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文學的極致｜談《寒夜三部曲》與《浪淘沙》的宗教情懷

一、前言

每一個人不管有無宗教信仰，對其生命都存有一種最後的預設或是所謂「最終的關心」，並且依此假設生活，信以為真，這也就是宗教思想的本質，提供了人生的基本意義、安全感。換言之，人的性格與生活行為都倚賴其內在的信念。人往往會去尋求這種被視為「永恆」的信念或真理，進而信奉某種宗教或哲學，構成自己的人生觀與價值觀。以上的宗教或哲學，很自然地會有意或無意的表現在文學作品之中，留下或隱約或明顯的宗教痕跡。傳統上，宗教的衛道者一向強調文學的教化功能，而藝術工作者則一直注重文學的欣賞原則。其實，文學兼具了「教化」與「欣賞」的價值與意義。無論如何，文學作品承載了作者的宗教信仰或哲學，學者李達三更明白指出，文學作品是否善美、偉大，「應該依據作品內容中宗教思想的深度和廣度為其評估標準」。重點在於作者表達思想的技巧是否圓熟？是否高明？是否讓讀者接受、感動，乃至獲得人生的指引。茲以李喬《寒夜三部曲》與東方白《浪淘沙》這二部臺灣大河小說為範疇，探討其宗教情懷以及表達的文學技巧。

二、《寒夜三部曲》的宗教情懷

李喬自言:「從事小說創作的人，大概都有一個抱負:要把自己最熱愛的，或最熟悉的，或和自己生命史關係最密切的東西寫成作品；希望在這樣一部作品裡，闡釋作者的生命觀、歷史觀。」此外，自承對佛教遠比基督教熟悉的李喬在接受專訪時，談到了他的宗教觀，他說：「我是基督徒，過去接觸佛教三十多年。雖然我領洗了，但是我知道這兩個宗教的內涵，在我的心靈裡面是永遠存在的，每一部分都可以說是我生命史上不可或缺的、我都要的那種內涵。」還說：「我認為人應該有宗教情操，因為人有知識、審美、道德、宗教等四個情操，這天生就有的。有了這個東西，信不信教不重要。」可見李喬對宗教純粹採取「生命哲學」的角度。事實上，許多人亦復如此，不管其背景或本性如何，皆有可能對他已信奉半生的宗教或哲學，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格雷安．葛林也認為：「一個人的信仰在一生中會由於周遭的環境、個人生活的際遇,及外在世界的情況而有所改變、修正、成長。」換言之，性格、資質傾向什麼就信仰什麼。所以，李喬對宗教所抱持的看法，並不至於讓人覺得奇怪。

《寒夜三部曲》裡面，有著一般中國人普遍存在的「生死由命」的人生觀，認為天命乃人生所不能違逆者，故人之吉凶遭遇，幸或不幸，皆為命中之事，非人力所可改變。唯其如此，飽受「天災人禍」苦痛的蕃仔林的農民們，才能夠繼續生存下來。至於《寒夜三部曲》全書的宗教情懷，實繫於土地代言人劉阿漢的老妻——燈妹一個人的身上。因為丈夫劉阿漢一生苦難，婚後劉阿漢為了爭取農民權益，不顧燈妹強力反對，一再挺身反抗官商的剝削、壓迫，多次進出牢獄，燈妹默默忍受丈夫的不斷「惹麻煩」，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獨自承擔起維持這個家的全部責任,茹苦含辛，把六男三女扶養長大。在這層層的人生苦網中，必然得尋求一股人以外的精神支柱才能夠使自己繼續生活下去。於是她開始跟著那一位在「上蕃仔林」結庵修行的何玉（參與抗日事件而遭日本巡查強暴懷孕,生下孽種,因而出家）吃齋唸佛，渴望「無愛也無恨，什麼都沒有」。總之，她想從悲苦的人生中撤離，這是對生命的一種覺悟，最後只能求助於佛祖。劉阿漢的老友，來自唐山的「邱梅哥」頗諳佛理，認為燈妹是來自「天道」的人，不用出家就會得道，他也曾以佛理來開導燈妹，說阿漢這個人是「來自『修羅道』的阿修羅，所以一生就要遭遇無窮的憤恨不平；一般人祇為自己，或妻兒親友的不平而不平，這個人卻要為天下的不平而不平；天下又豈能平？所以他一生都不平。這是命。」是以她能承受得住丈夫、兒子的先後離她而去，此誠如吳錦發所言，「燈妹對苦難總是接受，比較接近佛學裡面對苦難生命的態度」。

