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買辦鑄就東方的巴黎
立場這玩意，基本就是屁股決定腦袋的代名詞。
——旭
一代“未文豪“的茅盾
錯過的矛盾
沈德鴻(1896年7月4日-1981年3月27日)，字雁冰，男，浙江桐鄉人。常用的筆名有茅盾、玄珠、方璧、止敬、蒲牢、形天、P生等。大家最熟識的名字是茅盾。
茅盾那可是百分百的紅一代，差上一根頭發絲就是中國共産黨的創始人了。
1913年，茅盾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第一類。預科畢業後，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
1921年7月，中國共産黨成立，茅盾成爲正式黨員。
茅盾憑借他的資曆，至少是可以當上副國級的人物。但是，解放後隻是第一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長。後面就被運動了。平反後，1979年當選爲全國文聯名譽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這也是他1981年去世前的最高職務。
課本裏欽定的茅盾代表作是《子夜》，《農村三部曲》(《春蠶》、《秋收》、《殘冬》) ，其實寫得一般。我個人倒是喜歡他的《林家鋪子》。因爲《林家鋪子》多了些真情，少了些立場。
立場這玩意，基本就是屁股決定腦袋的代名詞。——旭
茅盾就是矛盾，看他的作品，才華是有的，但是每到才華要橫溢的時候，就被革命擋住了。滿腦子的才情，總是被下水道裏面洩出來的紅色液體淹沒。
《子夜》一直被評家稱爲最偉大的傑作，我偏認爲它比不上他早期的《蝕》、《虹》和後期的《霜葉紅于二月花》
——夏志清(中國文學評論家)
他本來可以成爲一代文豪，可他要堅持革命，以他第一代老黨員的資格，正國級也不是不可能。要知道，被他寫的上海買辦榮毅仁，最高職位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啊。
榮毅仁(1916年5月1日-2005年10月26日)，男，漢族，江蘇無錫人，榮德生之子。中國企業家、政治人物，中國民主建國會黨員，中國共産黨黨員，曾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被稱爲“紅色資本家”。1985年，他還是全國工商聯的領導，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産黨。主要是爲了有所顧忌，榮毅仁要求生前不要披露他的黨員身份。直到榮毅仁去世後，才由新華社在其訃告裏做了補叙。看看榮毅仁副主席的簡曆，1985(榮毅仁入黨)–1921(茅盾入黨)=64年，比茅盾可差了兩代甚至三代人啊。
榮毅仁1979年創辦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1986年底，被美國《财富》半月刊評爲世界50名知名企業家之一，是建國後國内跻身世界知名企業家行列的第一人。1992年12月獲美國加州榮譽公民稱号。1993年3月至1998年3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2000年榮毅仁及他的家族獲美國《福布斯》選爲中國50富豪榜第一名。
榮毅仁無論政治、财富、聲望，都不是茅盾可以比拟的。當然，我總覺得以茅盾的才華，專心寫作的話，應該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占據數一數二的地位——我知道有很多人會說，現在茅盾的地位就是中國當代史上數一數二的啊，呵呵，時間會告訴你，少了中國作協主席的加持，茅盾的水平也就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中的半頁而已。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慶春）、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堯棠，字芾甘）、曹禺（1910年9月24日-1996年12月13日，本名萬家寶，字小石，小名添甲）、沈從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原名沈嶽煥，字崇文，後改名沈從文）這些人，最好的作品都在1949前。可憐的茅盾，最好的作品都在1928年前了。至多，我們再算上1932年的《林家鋪子》和《子夜》。
