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殖民政府有心經營下，臺灣開始有較具規模的出版活動：為便於統治，有各項調查文獻；為推行殖民教育，開始編印各類教科書；為宣揚政績，則有《領臺十年史》、《始政紀念—四十年間的臺灣》等書出版。然而，出版業、書業真的只能成為總督府的魁儡嗎？當新興知識份子開始從事文化啟蒙運動，圖書便由傳播知識的工具，轉變為思潮趨向的象徵，並發展出「為民喉舌」的功能；日治時期有哪些書店是如此？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蔣渭水：傷心身外一無餘，剩得蕭條數卷書
大政四年（1920年）蔣渭水等人以「助長台灣文化」為名，創立了「台灣文化協會」，以《台灣民報》、演講會、文化劇、讀報社等作為宣傳工具，以諷刺性的方式譴責社會制度、鼓吹民族意識；大正十年（1926），蔣渭水為了促使臺灣人的民族自覺，進一步創辦文化書局，以書籍、報紙、雜誌的仲介販賣為目的，主打漢文書的銷售，成為唯一新式漢文書局，堅守文化傳承；自此以後，台灣人終於有了以漢文書為宗的書店。
台灣人唯一言論自由機關《台灣民報》總批發處
蔣渭水先生曾在《臺灣民報》第113號上登載啟事，說明創設書局的目的：「同人為應時勢之要求，創設本局，漢文專以介紹中國名著兼普及平民教育，和文則專辦勞動問題、農民問題諸書，以資同胞之需……。」由此可見，文化書局同時販售漢文書及日文書，漢文書以中國名著為主，尤其特別引進孫中山思想、中國革命，及以描述殖民地真面目為主要內容之相關書籍，藉以傳播民族運動思想；至於日文書則以探討勞工、農民權益的社會主義為主，目的即在視日本現況為借鏡，揭發社會、農民、勞務等問題，來謀求臺灣文化的提昇與進步。
文化書局自開業以來，中國與日本的政治形態與社會運動都發生劇烈變動，而這些變動又深深影響臺灣的政治社會運動，因此文化書局首推的書籍，大都與這種時代變化息息相關，售書廣告方式是將所售書籍分類，輪流刊登在報上宣傳，因此文化書局不僅確如開業啟事說的「應時勢之要求」而設，也確實盡到「新文化介紹機關之使命」。然而，總督府當局卻將蔣渭水——一位臺灣政治社會運動的「第一指導者」，視為「煽動民族反感」的運動者，是必定要拔除的眼中釘，遂利用分化與孤立來對付，平日便派有二名特務坐鎮文化書局監視，1931年，台灣民眾黨政治運動被禁止則增派為四名特務，直至蔣渭水逝世舉行大眾葬時，更派出八十名警吏看守現場。
蔣渭水逝世時大眾葬隊伍行經文化書局
隨著蔣渭水的逝世，儘管由其長子蔣松輝一邊讀高等學校一邊接手經營文化書局，但隨著總督府取締趨嚴，漢文書銷路銳減，書局也僅能在1932年吹熄燈號。
謝雪紅：用書店幫台胞叫屈、替台共奠基
謝雪紅，國際書局創辦人之一，同時，也是眾所皆知的台灣社會主義革命先驅。
早在上海求學期間，謝雪紅便積極投身於社會運動中，多次參加過反日示威遊行，號召台灣青年必須團結、學習，時刻為台灣回歸祖國、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做準備；當時，本就鮮少台籍女青年到上海念書，更沒有台灣婦女願意挺身參加社會活動，因此，謝雪紅的身影便顯得極為突出。他曾發表過一席演說：「同胞們，別忘記還有400萬台灣同胞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下呻吟！」他的演講成功引起人們的注意和台胞的響應，更有一家報紙以《毋忘台灣》為題發表謝雪紅的專訪文章
東大畢業後的謝雪紅，奉共產國際指示，回台籌備台灣共產黨；然而，台共建立僅十天，謝雪紅等五人就被日本便衣員警逮捕。為了掩護身分，他們遂轉向開闢地下工作，以謝雪紅、楊克培、林日高等人為首，於大稻埕一帶開辦「國際書局」。取名「國際」，不僅是為了展現與世界接軌的抱負，更是為了使人更容易聯想到「共產國際」，讓對共產主義有興趣的人，得以按圖索驥一探究竟；書局的開張，不僅是傳播思想的管道，同時也兼具著尋覓新同志的功能。
謝雪紅創辦國際書局以掩護發展台共組織的活動
國際書局店內主要販售社會科學類和馬克斯主義的書籍，吸引許多新知識青年，對於革命思想的傳播起了極大的作用。例如，開張初期，書局大多引進マルクス書房（馬克斯書房）、イスクラ書房（星火書房）等左翼出版社的書籍，同時也兼賣一般社會科學類叢書；後期，則因經營困難，開始銷售起台北醫學專門學校（今台大醫學院）的醫學用書。就這樣，各路人馬在此匯集，透過思想傳遞以及組織吸收，台共勢力逐漸滲透文化協會及農民組合，台灣社會政治運動迅速左傾，加劇了執政者的不安。
可惜，好景不長，1928年三一五事件後，日本共產黨遭到大規模逮捕，臺共霎時變得孤立無援。與此同時，臺共內部也充滿內訌與派系鬥爭，進而給了日本警方可趁之機；1931年3月，日本殖民當局開啟了整飭左派運動之舉，臺灣共產黨面臨了一場空前絕後的大逮捕，謝雪紅也未能倖免於難，國際書局少了中流砥柱，也逐漸走向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