燈妹這樣一個生命力旺盛，意志力超凡的老婦人，雖不認識字，但皈依佛祖之後，一句一句跟著強記，已可上口誦唸「觀音經」和「阿彌陀經」，至於有情人世的種種，固然依舊能夠震撼心田，但已不再能困惑她；「她，自願存心於哀樂人情之內，但她能夠頃刻間就濾棄方寸的雜滓，而回歸於一片清明。」當蕃仔林子弟被征調南洋而陣亡，骨灰送回家鄉,親人傷心欲絕，燈妹一方面告訴她們，不能一味呼天搶地要死要活，應咬緊牙關，將子弟養大!一方面以宗教情懷，穩定她們的心：「什麼叫做命？命就是要你去面對沒道理沒來由的劫難，不疑不怕不變不停地——就照原先的樣子活下去。這個，我們婦人家，比男人還強才對！」最後,燈妹臨終時，「她心裡時時被一種感恩和祥和的情態所填滿；原來佛法不是深不可測的學問——她沒有什麼學問——佛法是一種生活，一種自自然然的東西，一種呈現的光，而又進入呈現的光裏；一種會晤，和天地原先就有的自己會晤，然後相互融合，融於是我而又無我的西天。」

李喬可以說是，透過「燈妹」這個角色，貫穿三部曲，而且把他對於佛理的了解與體會，很生動地展現出來。這樣的宗教情懷，讓人獲得種種人生的啟示，同時也增加了《寒夜三部曲》的深度和廣度。

三、《浪淘沙》的宗教情懷

再看東方白以長達十年時間寫作完成，被譽為「為臺灣文學，豎立了一座輝煌的金字塔」的大河小說《浪淘沙》，東方白自言，長久的哲學宗教思想於此重現昇華。實則東方白的小說，不論短篇或長篇，一直是呈現濃厚的宗教色彩，這些終極關懷的宗教背景，散發出讓人沉思的哲理。東方白認為，偉大的作品都蘊含宗教思想，因為宗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最普遍的一種終極關懷，只有達到這般層次的作品，才稱得上文學的極致。綜觀《浪淘沙》，其中三個家族的主要人物，行事風格莫不是宗教性的，東方白特別在族群的分布與宗教的信仰上，做有意的安排，如丘雅信是河洛人，因家庭及唸教會學校的關係，篤信基督教；江東蘭是客家人，信仰禪佛；周明德為福州人後裔，他既參禪打坐，又是教會長老，可謂「百教合一」，充分流露東方白的宗教情懷。

丘雅信的生父林之乾在臺北萬華主持教會，母親許秀英也是虔誠的基督教徒，丘雅信從小就在宗教氣氛濃厚的家庭中長大，中學讀的淡水女學，以及到日本「東京女子醫科大學」深造之前所讀的預科「聖瑪格麗特女學」，都是教會學校，耳濡目染之下，丘雅信自是深具宗教意識。東方白透過丘雅信，著力呈現基督教的博愛精神。「聖瑪格麗特女學」校長德姑娘說，人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於是帶她們實地去看東京的貧民窟，請她們觀賞法國雨果著名小說《悲慘世界》改編的電影；讀大學時，丘雅信擔任「世界主日學大會」的服務工作，東方白以整整十頁的篇幅來凸顯西方宗教的無私精神，激發其普濟大眾的決心，體認到：「人道」是全然的關心，是沒有分別的愛。此後，無論她在臺灣或是其他地方，不管是臺灣人、大陸人、日本人、美國人、加拿大人……，都是她虔誠奉獻的對象。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丘雅信去美國、加拿大唸醫學，返臺時，途經溫哥華，於「西點長老教堂」參加星期日禮拜，以及在顏家參加「家庭聖誕禮拜」，加上多年後，英國丈夫吉卜生牧師的「追悼會」，東方白以近三十頁的篇幅，鉅細靡遺地細寫宗教儀式、經文講解、聖歌謠曲……等等，充分將宗教氣氛烘托出來，讓讀者身歷其境。尤其，西點長老教堂牧師於獲悉日本偷襲珍珠港，美日正式宣戰後，所說的一段祈禱文最是令人動容：「噢，天父，請用你的慈悲看待我們並寬恕我們，我們並不值得你的祝福與保佑，因為我們並不依你的教訓去愛我們的鄰人，去愛我們的仇敵，我們只循著我們的自私與貪婪，從事無窮無盡的搏鬥與戰爭。噢，崇高而全知的上帝，願你賜給所有統治者智慧，以了解戰爭的無益與殘酷，讓他們明白和平才是他們百姓之福。」這種種宗教情懷，化為丘雅信的悲天憫人，可說是貫穿全書的精神主軸，不斷地洗滌讀者的心靈，提升哲學的境界。