茅盾政治上的污點是1927年主動脫黨，起因是7月發生的甯漢合流。
甯漢合流
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1926年7月9日，國民政府成立國民革命軍，由蔣中正（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字介石，浙江奉化人）擔任總司令，開始北伐。随着北伐戰争的節節勝利，于1927年2月21日，國民政府從廣州搬遷至武漢。
1927年2月26日，蔣介石在南昌中央政治會議上，決議要求蘇俄共産國際（1919年3月2日-1943年5月15日，俄語：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縮寫爲Коминтерн，通稱第三國際：Трет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也稱赤色國際或紅色國際，列甯創立，總部設于蘇聯莫斯科）撤回鮑羅廷（米哈伊爾·馬爾科維奇·鮑羅廷，俄語：Михаи́л Ма́ркович Бороди́н，1884年7月9日-1951年5月29日，俄羅斯猶太人，原名米哈伊爾·格魯申貝格：Михаил Грузенберг，黨内化名：Kirill，1923年至1927年期間的共産國際駐中國代表及蘇聯駐中國廣州政府代表。是協助孫中山聯俄容共的主要人物）——這标志蔣介石正式開始從國民黨中清理共産黨及其左派支持者。
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與武漢國民政府分庭抗禮。
7月15日，武漢國民政府的汪精衛決定與中國共産黨決裂，并與南京國民政府進行整合。馮玉祥則分别緻電武漢國民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提議在開封舉行會議以解決兩個國民政府的争端。
7月24日，武漢國民政府的汪兆銘（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字季新，号精衛，亦爲其筆名，祖籍浙江山陰[今紹興市柯橋區]，生于廣東三水縣[今佛山市三水區]）、譚延闿（1880年1月25日-1930年9月22日，幼名寶璐，字組庵，或作祖庵、組安、祖安，别号無畏，齋号切齋，湖南茶陵人，長于詩法、書法、槍法，綽号“譚三法”）、孫科（1891年10月20日-1973年9月13日，字哲生，廣東省香山縣南朗鎮翠亨村人，孫中山長子，其母是孫中山的原配妻子盧慕貞）等回電馮玉祥，表示同意遷都南京。
8月8日，南京國民政府的蔣介石、胡漢民（1879年12月9日－1936年5月12日），原名衍鴻，字展堂，号不匮室主，廣東番禺縣人氏，原籍江西吉安府廬陵縣延福鄉青山村）、李宗仁（1891年8月13日－1969年1月30日），字德鄰，廣西桂林人[1]，生于臨桂西鄉村）等通電歡迎武漢國民政府的要員前往南京任職。
9月17日，南京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進行改組，并發表甯漢合作宣言，宣布甯漢合流完成。
茅盾因甯漢合流後脫黨，從廬山牯嶺秘密返回上海，這段期間先後發表《幻滅》、《動搖》、《追求》－即《蝕》三部曲。
1928年7月，與秦德君（1905年-1999年1月，女，彜族，四川忠縣[今屬重慶]人）避居日本。
性與革命
秦德君，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以“秦文駿”爲筆名在《國民公報》和《川報》發表《要求女子參政》。1920年，秦德君準備随陳愚生（?-
1923年6月，四川泸州人）去北京發展，在吳玉章（1878年12月30日－1966年12月12日，名永珊，号玉章，男，四川榮縣人）家中舉行的送别晚宴中，酒醉後，被《新蜀報》編輯穆濟波（1895年-?，名世清，以字行。四川合江縣先市鎮人）性侵。穆濟波還同時性侵了秦德君的一個女同學。該女同學事後羞憤自殺身亡，秦德君因懷上了穆濟波的骨肉而與他結婚，二人育有二女，但不久後秦德君離家出走。
1923年6月，四川泸州人）去北京發展，在吳玉章（1878年12月30日－1966年12月12日，名永珊，号玉章，男，四川榮縣人）家中舉行的送别晚宴中，酒醉後，被《新蜀報》編輯穆濟波（1895年-?，名世清，以字行。四川合江縣先市鎮人）性侵。穆濟波還同時性侵了秦德君的一個女同學。該女同學事後羞憤自殺身亡，秦德君因懷上了穆濟波的骨肉而與他結婚，二人育有二女，但不久後秦德君離家出走。
