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王安石傳》聖君賢相的殘酷現實
人法人，則無法。
—— 旭
自古英豪出少年
王安石( 1021年12月19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臨川鹽阜嶺(今江西省撫州市臨川縣)人。王安石少年即享有盛名，“自古英雄出少年，此時少壯自負恃[shì]。”。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
——宋史·王安石傳
王安石家族更是名動天下，不僅“祖孫四代八進士”，而且王安石這一輩，就是“兄弟七人五進士”，同時“兄弟兩宰相”。其三弟王安禮( 1034年-1095年)，也曾官拜尚書右丞，遷左丞(副相)，參與執政議事。這種情況，遍查整個中國科舉史、中國古代政治史，都是極其罕見的。所謂英雄門第更英雄。
王安石同時代，也正是大宋人傑地靈，英豪輩出之時。當世留名天下的名家：韓琦、曾鞏、歐陽修、司馬光、蘇軾、蘇洵、蘇轍、黃庭堅、范成大、范仲淹、周邦彥、晏殊、柳永、秦觀、李清照、張載、周敦頤、沈括、錢乙、王唯 等等。唐宋八大家中歐陽修、王安石、蘇軾、蘇轍、曾鞏、蘇洵六人，就曾經同朝為官。如果說天下文才十鬥，那麼大宋當時敢稱百鬥。
文勝天下，必定富足。正所謂仁宗、英宗播種，神宗收割。神宗時期國庫鑄幣一年有500萬貫，是唐朝開元盛世的20倍之多。有經濟史專家推算，這位皇帝在位期間，宋朝貢獻了當時全球GDP的25%到30%。美國《時代》雜誌在2015年，評比過人類歷史上最富有的十個人，宋神宗第三。大宋之富有，真讓人恨不生在我大宋。
時代雜誌人類歷史上最富有的十個人排名：
馬里帝國 [馬里帝國(Mali Empire)，又名曼丁帝國(Manding Empire)或曼迪聯邦(Manden Kurufa)，是西非中世紀時的一個強大伊斯蘭教帝國，北部非洲以南的廣闊內陸中歷史最悠久的國家，古代最重要的伊斯蘭文化與財富中心之一。曼薩·穆薩(Mansa Musa)，14世紀馬里帝國君主，在位時間大約為1312年至1337年，他統治的馬里帝國處在國力的巔峰時期，黃金產量位居世界第一。他的財富無法估量。]
羅馬凱撒大帝 [蓋烏斯·尤利烏斯·愷撒(拉丁語：Gaius Iulius Caesar；前100年7月12日-前44年3月15日），或譯儒略·愷撒，羅馬共和國末期的軍事統帥、政治家，是羅馬共和國體制轉向羅馬帝國的關鍵人物，史稱愷撒大帝或羅馬共和國的獨裁者。凱撒的財富折合到現在為4.6萬億美元]
中国宋朝宋神宗赵顼 [ 顼：xū，1048年5月25日-1085年4月1日，本名赵仲鍼，宋英宗的长子，北宋第六代皇帝，1067年1月25日-1085年4月1日在位。]
印度莫臥兒帝國第三代皇帝阿克巴[ 1542年10月15日-1605年10月27日，全名為杰拉爾-丁·穆罕默德·阿克巴，是莫臥兒帝國的第三位皇帝(1556年-1605年在位)，被認為是帝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皇帝。其統治最為人稱道之處在於他對待國內所有信仰之極度平等自由包容，在其治下帝國的文化和藝術發展水平亦因此達到了印度歷史上的巔峰。]
蘇聯領導人斯大林[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俄語：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羅馬化：Iosif Vissarionovich Stalin，1878年12月21日-1953年3月5日)，本名約瑟夫·維薩里奧尼斯·澤·朱加什維利(格魯吉亞語：იოსებ ბესარიონის ძე ჯუღაშვილი，轉寫：Ioseb Besarionis dze Jughashvili)，簡稱約瑟夫·斯大林、斯大林，格魯吉亞人，蘇聯第三任(實際第二任)最高領導人。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一直執掌蘇聯，執政近三十年(1924－1953年)。]
美國“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基[英語：Andrew Carnegie，1835年11月25日-1919年8月11日，美國慈善家、企業家。20世紀初的世界鋼鐵大王。他的財富折合到現在為3,720億美元]
美國超級資本家洛克菲勒[約翰·戴維森·洛克菲勒(英語：John Davison Rockefeller，1839年7月8日-1937年5月23日)，美國實業家，慈善家，因革新了石油工業和塑造了慈善事業現代化結構而聞名。1870年創立標準石油，在全盛期壟斷了全美90%的石油市場，成為歷史上的第一位億萬富豪與全球首富。1914年巔峰時，其財富總值9億美元達到美國GDP的2.4%(美國GDP365億美元)，折合到現在為3,410億美元以上，普遍被視為西方世界史上首富。]