就跟李喬一樣，基督教和佛教的內涵，在東方白的心靈裡面，也都是永遠存在的，所以東方白在信仰基督教的丘雅信之外，也著力描寫信仰禪佛的江東蘭，激盪著東、西方文化的衝擊。

小時候，狗兒「小鐵拐」病死了，江東蘭和兒時玩伴水生等一起為小鐵拐慎重其事地埋葬，替牠立墓碑、唸「往生咒」，已預示江東蘭在佛教方面的慧根。江東蘭長大後，赴日深造，但因病休學，由神戶商科大學回到故鄉靜養。他相信佛教的教義是和基督教的教義一樣，應是簡易明瞭，人人可解的。於是這段期間，他開始涉獵「金剛經」、「阿彌陀經」……等佛教經典，認識到佛教的真面目，東方白還透過江東蘭，中譯了「偈詩」和「業的概念」等。再次赴日，學成歸國後，受聘到新竹中學教英文，這期間，江東蘭因不願更改為日本姓名，乃備受鬼木校長壓迫，他就從禪書中尋求生命的轉機。不久，被征調到南洋服役，結識每天禪修打坐的的上司長谷川大佐，兩人之間便有了關於禪宗「公案」的對話。當他獲知女兒與父親病逝的消息，他特於新加坡的「觀音禪寺」，請師父為他們誦經超渡，事後師父替他開示，說「娑婆世界由心造」，著實令人沉思。戰後多年，江東蘭赴美，途經東瀛，與他在新竹中學任教期間一度相戀的秋子重逢，二人同遊奈良「東大寺」，走出由世界各國人士獻金整修的「大佛殿」時，江東蘭意味深長地對秋子說：「我看世界最崇高的情操都是不分國界的，比如宗教就是。」由此在在顯示，東方白對於佛理的確興趣濃厚，而且研究頗為深入。

此外就是福州人後裔周明德了，他在大陸福州出生，再由祖父將其帶回臺灣扶養長大。中學畢業，到菲律賓與父母及弟弟團圓，後因菲國反日，乃乘船歸返中國，由福州轉回臺灣。周明德回到臺灣，先是在開南中學教書，經江東蘭與丘雅信作媒，娶牧師之女尤妙妙為妻，繼而被日本殖民政府徵召從軍，一度在大陸被俘，俟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他由昆明輾轉回到臺灣，重執教鞭，由成功中學轉往臺北醫學院教英文，還去加拿大溫哥華擔任日本與越南移民的英文教師。

在宗教信仰方面，周明德既跟丘雅信一樣，是基督教徒，其妻尤妙妙即為「淡水長老教會」牧師之女，他甚至還成為教會的長老。但他也跟自己在新竹中學的班導師江東蘭一樣，相信佛道。當江東蘭到加拿大溫哥華找他，他特為江東蘭引見美國禪師「熹微」，「熹微」秉信尼采的名言:「宗教、藝術、以及哲學，都是人類捏造的幻象，而被作為戰勝自己及其同類的武器加以運用。」加上親眼看見日本侵華時中國人的悲慘受害，使之領悟到佛教的第一聖諦：「人生原是一片苦海！」在美國禪師「熹微」的禪堂參禪完畢，平時也上教堂做禮拜的周明德，不但心裡不覺矛盾，反而笑得開朗，以「百合一教」的教冊內容告訴「滿心疑惑」的江東蘭，耶穌基督、釋迦牟尼、默罕默德都是來自同一個父親的兄弟。又說：「總之，我現在已經到達天人合一萬物和諧的境界，我讀聖經歡喜、讀佛經歡喜、讀可蘭經也歡喜，我現在無論走進基督教堂、佛教禪堂、回教清真寺，都感到同樣的喜悅與安寧。」由上可知，周明德所謂的「百合一教」，自然也是尋求人生意義、提升人生境界的東方白所認同的，這樣的宗教情懷充滿著四海一家、世界大同的人道精神。