1923年，秦德君在南京國立東南大學學習，經鄧中夏（1894年10月5日-1933年9月21日，原名鄧康，字仲懈，一作仲澥，筆名仲澥、施義、重遠、心美、大壑、壽生、老陽、老葛、增昌、鄧忠、鄧安石、鄧蘭汀等，男，湖南宜章人）介紹，加入中國共産黨。
1925年冬，鄧中夏派秦德君去西安從事地下工作，與當時的第二集團軍總政治部副部長劉伯堅（1895年1月9日-1935年3月21日，原名劉永福，又名劉永田，四川省平昌縣人）同居，并生有一女。
1926年，出任中共西安市委常委兼婦女部長，1927年又任第二集團軍特别黨黨委和女子宣傳隊隊長。1927年春天，因墜馬而結識郭春濤（1898年-1950年6月30日，原名名忠，又名子章，化名胡君健，湖南酃縣人）相識。
1928年在上海經陳望道（1891年1月18日-1977年10月29日，原名明融，後改望道，字任重，号參一，筆名佛突、雪帆，浙江義烏人）介紹與茅盾相識，當時茅盾已有家室。
1929年9月，秦德君回上海堕胎，在去東京的船上遇見胡風（1902年11月2日-1985年6月8日，原名張光人，筆名谷非、高荒、張果等，湖北蕲春人）秦德君對胡風撒謊是回上海替茅盾要版稅。于是同居。後因家長介入分手。
1930年4月，秦德君在茅盾陪同下再次回上海進行人工流産手術，茅盾趁機回到夫人孔德芷身邊。
1934年，秦德君與劉湘（1890年7月1日-1938年1月20日，又名元勳，法号玉憲，字甫澄[1]:4039，漢族，四川大邑人）的參謀長王心衛結婚。
1940年，秦德君與國民黨中央委員郭春濤結婚。
1946年後，到上海從事中共地下工作。
建國後曆任第二、三、四、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1959年調至中國曆史博物館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間，從樓上被推下，以緻腿斷傷殘，入秦城監獄。
1975年4月5日出獄。
1999年1月，以94歲高齡去世。
文學與革命
秦化名王芳，茅盾化名方保宗，二人一同前往日本并同居，繼續從事創作，完成長篇小說《虹》等著作。
茅盾1930年4月，回上海。不久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夏志清(1921年~2013年12月29日)，原籍江蘇吳縣(今蘇州)，1921年生于上海浦東。上海滬江大學英文系畢業。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獎學金赴美深造，1952年獲耶魯大學英文系博士學位。1962年應聘爲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文系副教授，1969年升任爲教授，1991年榮休後爲該校中國文學名譽教授。2006年當選爲中央研究院院士。2013年12月29日(當地時間)，在美國紐約去世，享年92歲。
1961年，夏志清在美國用英文出版了使他一舉成名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一舉奠定了他在國際上，作爲中國文學評論家的地位。其後發表了，《中國古典小說》(1968年)、《夏志清論中國文學》(2004年)、《中國古典小說導論》(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88)、《文學的前途》、《人的文學》、《新文學的傳統》、《歲除的哀傷》、《談文藝、憶師友:夏志清自選集》、《夏志清論評中國文學》、《愛情·社會·小說》、《夏志清文學評論集》等。
當時沒有看，因爲圖書館沒有書, 後來看了, 發現蕭紅好得一塌糊塗！蕭紅真是偉大，茅盾曾爲《呼蘭河傳》寫序，其實茅盾哪裏能寫出像《呼蘭河傳》這樣讀後回味無窮的作品。
——夏志清，2013年
茅盾開頭很好，我很歡喜他。後來就不大好，一個人根據一條路線寫小說，這就不行，我一看就看出來。中國人每一個人都是不一樣，不是因爲小資産階級就要把你罵一通，這是不通的。40年代他寫《霜葉紅似二月花》，還是寫得不錯的。——夏志清，2013年
茅盾加入左聯後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就是1931年10月開始創作，至1932年12月5日完稿的《子夜》。第一部短篇就是1932年7月，發表的《林家鋪子》。
子夜，上海的輝煌