英國威廉二世[英語：William II；1056年-1100年8月2日)，綽號“威廉·魯弗斯”(“魯弗斯”即拉丁語“紅色”之意，可能是指其表現魯莽，更可能是指其頭髮為紅色)。他是征服者威廉的三子，自1087年成為英格蘭國王直到1100年。他在一次打獵時，被一箭穿心而射殺。但事情的真實情況至今不得而知。威廉二世去世時個人財富為1.1萬英鎊，占到當時全英國國民淨收入的約7%。相當於現在的813.3億英鎊(1626.6億美元)。]
美國企業家比爾·蓋茨[威廉·亨利·蓋茨三世，KBE(英語：William Henry Gates III，1955年10月28日)，暱稱比爾·蓋茨(Bill Gates)。他與保羅·艾倫一起創建微軟公司，曾任微軟董事長、CEO和首席軟件設計師，並持有公司超過8%的普通股，也是公司最大的個人股東。2014年資產812億美元，2020年資產達1,110億美元。]
蒙古帝國可汗成吉思汗[蒙古語：ᠴᠢᠩᠭᠢᠰ
ᠬᠠᠭᠠᠨ，鮑培轉寫：Činggis qaγan，西里爾字母：Чингис хаан，1162年5月31日-1227年8月25日，即元太祖，又稱成吉思皇帝、成吉思可汗。成吉思汗奠定後世“西征”的政策的基礎，其開創的蒙古帝國稱霸歐亞，為歐洲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成吉思汗是蒙古帝國首任大汗，為元朝建立者元世祖忽必烈的祖父。1206年春天- 1227年8月25日在位22年。1206年他登基時被諸王和群臣上蒙語尊號成吉思合罕。成吉思汗率領蒙古軍隊征戰歐亞各國以屠城和劫掠而聞名，並被許多人視為種族滅絕的統治者。]
阿諾德·湯因比(英語：Arnold Toynbee，也翻譯為湯恩比，1852年8月28日-1883年3月9日)，也稱老湯恩比，英國經濟史學家。他是第一位將英國在18世紀因為工業技術改革，以致生產力大幅度提升的時期命名為“工業革命”的人。
阿諾德·約瑟夫·湯恩比，CH (英語：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是老湯恩比的侄子。湯恩比著述頗豐，其中以他十二鉅冊的《歷史研究》為最輝煌。其評史一反國家至上的觀念，主張文明才是歷史的單位。他曾說過，“如果讓我選擇，我願意活在中國的宋朝”。
熙寧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對，帝問為治所先，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爾”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
——宋史·王安石傳
變法亡北宋
宋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不實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宋太祖趙匡胤( 927年3月21日-976年11月14日，宋朝開國皇帝)號召人們“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
帝曰：“人生駒過隙爾，不如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君臣之間無所猜嫌，不亦善乎。”
——宋史·石守信傳
宋太宗趙炅[jiǒng]( 939年11月20日-997年5月8日，北宋第二位皇帝)也曾下詔令，讓大臣們學習理財求富之道。到了宋神宗，則下達過，“政事之先，理財為急”（宋史·食貨志）的詔令，並專門頒布了“言財利可採錄施行者甄賞”（宋大詔令集）。
以上述標準衡量，截至仁宗朝的北宋政治，已接近於理想狀態，取得了皇帝制度下王朝政治的“最好成績”：
第一，國家製度設計精良，近乎完美地實現了分權制衡，基本消除了強藩、宦官、權臣、外戚等因素對國家統一和皇權穩定的干擾，做到了“百年無內亂”；
第二，政策制定顧及社會的承受能力，在國家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尋求平衡，避免過度擾民，所謂“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
第三，批評糾錯機制實施有效，這套機制包括複雜精密的輿論、監察、信息溝通制度，以及包容批評的思想基礎和政治風氣 — — “最好成績”的政治不等於沒有問題，而是有問題能夠被及時指出，並加以糾正。
——趙冬梅，《大宋之變，1063–1086》