四、結語

文學作品的情感要真，形式要美，最終還必須要善——也就是與哲學結合，如此才有深度，才有價值。由《寒夜三部曲》與《浪淘沙》所展現的宗教情懷，不難理解，李喬和東方白做為有使命感的作家，確實在真與美之外，用心追求「善」的境界，亦即努力以赴，以躋「文學的極致」。李喬《寒夜三部曲》流露佛教色彩，《浪淘沙》則不但擴及基督教思想，更進而闡揚「百合一教」的恢宏情懷，其世界和平的創作理念可謂顯而易見。至於開創臺灣大河小說之路的鍾肇政，其作品如《濁流三部曲》、《臺灣人三部曲》，在思想上，固然也講一般的運命、認命，但作品中幾乎聞不到一絲宗教色彩。事實上，鍾肇政來自基督教家庭，是以此或許與鍾肇政接受日本教育，認為「宗教與文學不可並存」有關。擁有宗教信仰的日本作家，甚少在作品中討論信仰，大體上，日本的知識分子認為宗教是一種迷信，認為研究學問而擁有沒有理論根基的信仰是一種恥辱。由此亦可看出前世代作家與後世代作家對於「宗教與文學」看法之不同，以及創作實踐所形成的差異。

關於宗教情懷的呈現，李喬《寒夜三部曲》主要是透過貫穿三部曲的母親或者土地的象徵——燈妹，以及跟土地代言人劉阿漢並肩反抗日本殖民統治者的邱梅二人來表達，於第二部曲《荒村》劉阿漢與三子劉明鼎之含恨斷魂，逐漸深入接觸佛教思想；到了第三部曲《孤燈》，再經由戰爭的殘酷無情、山村的非人生活，直至燈妹的離開世間，結束一生，凸顯全書悲憫的宗教情懷，可謂逐步開展，有跡可尋，讀者當能接受這樣的呈現方式。至於東方白《浪淘沙》，由第一部到第三部，莫不處處流露基督教、佛教的情懷，於宗教的教義、儀式、故事......等，東方白不厭其煩地譯寫、描述，為這部具有史詩氣魄的大河小說填充了豐富的、雄辯的知性內容，唯因太過於用力，以致斧鑿之痕到處可見。難怪林柏燕提出批評，東方白把「浮面的、教科書上的東西,硬塞給小說人物去吐納」，讓《浪淘沙》的人物，「每個人都拖著一個大書袋在奔跑」，又說東方白喜歡禪,卻犯了禪的大忌——「見取」（看到就要），通通網羅，無所不包，以信仰基督教的丘雅信為例，提示一二祈禱文在所難免，但「東方白卻幫她分發教堂的小冊子」。

宗教情懷只是作品哲學思想的一環，若據以視為作品價值高低的唯一評斷標準，並不允當。當然，如作家稟信「宗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有達到這層次的作品，才稱得上文學的極致」，而全心全意去力行實踐，就必須注意到，創作的過程中，應擺脫掉個人的宗教色彩，並且講求表現技巧和風格，才可能成功，讓讀者接受。其實在文學表達技巧方面,東方白是自覺的,他接受記者專訪時即表示：「作品最重要的有兩個條件，第一先要能感動自己。……其次，它還要能感動別人，而只有這樣的作品，才能夠流傳久遠。但在感動自己與感動別人之間，有一條溝通的橋，那就是技巧。」可見東方白是努力著把感動自己的東西，寫得也能讓別人有相同的感動，只可惜理想與現實總是存在著或大或小的落差。

雖然東方白《浪淘沙》有著小說筆法的缺失，然其呈現偉大、悲憫的宗教情懷，以追求「文學的極致」的信念，確實令人衷心佩服。而作品一向極富哲理性的李喬和東方白，也都不斷地帶給讀者思想上的啟發與感動，提供一片恢閎深刻的反省空間，值得我們深加珍惜與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