子夜，亦稱半夜、子正，指二十四小時制的00:00（24:00）或十二小時制的夜晚12:00。茅盾把當時的上海比作子夜時分，不知道算不算是給境外勢力遞刀子。當時的上海，可是全球第七大城市，遠東第一大都會，以及商業和金融中心，有上海在，可沒東京、香港什麽事。
中國的京劇，臉譜是典型的特征。人物一旦臉譜化，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内傳遞作者的個人好惡給觀衆。臉譜，可以簡簡單單的把忠、奸、善、惡打上标簽，京劇觀衆除了聽唱、念；觀坐、打，很少能夠品味人物。文學即人學，沒有人的血肉，也就少了作品的神。
《子夜》中貼了帝國主義買辦标簽的趙伯韬，作爲金融資本家，不知道響應黨的号召去支持産業資本家吳荪甫，當然是驕橫奸詐、兇狠殘酷、荒淫腐朽的臉譜才對。
茅盾的感情在《子夜》的主角吳荪甫身上，但是爲了革命的反對，作爲資本家的身份，吳荪甫必然也要被鞭撻。按照二分法的分析，民族資産階級具有兩重性，大敵當前的時候，他們要聯合工農，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在工農覺悟起來的時候，他們又要聯合敵人反對工農，具有作爲反革命助手的反動。茅盾的才華，就是在這樣的二分法的矛盾中，扭曲失态了。
買辦，亦稱康白渡(comprador)。是清朝專爲宮廷購物的官方代理人。
按照目前紅學的主流說法，曹雪芹的父親曹頫(頫同“俯”，fǔ [ㄈㄨˇ]，1706年6月8日-1774年2月17日?)，時任江甯織造，服務于清朝皇室，織造禦用和官用緞匹以及采買禦用物品，就是第一代官買辦。後來通商，洋人需要懂外語的中國本地人進行居中服務，所以就有了洋買辦。洋買辦細分，又有洋行買辦、外商銀行買辦、輪船公司買辦。洋買辦出身多是廣東和江浙人。這些人通常外語能力強，一方面可作爲歐美商人與中國商人的翻譯，也可處理歐美國家商界與中國政府的雙向溝通。除此，這類型商人還可自營商鋪，因此緻富者頗衆。
其實所謂買辦，就是中國和外國人之間的交易中介。不是有個互聯網平台廣告，天天喊着要去中介嗎，喊破喉嚨，唯恐大家不知道他就是自己想做大一統的中介。
爲什麽買賣雙方會有中介存在？就是因爲買賣雙方直接交易，存在交易成本，中介的本質就是幫助買賣雙方降低交易成本。
中國近代史、當代史上，有三個著名的小漁村，一躍而起，成爲大都市。就是東方明珠香港，東方巴黎上海，改革開放的前沿基地深圳。而這三個地方開埠的發展，都離不開中介 — — 買辦！
“大批判”産生的科斯定理
科斯与交易成本
今天我想好好講講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也講講買辦的重要性。第一次提出交易成本的經濟學家，是中國人非常熟悉，對中國特别友好，也是對中國寄托很多希望的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科斯。
回顧中國過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績令人驚歎不已，往前看，未來光明無量。但是，如今的中國經濟面臨着一個重要問題，即缺乏思想市場，這是中國經濟諸多弊端和險象叢生的根源。——科斯，2011年12月，科斯對中國的視頻演講
羅納德·哈利·科斯(Ronald Harry Coase，1910年12月29日-2013年9月2日)，生于英國倫敦，是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芝加哥經濟學派代表人物，法律經濟學(law and economics, 或稱法律的經濟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的創始人之一，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科斯在倫敦經濟學院取得學士學位前的一年，當時二十歲的科斯，獲得一項遊學獎學金，他選擇到美國。在路經芝加哥大學時，曾走進奈特(Frank Hyneman Knight)的課堂上聽了幾課，若有所悟，寫了《公司的本質》(The Nature of the Firm)，六年之後，1937才獲得發表。在這篇文章中，科斯論述了成立企業的原因，以及決定企業規模的因素，并提出交易成本來解釋這個現象。