而這一切，都被想做堯、舜之君的神宗，和想做曠古賢相的王安石，共同變法，破壞殆盡。王安石變法在宋朝即有定論，也因此王安石傳是列入奸臣傳。宋以後的各朝代，公論都差不多，都是以變法為禍國殃民，引為前車之鑑。只是到了當代，列寧稱贊王安石是中國11世紀的改革家後，才開始把王安石變法拔高為古代中國的富國強兵的千年之變。
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 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
——羅大經[南宋]，鶴林玉露
即使有了列寧的尚方寶劍，也無法掩蓋變法嚴重破壞了仁宗留下的盛世之現實。於是當代文人從梁啟超開始，從變法的實行上為王安石開脫。所謂變法初衷是好的，只是操之過急，任用小人，結果才變壞的。
國家任何法令，不能以初衷為判斷，而要以結果為準繩 — — 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個法令初衷雖好，但是實施壞了，至少說明製定者的政治水平低下。而任用奸佞，不計後果，強行推行，更是因果倒置，破壞了國家法度。
我們先來看看青苗法：
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為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
——宋史·列傳·卷八十六
災年時，一些農民生活陷入困頓，需要民間借貸度日，等到糧食收割後歸還。王安石成立管辦機構，禁止民間借貸，要求由官辦機構給這些農戶借貸，利率20%。本金其實是國庫裡的舊糧，這樣既可以解決農民吃飯問題又能為國家增收。但變法本質是為了國家增加收入，一旦有了這個財源，王安石就以此訂立官員績效，作為考核指標。這樣豐收年份，農民不需要藉貸，官方為了績效也要強迫農民借貸。由於糧食有損耗，因此利率就必須高於交給中央的20%。禁止了民間借貸，又可以調整利率，於是壟斷下的官府借貸利率扶搖直上，實際利率在一倍，多的達到三至五倍以上。
除了提高利率之外，官員為了政績和尋租還“抑配” — — 就是強行攤派，下指標，強迫借錢。由於貧窮者不一定可以保證還款，於是新法規定“五戶以上為一保”，在執行過程中，官府強令富戶為貧戶提供擔保。收錢時若貧戶無力償還就向富戶索取，將貸款的風險轉嫁給富戶。這樣，青苗法不僅是掠奪貧窮農民，而且還迅速讓中產階級返貧。
再有保馬法，要求民間必須從政府“貸馬”(政府把從西北收購來的馬貸給養馬人飼養)。養的馬肥瘦病亡由官府界定，有了損失還要求養馬人賠償。
而保甲法，五戶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每年農閒時集合保丁，進行軍訓。軍訓是否合格由保正說了算。如果農民不行賄，則保正“只說武藝不熟，拘之不放，以致農時俱廢，往往凍餒而死。” (馮夢龍，警世通言·拗相公飲恨半山堂)。
變法規章即無理，變法之行又近乎胡鬧，可謂亙古未有。
新法是由朝廷制定的國家政策，政策要實現，必須作用於社會。因此，要評價新法，必須看它在當時的實施效果，包括對朝廷和對社會兩方面的效果。總體而言，新法具有強大的斂財功能，與民爭利，“富國強兵”。
——趙冬梅，《大宋之變，1063–1086》
宋神宗赵顼(1048年5月25日-1085年4月1日)，本名赵仲鍼，宋英宗的长子，北宋第六代皇帝，1067年1月25日-1085年4月1日在位。在位仅十八年的神宗能够位列全人类最富第三名，俱得变法之利啊。
列寧的稱讚，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王安石變法的本質
列寧( 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1870年4月22日-1924年1月21日)主張蘇俄革命勝利後要把全俄的所有土地都收歸國有。而他的政治導師普列漢諾夫( 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Плеханов, 1856年12月11日-1918年5月30日)說你不能這麼幹，土地是俄羅斯農民的命根子，一收歸國有大家就都不正經種田了。俄羅斯的經濟會垮，民眾會陷入飢荒當中。為此，普列漢諾夫在《社會民主黨人日誌》第五期中警告俄國不要重蹈王安石的覆轍，並力圖證明，農民的土地國有思想，按其根源來說是反動的。是企圖在俄國恢復那種“土地和農民都是國家的財產” 的舊制度，而“這種制度無非是一切東方大專制國家所依託的經濟制度的莫斯科版”。
普列漢諾夫從法國雅克·埃利澤·雷克呂斯( Jacques Élisée Reclus，1830年3月15日-1905年7月4日)的地理學著作中摘引王安石的材料說：“1069年，當時的中國皇帝宋神宗的朋友和顧問王安石頒布了一道廢除私有製的命令……。”
為了反駁普列漢諾夫，列寧在1906年發表了《修改工人政黨的土地綱領》，在該文中的一個註釋有：
