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嚴選

釀特稿｜時代，飄零，熱氣球──馬來西亞評審的金馬獎筆記

張吉安（以下簡稱張）：我們當初也在問，為什麼複選只讓這部片入圍一個導演獎？得到的答案是，因為《花果飄零》比較偏向作者個人手作的作品，不像其他團隊分工大製作、是電影工業的產品。如果交給其他導演，肯定會拍得完全不一樣。那既然入圍這個獎項，我們就要深一層思考：它的導演功力、魅力如何？我們認為它的確展現了導演的能力，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導演的能力，這部片根本無法出產。

加上，這部片以他（導演）跟鋼琴家的相遇為開端，導演是裡面的演員，也是鏡頭，很多時候是他在看著事物變化。所以這部戲根本是導演的眼睛、身體、思維、旁述、文字串聯起來，在這次金馬獎是很獨特的存在，導演就是這部作品的靈魂，就符合最佳導演。

但如果要討論最佳劇情片，問題就來了，因為那個獎項要評定的是整體，它的攝影、燈光、演員、編劇如何，裡面有沒有瑕疵等等。《花果飄零》用的是最少的技術資源，所以我們看的是導演如何在這些條件下，去掌控整部作品。

其實看電影的人，不可能不知道誰是羅卓瑤，她過去的作品像《誘僧》、《浮生》、《愛在他鄉的季節》都是劇情片、大製作，技術層面也比較完整，還有大卡司張曼玉梁家輝等等，跟這次《花果飄零》完全不一樣。但我們作評審，不應該縱向（跟創作者過去經歷相比）而是要橫向（跟其他入圍片）去看，要把以前的作品放下，重新去看這個導演跟這部作品的關係。

還有一點很重要，是我從初選（短片）的時候就看到，凡是來自香港的作品，少不了都在談香港的現狀或是鄉愁，或拍香港人離開到其他地方，到台灣、英國等等。可是所有人都在說同一件事的時候，不免觀點都一樣。反倒是羅卓瑤這一部，借用了比如俄羅斯的鋼琴家，李叔同的〈祖國歌〉，及比較特殊的像是城市的遊魂、百多年前離開的人突然又回來了等等。她用一種夢幻的方式，提供很多不一樣的視角──原來不只香港人有鄉愁，其他地方也有。

在談到鄉愁、離別、離散的時候，《花果飄零》借用了很多歷史典故跟命題介入，不光只是現在，甚至說著過去的寓言，也代表著未來繼續延續歷史留下的、沒辦法解除的離散命運，整個寓意跟表現手法還有格局，是更大的。跟一般比較年輕的香港導演比起來，閱歷和視角不一樣。

張：其實這次的「最佳紀錄長片」和「最佳紀錄短片」是所有類別裡，最平分秋色的兩項。其他項目我們大多覺得有兩個很好、或三個好，但紀錄片這兩項是五部都很好。

以紀錄長片來說，紀錄片少不了的就是觀點，來自眾人的觀點、社會的觀點，以及創作者的觀點。這個單元每一部觀點都很好。像《獨舞者的樂章》讓我們看到台灣女性的思想開放過程，是怎麼走過來的，用藝術來解放保守社會的思維，這部片完完全全是在一個女人身上，紀錄了台灣關於藝術與身體的近代史，三四十年的縮影，足以變成教科書文本。

《給阿媽的一封信》，則讓我們看到「田野調查」不光只是一個學術表現，甚至可以去安撫在那個年代受創傷的、現在還活著的人，讓他們找到最後的安慰跟安撫，才離開這個世界。原來田野調查的功能可以超越純粹的歷史關懷，達到對人的關懷，甚至是臨終關懷。

《絳紅森林》讓我們看到在一個遙遠的、冰天雪地的國度裡，女人的修行，以及原來宗教依然離不開父權社會的牽絆，甚至還有一些沒說出來的包括中國政治也介入宗教等等。

還有《二〇二〇年的一場雨》，拍得非常寫實，通過一場雨來暗喻這個國家的雨一直沒停過，用水災來說一個家庭在疫情與政治下的波動。我覺得它很有趣，感覺像是一個家庭故事，這家人都沒有大喜大悲，但最後雨停了，水災消失了，卻留下很多沒辦法解決的經濟、政治、生存問題。