法蘭克·海克曼·奈特(Frank Hyneman Knight, 1885年11月7日-1972年4月15日)，生于美國伊利諾伊州麥克萊恩縣，經濟學家，曾提出奈特不确定性。芝加哥大學教授，爲芝加哥學派的先驅與建立者之一。他在康乃爾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他的成名作是《風險、不确定性與利潤》(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取得學位後，奈特長期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任教，被認爲是芝加哥經濟學派的奠基者之一。其學生中，包括密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詹姆斯·麥基爾·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等人，皆是諾貝爾獎得主。奈特從1950年起，擔任美國經濟學會主席。羅納德·科斯雖然不是他的學生，但他的思想受到法蘭克·奈特作品的影響很大。
我們知道，無線電頻率是一種資源。美國漁船出海，需要通過這類資源 — — 無線電頻率通信。在沒有管制的情況下，不同漁船如果使用同一頻率，會造成互相幹擾。如果亂用頻率，傳達假訊息，問題就嚴重了。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是一個獨立的美國聯邦政府機構，根據1934年通信法案所創立。 它取代了原先的聯邦無線電委員會，并負責規定所有的非聯邦政府機構的無線電頻譜使用(包括無線電和電視廣播)，美國國内州際通信(包括固定電話網，衛星通信和有線通信)和所有從美國發起或在美國終結的國際通信。聯邦通訊委員會可以根據“公共利益、方便或必要”的理由發放或不發放無線電頻譜執照(FCC could award or not award licenses based on “public interest, convenience or necessity”)。
科斯在芝加哥的時候，關注到了這個問題。在1959年，寫了一篇論文《聯邦通訊委員會》(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論文中批評了頻率執照制度，并提出把無線電頻率私有化可以更有效的解決這些問題。論文給了當時《法律經濟學報》的主編亞倫·戴雷科特(Aaron Director)。《法律經濟學報》是芝加哥大學法律學院出版的刊物，1958年初版，每年隻出一期，每期發行不到五百本。
群英會
亞倫·戴雷科特欣賞科斯看問題的不同角度，但是覺得還是要幫助科斯糾正他的錯誤。在1960年春天的一個晚上，亞倫·戴雷科特邀請了一群經濟學的大師對科斯開展了一場“大批判”。肯請我的讀者們多點耐心，好好讀一下參加這場“大批判”的，那些熠熠閃光的，教授們的名單。
亞倫·戴雷科特(Aaron Director，1901年9月21日-2004年9月11日)，法律經濟學領域的奠基人，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教授、經濟學家 ，芝加哥經濟學派重要人物之一。芝加哥經濟學派代表人物米爾頓·弗裏德曼是戴雷科特的妹夫，二人一起影響了一批芝加哥大學的傑出法學家，包括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安東甯·斯卡利亞、理查德·A·波斯納等人。戴雷科特與著名經濟學家弗裏德裏希·哈耶克交往甚密，他還曾說服芝加哥大學出版社于1944年9月幫助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1946年，戴雷科特獲聘于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哈耶克于1950年來到芝加哥大學任教，他積極幫助戴雷科特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建立“法學與社會研究項目(The Law and Society Program)”。 — — 而大家要記住，哈耶克可是奧地利經濟學派(Austrian School)最重要的衣缽傳人。弗裏德裏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德語：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是奧匈帝國出生的英國知名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密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年7月31日-2006年11月16日)，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第二代芝加哥經濟學派領軍人物。