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不太懂這類說法，故也不太能夠全盤接受這說法，以父權來說，女子纏足時是因父權體下，男人對女人的一種束縛，是以男人為中心的發展，放足後，依然是以男人為本源，以往因婚姻上成為一種條件，到受到鄙視的對待，實實在在呈現了男人對於女人的中心改變，而非是男人為女人解放，以殖民角度來說，台灣總督府為了經濟勞動力的發展，推行了強制解纏放足法規，也不全然是為女性的解放而解放，我個人認為，不管在纏足還是放足後的這三種體制下，應該早在父權、私有制的形成，以及我們所說的殖民者角度下，女性就已成為「資本家──殖民者──父權」體制下而受其影響，並非是一朝一夕結成，更非是放足後方才形成的。纏足時代，也就是父權對女性偵結的最大束縛時代，纏足對男性而言，是種性誘惑，一種慾念，既神秘又是男人私產的一部分，對於西方人來說，纏足文化視為汙名、野蠻、落後的行為。
還有一點很有趣，日本、韓國和越南在古代都深受其中國儒家思想的文化影響，都是東亞文化圈的一環，為何這日本、韓國、越南這三國為何未傳入中國的纏足文化，而只有台灣有呢?
我個人認為，日本、韓國本身都已存在自身好幾百年的文明文化和民族的內涵，再者，對於中國的話並非是全盤吸收，它仍然保有自身文化，甚至是吸收了中國文化之後，再轉而之變成自有的文化。而當時也並不像台灣一樣，有大量的漢人移入，相較於台灣，在1683年納入清國版圖，從一開始的渡台禁令到開放，陸陸續續不管事偷渡還是移民，都有大量漢人遷入台灣，隨之，中國固有文化自然而然就引入台灣，再加上台民自古性情溫馴，鮮少自己當道，對於大量漢文化來襲，自然全盤吸收。順帶一提，韓國在19世紀末對外開放，傳教士建立現代學校，有些是為婦女而開放辦教育，婦女自然就受其啟蒙思想。
越南有長達千年時間受中國統治，受中國文化影響至深，但是越南也是以農立國，婦女主要是勞動人口，所處的環境自然不適合纏足。
台灣總督府在公學校的國語教科書本上，把纏足和不健康劃為等號，一個健康的女性就應該要運動，纏足不適合運動，不運動就會不健康，間接鼓勵婦女解纏足。
三寸金蓮對女性有多大影響?從清代由漢人傳入的纏足習俗，使人們對「金蓮」的嚮往、女性美的美感、男子娶妻條件、女性貞操的維護。三寸金蓮受到廣大人們的讚美，為之傾倒，讓女子更甚為女子，同時也是漢文化的獨特性。不僅禁錮了女性身體上的自主性，同時也傷害了女性心理，造成創傷。作為三大陋習之一，我們有必要認識這種病態美。
前言有提到金蓮對於女子在審美觀上的看法，在禮教方面，重於男女有別，所以三寸金蓮就代表了女性和男性的區別
以小腳當作娶妻條件來說，<<采菲錄>>(姚靈犀編)一文便可以看出來：「錦帕蒙頭拜天地，難得新婦判媸妍，忽看小腳裙邊露，夫婿全家喜欲顛。」[1]，由此可見，當時小腳對於一個男子來說是一個條件，也是一種私產，更是一種榮耀，還有一則故事也告訴我們，一位男子娶妻，發現新娘下轎時「蓮足碩肥」，觀眾們都哈哈大笑，兒子的父親目睹，差一點昏過去。
我們前面也提到，古代文人對於三寸金蓮總是有一番讚美和美稱，例如「蓮辮」、「雙鳶」、「新月」等等…...這種推波助瀾，文人也扮演一種「共犯」角色，他們總是讚美、誇大、想像，有數不盡的歌頌其女子小腳，希望能夠「徐步」、「似逝為行」，希望能夠魂消蝕骨，引誘男子。就如同<<金瓶梅>>中的潘金蓮，把三寸金蓮一露出來，勾引著逐在門前的這伙人。
纏足對婦女影響至深，尤其是步履難艱，在日治時代，一次的颱風災害中，女子死傷人數高出男子，而死去的婦女大都都是因纏足行動不便的女子。而婦女纏足時，多半是忍著痛苦，層層剝皮，夜夜哭泣。
我們再回到台灣婦女纏足的問題，日治時代放足運動分為兩個階段，民間發起的放足運動，以及台灣總督府強制的禁令法治，民間放足為仕紳黃玉階發起的「台北天然足會」為主，台灣總督府則把解纏放足放置於保甲規令中。
我們常認為台灣總督府之所以會解放纏足，是因為婦女勞動經濟效益問題，但是有學者提出不一樣看法，政治大學台灣史學研究張安琪認為當時婦女纏足的多在60歲以上，「因此纏足婦女原本就不符合對勞動素質的需求」，部分纏足婦女也大都從事不需要大量勞力的家庭手工業，由此可見纏足婦女根本不符合經濟效益，張安琪更提出「要之，纏足習慣一則並未嚴重擴散到新世代年齡層的國民素質之養成，二則在經濟效益上仍有生產貢獻。」
個人認為，總督府希望能夠解放纏足陋習，是因為把纏足當作是一種落後、未開化之文明表現，總督府領至台灣，就是希望能夠把台灣的陋習轉變為日本國民應有的文明文化之表現，這是對於解放婦女的勞動經濟來說也好，還是說對於帝國殖民的威信也罷，在日本統治時期，台灣除了要保有該有的舊慣文化，對於汙名化的習俗，是應該要除去的。
總觀來說，纏足對於婦女的生活上、經濟上、文化上甚至心理上，都造成不可抹滅的創傷，以往，不纏足的女性是嫁不出去的，甚至對於男子來說不纏足是一種眼中釘，但是在日治時期解放纏足之後，纏足的女性轉而變成是一種肉中刺。不管如何，女性在纏足的歷史上，是一種以男子為觀點、審美判決，所以我認為女性在解纏運動中上並沒有被真正「解放」出來。
[1] <<采菲錄>>，姚靈犀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