我必須要說，今年看紀錄片是收穫最多的一個 category，這些作品都很好，沒有什麼包袱，也不拘形式。如果可以的話，真的五部我都想頒獎給它。

但為什麼最後我們還是頒給《時代革命》？因為你畢竟還是要選一部。《時代革命》的命題太大了。議題、格局都太大了，甚至拍攝過程也比任何一部都更難。拍紀錄片本來就不容易，是在跟時間賽跑，雖然它只是從 2019 年大概六月拍到年尾，但是短短的半年裡，可以看到鏡頭一直在跟隨運動裡的人，出生入死，赴湯蹈火。你會看到導演本身的勇氣，面對的生命危險比其他紀錄片更艱鉅。

當然上面這些，是我們看的時候對導演的情感面，理性結構上，這部片分成九個章節，每一個都在回應大家對這場運動的一些疑惑，整個來龍去脈也都交代得很清楚。

所以，不是其他四部不好，而是 2021 年這個時空，這部作品在這時候出現，它是一部很需要被即時看到的紀錄片。其他片可以在去年或後年出現，一樣很好看，但《時代革命》需要現在就被看到，它是有時效性的紀錄片。再加上，紀錄片需要跟社會對話，這部片很重要地回應了香港的現狀。

張：《修行》確實是今年比較被忽略的一部作品。它的節奏比較慢，跟其他電影不太一樣，片中講到中年危機以及婚姻中已經沒有愛情、只剩下責任的時候，女主角本來以為靈修可以幫得了她，最後卻發現靈修也只是一門生意。這回應到整個社會已經充足、安穩到需要尋找外援來解放你的身心靈，最後那個靈修團體卻關門了，那一刻，我覺得這部電影很有趣：你把它（靈修）看得像一棵樹一樣，想抱著它，最後卻抱不住──樹就在那邊，靈修卻隨時可以結束，好像在暗喻台灣這個社會裡，大家已經沒有依靠，你用錢買的依靠它也會走掉。

這部片裡的陳湘琪，又是我在這麼多作品當中，唯一看到導演嘗試訴說台灣人如何「自救」的。其他作品都是在講：沒了就沒了，放下吧，離開吧，放手吧，重新來過吧，但陳湘琪是唯一在戲裡面，我還是不放手、要如何去救他、如何去挽回⋯⋯在一個安逸的社會裡面，精神被困住了，要如何自救？這樣的故事在現在的台灣是少見的。

在選女主角的時候，陳湘琪跟賈靜雯，實在太難用不同電影類型去比較。賈靜雯是有其他演員互動，每個角色都在扶持她，而陳湘琪是獨角戲，相對來說難度更高。陳湘琪對白也比較少，有幾幕是一直在重複著日常：打果汁，跟老公吃飯，整個過程是一言不發的，所以是兩種不一樣的演法。我想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問某個人得獎、那另一個輸在哪裡？但在評審過程裡，當最後是兩個人對決、不相上下的時候，其實已經兩人都是贏家了。最後決定的已經不是理性的優劣，而是感性，還有很現實的票數。對我來說，兩個都是最好的。

張：吳鎮宇是個有趣的例子。其實台灣評審都覺得他演得很好，但我們幾位聽得懂廣東話的，就提出他在演一個比較弱勢的角色的時候，語言的運用、罵粗話的方式，會不會過了頭？他在片中有很多台詞，每說一句都會加個髒話，要凸顯底層生活的身分。其實在香港，髒話的運用是很生活的，我們也不會把它當髒話看待，比較像順口溜或是口頭禪，但所謂順口溜就是──你很順口「溜」出來的時候，詞彙的輕重到底有沒有痕跡？就可以辨認出來。

我們評這部分的時候，黃建業老師、卓男、還有我是馬來西亞人，都是聽得懂，也有在用廣東話的，我們就跟大家分析這點，而台灣評審也愣在那邊說：「我們沒有想到這點。」其實評一個演員，不光只評他的演技，還包括他語言的運用。又譬如像《金錢男孩》的語言就出現問題：南腔北調在一個家裡面，這說不過去。如果放在歐洲電影節當然大家聽不出來，但你放在金馬獎，評的是「華語」電影，這就是我們評分和甚至評斷導演、演員的功課是否做足的分數之一。