1962年出版《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提倡小政府主義，将政府的角色最小化以讓自由市場運作，以此維持政治和社會自由。他的政治哲學強調自由市場經濟的優點，并反對政府的幹預。他的理論成了自由意志主義的主要經濟根據之一，并且對1980年代開始治理美國的羅納德·裏根以及許多其他國家的經濟及貨币政策有極大影響。1976年取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被譽爲20世紀最重要且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
喬治·約瑟夫·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1911年1月17日-1991年12月1日)，生于美國華盛頓州的西雅圖市，經濟學家、經濟學史家、芝加哥大學教授及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被認爲是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一員，立場屬于新古典主義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
阿諾德·卡爾·哈柏格(Arnold Carl Harberger，1924年7月27日)，美國經濟學家，以他名字命名的哈伯格三角(Harberger Triangle)在福利經濟學中被廣泛使用。哈伯格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完成了經濟學學士學位。在1947年，他完成了MA。在1950年，他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哈伯格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任教後，他回到芝加哥(1953年-1982年)。他是福利經濟學派的首要人物。福利經濟學(welfare economics，日韓譯作厚生經濟學)是對經濟體系的規範性分析，即經濟運行中什麽是“對”、什麽是“錯”等問題和資源配置如何影響經濟福利的研究。
魯本•凱賽爾(Reuben A. Kessel)，他于1948年獲得芝加哥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1954年獲得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Kessel博士早期曾在密蘇裏大學和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任教。從1952年到1956年，他是蘭德公司的一名經濟學家。後來他在這裏擔任國家經濟研究局的研究助理。他于1957年加入芝加哥的教職員工。自1962年起擔任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經濟學教授。他是《利率期限結構的周期性行爲》的作者。
約翰·麥傑(John S.McGee)，芝加哥學派重要人物之一，壟斷理論(Monopoly Theory)的主要貢獻者。
格雷格•劉易斯(H. Gregg Lewis)，勞動經濟學的重要人物。格雷格-劉易斯生于1914年，從他進入大學開始，直到61歲，他的大部分成年生活都是在芝加哥大學度過的。1981年，他被任命爲美國經濟學會的傑出會員。逝世後，他被新生的勞動經濟學家協會授予榮譽稱号。勞動經濟學(Labor economics)，經濟學的一個分支，研究在市場中雇傭勞動形成的動态變化過程。觀察雇傭關系下，勞工與雇主之間的互動，如何形成勞動市場或就業市場，并影響到這個市場中的工資與就業。在勞動經濟學中，市場的供給方爲勞動，也就是以貨币來衡量的人類工作量，而需求則是以特定薪資下将會雇用多少勞動力，這兩個力量的均衡點，爲市場均衡薪資與就業數量，勞工的薪資是決定所得的重要因素。