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實行土地國有未成。
——《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2卷第226頁
而這條註釋來源於伊凡·伊里奇·扎哈羅夫( ИванИльичЗахаров,1816年-1885年)寫過的《滿俄大辭典》一書。被稱為俄羅斯漢學家的紮哈羅夫搞不清中國人的姓名，顯然把王莽的功勞安在了王安石頭上。因為王莽要恢復井田制，可以看作一種半公有製的製度。扎哈羅夫還解釋說井田制就是土地國有化。
中國當代文人的無恥就是各盡所能(去斷章取義)，(然後)按需所取。很多引文都是閹割版本。包括這個列寧稱頌王安石的版本。雖然“實行土地國有未成”不實，但是王安石變法的初衷與民奪利，國家控制，計劃理財就是變法的本質。而這，恰恰是列寧所讚譽的。
國有、官辦、計劃，這都是多麼誘人的詞藻。
人法人，則無法
王安石變法之害，還遠不止變法本身。變法的過程和理論，在政治文化方面，直接導致了北宋政治的逆轉。
神宗朝的專制，按照時序，首先表現為“皇帝支持下的宰相的專制”，然後表現為“皇帝的專制”，宰相淪為高級秘書，南宋政治中特別突出的“權相”現象，即濫觴於此。這兩種專制在本質上都是皇權的專制。正如劉子健先生觀察到的，“從北宋末到南宋，原本分享的權力逐漸被皇帝和權相集中起來，官僚參議朝政的空間近乎於無，沮喪越來越普遍地成為士大夫的典型心態”。
…
北宋政治走向了皇帝和宰相的專制，士大夫參政空間被極度壓縮，批評糾錯機制失效，腐敗橫行，朝廷國家因而喪失了因應內外打擊的能力。國破家亡的慘劇雖然發生在徽宗-蔡京治下，根子卻在王安石與神宗。
——趙冬梅，《大宋之變，1063–1086》
我們知道，法制，法律制度(Legal system)是所有法律原則和規則的總稱，是法律的製度、體系。本質上是政府統治的製度化的規則。
法治(rule by law)即依法而治，是與人治相反的國家治理方法，是通過法律制度來進行社會的統治，是政府統治的手段和方法 — — “依法而治”
而立法的依據，可以是人，或者來源於上位法。前者是人法人 — — 可以由人來製法，當然就可以隨時變法、廢法。
而強調人制定的成文法來源於上位法，也就是立法之法 — — rule of law，立法之法不是人可以隨意修改的。政府和人民都要接受，立法之法不可輕變，那麼專制者就不能隨意變法和廢法。
rule of law — — 中文沒有對應的詞組，因為中文語境中也沒有對應的思想來源。可以勉強對應“道法自然”，或者“法法自然”，“法法天道”。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道德經
有人把rule of law翻譯為法治，是完全錯誤的，因為法治根本沒有包含以上位法或者自然法立法的含義，即沒有of law的概念。
法生於義，義生於眾適，眾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
——淮南子·主術訓
人類歷史上，上位法的來源有三個
上帝之法：核心是人與上帝的立約
自生自發秩序：Spontaneous Order, 其個體所遵循的規則指向產生秩序的規則。產生秩序的規則就是自生自發秩序
祖宗之法：來自於歷代對政治治理的經驗性總結
1875年(同治十三年)，李鴻章( 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在籌議海防的奏摺中，提了兩句被議論了一百多年的話 — — “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局”和“三千年未遇之大強敵”。
這裡的“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局”是指中國歷史三千年之前的商、週之變。商朝目前是有考古證明的華夏第一個朝代，依舊保留了原始祭神的風俗，祭祀當中會大量用到活人做祭品。而周朝開始，從祭神演變到祭祖。所謂“祭” ,其實包含了“問”。遇事不決，從問神，到問祖，是華夏文明的一大進步。當周邊蠻夷還在將不能生產的老人送到深山老林去“安樂死”時，華夏已經進入農業文明，不僅可以贍養老人，也通過老人的時代經驗積累，指導生產。這也是三千年來，中華吸引周邊蠻夷之邦的文明之本。
人類社會是“經驗”的，不是“被設計”的。而經驗是人類社會演化知識的沉澱。對祖宗之法的解釋，在當代“士” 的手中，知識分子的“士”，通過對祖宗之法的解釋權，事實上形成了對皇權的製約。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
——宋史·王安石傳
王安石的“三不足”，完全破壞了宋朝的法治基礎。立法之法的祖宗之法被破壞， “士” 的釋法依據就被推翻。法制就可以為所欲為的“變”。因此，“三不足”為害甚遠，於今尤烈。