再比如，我們當中有美術和造型師，一般普羅觀眾看一個演員演得很好、情感飽滿，我們就給他男主角或女主角獎，但站在美術、服裝、化妝的角度，他整個形象到不到位？有沒有破綻？像我們也討論吳鎮宇受傷的時候，那個腳腫得像不像？當然你會說這是美術、化妝的責任，但你要塑造一個角色成不成功，就是由身邊的人一起合作，角色「成功」不光是演員演得好不好，服裝、造型等等都涵蓋在裡面，才能讓我們信服他就是個流浪漢，就是個患癌的病人。

張：《高山上的熱氣球》是今年在《修行》之外，另一部我覺得被忽略的片子。它比較像台灣八、九〇年代的新電影，說故事的方式不貪心，很清淡、淡然，沒有太多起承轉合，慢慢訴說，這樣的拍法在目前台灣已經很少見了。我在看的過程中會想到《冬冬的假期》，剛好也是大學生回來渡假；以及整部片的鏡頭讓我想到小津安二郎，是靜靜的，旁觀的。

我喜歡在這個時代，有人不疾不徐地說一個故事，是非常難得的事。而且它很真誠，不會過度擔心觀眾在想什麼，整個敘事很安分，卻又不是一個安全的作品，很容易被忽略。通常這種靜態、旁觀的鏡頭擺在那，是要讓人家看到事情若有似無地發生，有些旁觀是你已經預備好接下來發生什麼事，但毫無預期的旁觀鏡頭往往更迷人。它這種淡，跟很輕盈的說故事方式，也是今年比較少見的。

張：整個金馬決選評審團十五個人，每個人的背景、國籍、專業都不太一樣，評定每一個獎的過程都會從個人的觀察、某一方面的研究來提出觀點，大家一起討論。像賈靜雯的角色她思覺失調，聽到瀑布的聲音，我看完就特地打電話回去問一個親戚，是一個也患上思覺失調的中年女性，她只要心理比較不穩定的時候就會聽到蟲鳴聲，而且越來越大，完全聽不見其他聲音。然後她就會開始焦躁，開始做出一些反常的事情。

還有另一位評審，他去諮詢了心理輔導師跟醫生，問思覺失調症會聽到瀑布的聲音嗎？對方說每個人經驗都不一樣，取決於你想像那是什麼聲音。所以，這表示角色本身的設計有醫學根據，經過專業意見證明，是真有其事。

這也是這部電影成功的地方。它讓觀眾會去詢問你本來不知道的事，引發你關注一個議題，或是一個病症。我們自己在評審過程中，也會打破沙鍋問到底，看電影是很感性的，但是評審過程要理性，要抽絲剝繭去問這些東西。

張：總的來說，這次的入圍片讓我感覺：台灣的青春都很苦，台灣的愛情故事比悲傷更悲傷。

當然現在，不論是台灣還是馬來西亞，年輕人的愛情觀都是比較悲觀的。但馬來西亞相對是不太自由，只有少許的奔放，所以會一直在鑽頭覓縫，尋找出路；台灣則是非常自由奔放，當你很自由，什麼都可以做的時候，反而會有種危機感，覺得我們還有什麼不可以做的呢？當你沒有事情可以突破的時候，悲觀就來了。因為太自由了，反而困住自己。

這次我們看台灣作品都是環繞在，從青年男女到夫妻中年危機，你們很成功地把城市人的焦慮做得很好，反倒是國外的，像香港或中國，才有一些是社會議題、人文關懷，甚至政治的議題。我想台灣應該沒有需要用電影來回應政治議題，因為你們天天都在媒體上回應政治，你們的新聞節目幾乎就是電影了，真的要拍變成有點多此一舉。為什麼香港會出現《少年》跟《時代革命》？越自由的社會，個人就越重要，會比較關注個人的情感問題，相對來說其他地方就還在尋找自由。

我不知道我身為一個外國人，有沒有很準確地說出這點。當你生活在一個地方，會覺得很多東西是理所當然，但是當我從另外一個地方來，會以我生長的那裡來評定，為什麼我的感受跟你不一樣？因為我們的經歷、我們所爭取的成果，還沒有達到像台灣一樣的階段。但因為不是台灣人，我們看台灣電影不只會看見裡頭的深刻，也會發現裡面透露的生活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