勞埃德•明茨(Lloyd Wynn Mints,1888–1989) 勞埃德-明茨出生于南達科他州，1888年随家人遷往密蘇裏州，然後于1901年遷往科羅拉多州的博爾德。他于1914年獲得科羅拉多大學的學士學位，1915年獲得碩士學位。1918年，他被調到芝加哥。1919年，明茨作爲研究生進入芝加哥大學，并被分配到該校教授本科課程。他完成了幾門經濟學的研究生課程，并于1923年被提升爲政治經濟學助理教授。他教授經濟學入門課程，直到1928年，他被安排負責教授貨币和銀行課程。1953年，他作爲榮譽教授退休。明茨是聯邦儲備系統在1929年至1933年期間應該增加貨币數量的觀點的倡導者。明茨對芝加哥貨币經濟學的發展有很大影響，特别是對米爾頓-弗裏德曼的思想。
馬丁•貝利(Martin Bailey), 1955–1959年在芝加哥大學擔任助理教授，1959–1964年在芝加哥大學擔任教授，同時在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FOMC )任職。1964–1967年，美國國防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es)經濟政治研究處代理協會主任。1973年，卡内基梅隆大學工業管理研究生院訪問學者。1974年至今，馬裏蘭大學經濟學教授。1983年起任美國國務院(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經濟暨商業局(Bureau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Affairs)副部長的經濟顧問。該顧問委員會發行過《貨币、信貸和銀行》雜志。
“大批判”的教授們，在亞倫·戴雷科特家吃過晚飯後，在亞倫·戴雷科特的客廳開始了“大圍剿”。科斯首先闡述了他的思想，假設一間工廠因爲生産産生了污染，政府應不應該懲戒該工廠，例如收取污染稅或者罰款？
所有在座的人都同意政府要幹預──但科斯說：你們錯了。
于是争論開始，持續了兩個小時後，密爾頓·弗裏德曼突然站起來說道，我們錯了，科斯對了。弗裏德曼不僅成爲第一個站到科斯這邊的人，同時他缜密的思維和雄辯，在其後的過程中，折服了其他人。大家突然意識到，科斯，真的對了。
當夜我堅持己見，因爲怎樣也不曾想到我可能會錯，但眼見那麽多高手反對，我就不敢肯定了。到密爾頓·弗裏德曼半途殺出，他的分析清楚絕倫，我才知道自己大可安枕無憂了。
——科斯
那天沒有用錄音機，是日後經濟史上的一個大損失。争論到半途，密爾頓·弗裏德曼突然站起來，舌戰如開槍亂掃，槍彈橫飛之後，所有的人都倒下來，仍然站着的就隻有科斯一個人。
——斯蒂格勒
經過那一個晚上後，我知道科斯是本世紀對經濟制度認識得最深入的人。
——凱賽爾
當夜是英國的光榮。一個英國人單槍匹馬，戰勝了整個芝加哥經濟學派。當夜闌人靜，我們離開戴雷科特的家時，互相對望，難以置信地自言自語說：我們剛才是爲曆史作證。
——麥傑
這次辯論之後，大家請科斯把這些觀點寫出來。于是有了1960年《社會成本問題》(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一文，作爲《法律經濟學報》第三期的首篇論文發表。
科斯定理及其修正
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分析了一個經濟體系内部的資源配置與産出，在外部性存在的情形下，其經濟效率可能受到的影響。喬治·斯蒂格勒在1966年出版的經濟學教科書中，首次将他的見解進行歸納，并被後人稱爲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核心思想是交易成本。
從強調交易成本解釋的角度說，科斯定理可以描述如下：隻要交易成本等于零，法定權利（即産權）的初始配置并不影響效率。
——羅伯特·庫特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詞典》中對“科斯定理”的解釋。
由于科斯自己從來沒有明确總結這樣一個定理，所以對科斯理論的總結有多個版本。其來源包括《聯邦通訊委員會》(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社會成本問題》(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公司的本質》(The Nature of the Firm)。詳細的解釋可以分爲三層：
科斯第一定理：在交易成本爲零的情況下，權利的初始界定不重要；科斯第二定理：當交易成本爲正時，産權的初始界定有利于提高效率；科斯第三定理：通過政府來較爲準确地界定初始權利，将優于私人之間通過交易來糾正權利的初始配置。
——約瑟夫·費爾德：《科斯定理1–2–3》
