
蕭公權(2022),聯經,第231頁)
李澤厚評論
嚴復:「嚴復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不是什麼”法家”,也不在於代表了資產改良派,而在於他是中國資產階級重要的啟蒙思想家。他之所以被毛看重,與毛自身個人親身經歷和感受有關,但嚴復也確乎表現和代表了近代中國向西方資本主義尋找真理所走到的嶄新階級,他帶給中國人以一種新的世界觀,起了空前的廣泛影響和長遠作用,這種啟蒙作用影響和作用不只是在戊戌時期和對改良派,更主要更突出的是對後幾代的年輕的愛國者和革命家。」(見《
中國思想史論》
李澤厚(1999),第595頁)
孫隆基論說
嚴復:「在新文化運動的前夜,亦即1914年,嚴復與章士釗曾圍繞著盧梭的《
民約論》進行論戰。嚴復是應了梁啟超之約,在《庸言》上為文否定盧梭,基本上配合梁氏對法國式“暴民政治”的攻擊。(見《《歷史學家的經線(更新版)》(美)
孫隆基、中信,(2015),第72頁)
史華慈評論
嚴復:「周振甫(筆者按:《
嚴復思想述評》的作者)聲稱
嚴復是從I895年的“全盤西化” 逐漸穩定的倒退為年老的“反動傳統主義者”。但我認為
嚴復卻一直關注思想的實質內在之連貫性。他在《
法意》的評論、《
老子》的邊旁注釋、及 1895 年的論文中都明顯與中國傳統價值觀的基本決裂(a fundamental break with traditional values)。」(《West》,第212頁)
史華慈在其書中結尾說:「
嚴復或中國近代知識分子關心國家政權問題,很難有定論。中國確實深受屈辱,沒有國家權力,任何社會都無法在現代世界中生存。 然而,事實仍然是,當價值觀被判斷為獲得權力的手段時,這些價值觀很可能變得不穩定、脆弱和畸形。在捲入這些問題時,
嚴復和中國已經進入了我們都漂浮在其中的現代世界的未知海洋。 無限追求財富和權力的
浮士德宗教與實現社會政治價值—甚至更基本的人類價值—之間的關係問題對我們和他們來說仍然是一個問題。」(《West》,第2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