歷史從來都無情。王莽、王安石、汪精衛，如果不幸早死，那麼於己、於國，實在是大幸。
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鑽龜與祝蓍。
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
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复誰知？
——白居易，放言
半山絕句當早餐
船中活計只詩編，讀了唐詩讀半山；
不是老夫朝不食，半山絕句當早餐。
——[宋]楊萬里，讀詩·船中活計只詩編
王安石是政治上的小人，任用奸佞，打擊異己，甚至不擇手段。但是私德甚佳，且才華橫溢，詩文名滿天下。其詩詞，世稱“王荊公體”，現存1,808首。有《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臨川先生文集》傳世。除了文學造詣，王安石對傳統經學也有研究，創立了在當時具有卓越影響力的學派 — — 荊公新學
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
朱門歌舞爭新態，綠綺塵埃拂舊弦。常恨聞名不相識，相逢罇酒曷留連？
——歐陽修,贈王介甫
最能表現王安石性格的詩應該是《登飛來峰》
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昇。
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王安石，登飛來峰
我個人特別喜歡的詩《北陂杏花》也特別能代表王安石的孤決。
一陂春水繞花身，花影妖嬈各占春。
縱被春風吹作雪，絕勝南陌碾成塵。
——王安石，北陂杏花
王安石的詞不多，但也很有特色，好議論說教，用典多，對後世也很有影響。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似練，翠峰如簇。歸帆去棹殘陽里，背西風、酒旗斜矗。彩舟雲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
念往昔、繁華競逐。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謾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芳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
——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懷古
據說蘇東坡見《桂枝香·金陵懷古》，不覺嘆息曰：”此老乃野狐精也。”
王安石隨性而適，而又灑脫不拘小節，留下很多逸事。
余嘗觀其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
——黃庭堅，跋王荊公禪簡
韓琦( 1008年-1075年)，字稚圭，自號贛叟。相州安陽(今屬河南)人，北宋大臣。他的曾孫韓侂[tuō]冑[zhòu] ( 1152年11月6日-1207年11月24日)迫使宋光宗禪位於宋寧宗，任內追封岳飛為鄂王，追奪秦檜官爵。曾親任南宋北伐的統帥。
韩琦和范仲淹两人镇守边疆时名重一时，时边区民有歌唱：“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嘉祐三年(1058年)，出任宰相。英宗即位后，封为魏国公。神宗赵顼即位以后，出判相州。
昔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如何？”
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
神宗不聽，遂相安石。
嗚呼，此雖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宋史·王安石傳
韓琦有識人之才，神宗無用人之明。假使當初神宗信韓琦之說，王安石一生光耀照世，豈有罵名。可惜神宗一心想當聖君，王安石相當賢相，都想建功立業確智有不足、力有不逮，二人一拍即合，結果徒使人哀嘆。有人不能從中吸取教訓，圖自己聖君之名，總是折騰。結果就是“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杜牧《阿房宮賦》)
旭，2022年4月25日
旭：觀念與神話
旭：觀念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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