本文不是專業讨論的地方，所以，如果你覺得這些論述依舊雲遮霧障，那麽我給出一個最簡單的解釋。
當産權界定清晰時，假定交易成本爲零，市場經濟下，産權會轉移到最大發揮其效用的所有者手上。
——科斯定理的簡單解釋
張五常非常不喜歡交易成本爲零的假設。他認爲交易成本是市場交易中特别重要的環節。長期居住并觀察香港的“買辦”社會後，他發現，香港的金融服務、法務服務等等中介交易非常發達，并且爲買賣雙方帶來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因此，他提出了一個自己的觀點，作爲對科斯定理的修正。
隻有在私産制度下，人類才會爲自利的原故設法将這些費用的比重盡量減低。——科斯-張五常•修正定理(張五常，從高斯定律說起，1983年 1月27日)
張五常的修正，爲分析交易中存在的體制(制度)成本提供了一個可計算的方法。例如我們假設美國是一個接近完全市場經濟的國家，以美國經濟體作爲比較。我們以沙特阿拉伯的原油到美國紐約港口的運輸成本，和沙特阿拉伯的原油到上海的運輸成本的差别除去後。那麽紐約市内的原油售價和上海市内原油的售價之差，可以非常近似于實際的制度成本。鑒于原油到汽車使用的汽油的加工成本非常接近，那麽兩市的油價可以很好地幫助我們分析中國的制度成本高低，并以此價格變化，觀察中國制度成本的變化 — — 也可以作爲一個市場化程度高低的衡量。
既然科斯指出市場經濟的效率，而張五常分析了市場經濟的交易成本，那麽我們進一步可以再次修正科斯定理爲：
無論産權初始如何設置，市場經濟總是通過最低交易成本，最優化安排産權。或者也可以描述爲：當産權界定清晰時，市場經濟，交易效率最優。
——科斯-張五常-旭•修正定理
買辦：交易成本的殺手
現在我們回到《子夜》。香港、上海的發展，離不開被污名化的中介 — — 買辦。買辦爲什麽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可以寫一部厚厚的經濟學教科書。但其實隻要按照“科斯-張五常-旭•修正”定理，承認市場經濟是最優經濟體，那麽在市場經濟中，存在的買辦就是合理的。買辦就是幫助買賣雙方更好的交易，降低交易成本。商業模式的改變，科學技術的發展，通常都反應到交易成本的降低。買辦的功能也正逐步被智能化。
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成本、服務成本、融資成本、保險成本、法務成本等等。但是，其中最不應存在的就是體制成本。市場是一種制度，企業也是一種制度，而除了市場與企業之外這世界上還有别的組織形式，如家庭、團體、國家。一切制度(包括市場)的存在，都是爲了節省交易成本，同時提高交易的效率。但一切制度本身也可能會引起交易成本的産生，好的制度一定是促進交易費用降低，交易效率提升。
2022年春夏的上海疫情，再一次從實踐中證明了這一點。對于一個常住人口2千5百萬的城市，市場一直在有序的協調供給和消費。而一旦破壞了市場自我調節，政府大包大攬的管理日常消費的供給，馬上就讓上海陷入了混亂，上海各級政府組織的交易(團購)比平常市場交易下成本大增，同時各區甚至街道分散化的團購效率極低，遠不如我們“厭惡”的那些資本大平台的交易效率。
在《子夜》中，趙伯韬的金融資本沒有支持吳荪甫的産業資本，茅盾把他歸結于金融資本的貪婪。其實，資本就是要賺錢的，無所謂對其他産業的支持。金融和産業是兩個行業，憑什麽要求一個行業爲另一個行業服務？憑什麽你要求資本必須支持産業發展？
資本進入金融就賺金融行業的錢，進入産業就賺産業的錢。如果資本不進入産業，就說明産業不賺錢！此時你限制資本進入金融，資本也不會進入産業。要想資本支持産業，先要解決産業賺錢的問題。通過看得見的手強迫資本進入産業，是本末倒置，并不能解決産業長期發展的問題。趙伯韬設局意圖吞并吳荪甫的産業，其實說明，《子夜》時期的上海，産業是可以賺大錢的。
旭，2022年4月23日
參考資料：
The 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 11 (PDF). Z/Yen. [2012–03–19]. （原始内容 (PDF)存檔于2012–03–19） （英語）.
Coase, R. H.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60
旭：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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