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活了大半輩子，已然熟悉生活周遭的一切，以致能夠知道死亡就在筆直的前方等待著你，你會繼續前進，還是轉彎繞道，試圖將路途走得更久、更遠？
代表玻利維亞角逐𝟐𝟎𝟐𝟑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的《高原上的家屋》（Utama），是導演亞歷杭德羅洛艾薩格里希（𝑨𝒍𝒆𝒋𝒂𝒏𝒅𝒓𝒐 𝑳𝒐𝒂𝒚𝒛𝒂 𝑮𝒓𝒊𝒔𝒊）在拍攝電視紀錄片劇集時走遍玻利維亞，旅途看到安地斯山區居民所面臨的現況，受到啟發決意拍攝。電影的第一個鏡頭是在風聲當中，主角比希尼歐（荷西卡爾奇納 𝑱𝒐𝒔é 𝑪𝒂𝒍𝒄𝒊𝒏𝒂飾）向落日前進，那就是他人生的寫照：走，一如他說的「我要走路才能活下去」，每天未亮便在高原上牧著駱馬；妻子席莎（路易莎奎斯佩 𝑳𝒖𝒊𝒔𝒂 𝑸𝒖𝒊𝒔𝒑𝒆飾，兩位素人演員在現實生活中亦是結縭近五十年的伴侶）則是遠道去村裡打水，在田裡工作，用最原始的作物，準備一日餐食。身為原住民「克丘亞人」的他們雖然生活簡樸，卻也能安然度日──如果沒有沉重的呼吸聲，和不知何時會湧上的劇咳與疼痛；如果不是將近一年的旱象，使大地乾涸；如果不是漫天的風沙，愈來愈少的作物，限縮著他們的生活空間……
「有些地方是神聖的，你不懂嗎？」
「當神鷲知道自己即將死去，覺得再也不能飛時，就會到最高的地方，收起翅膀墜落而死。」
由此可知，爺爺的生活是循著大自然的規則進行，他寧可走到最後一刻倒下死去，也不願到城裡向兒孫乞食，或為了吊一口氣忍受「醫療」的折磨，那對他來說雖生猶死。當他相信孫子是真心來幫忙之後，態度才稍有好轉，過程中還和留在當地的同伴上山獻祭駱馬祈雨，然而氣候變遷使乾旱持續，不僅井底打不出水，爺爺的體力也漸難應付艱苦的勞動。即使如此，比希尼歐仍堅持隱瞞妻子病況，拒絕孫子的提議──直到他咳到無法走路，倒地不起。
比希尼歐是固執的，他未曾了解兒子離去的真正理由，只覺得他懶惰又害怕，吃不了苦；他也沒有試圖理解孫子是因為孩子即將出生，希望能接他們回去住的心意──或許那也是因為，無論是兒子或孫子，都沒有試圖理解他必須持續行走的這片高原，是他用雙手生活，以畢生熟悉的歸處；或者辨讀跡象、感應自然的過程，是他確認一己生命「存在」且具有價值的信念。如果遷移必須同時捨棄歸處與信念，那與將病鳥剪去翅膀關進籠裡又有何異？
畢竟是血緣之親，為了爺爺的身體，孫子也不輕易放棄──儘管一度被爺爺的冥頑不靈氣走，卻沒有真正離開，而是帶了醫生來給爺爺看病，證實了爺爺病勢沉重──乍看之下「非得離開」的理由，在爺爺眼中祇是「毋須離開」的確認。在他一顆一顆把止痛藥剝出來扔掉，轉頭與神鷲對視一如與死神照面的片刻，僅是從預兆再次證明他大限將至。因此他把自己所有的、能在城市裡兌換的財產，和頭上戴的帽子，交給了孫子，叫他離開；孫子則終於接受爺爺的決定，把散失的駱馬找了回來──頑石不靈，只因與信念相違，否則石亦有情。不久，爺爺在夢裡安然逝世。
除了世代衝突，導演亦藉由比希尼歐和席莎與村人的閒談，淡淡帶出政府未能致力於開發水源、解決乾旱，以及試圖改善偏鄉醫療資源不足的城鄉差距，致使村民一一搬離，只留下不願（放棄土地以致失聲）或難以改變生活方式的老人咬牙苦撐。比希尼歐的堅持是無意義的嗎？那是他選擇的生活方式，是他生命價值的堅持，而他幸運的是，席莎始終都是他最親密、彼此理解的伴侶：他忍受病痛的折磨，隱瞞狀況，不願讓她擔心；在外總是挺直著背走路，卻會在妻子身邊屈身將頭枕在她的膝上，像孩子一樣安睡；他會在放牧時尋找喜歡的石頭，像贈送花束般贈予妻子，每顆形狀不同的硬石，代表了他眼中的美、以及堅定不移的愛。當孫子勸爺爺搬到城裡時，總會要他為奶奶著想，比希尼歐則答：「你阿嬤是我的事。」「她得跟我走，去湖邊，越過靈魂之路，然後死去。」他確實沒有問過妻子的意願，誠然是他一貫如頑石的表現，但我認為，這正是他們對彼此的深刻理解與信任，是生命的共同體。在比西尼歐離世之後，鏡頭轉向桌上那成堆的石頭；在葬禮當中，席莎在花朵的中間放了一塊石頭；以及孫子在葬體後要回到自己新建的家庭，獨留奶奶牧著爺爺留下的駱馬，向著落日前進，而遠方有雷聲隆隆，預告大雨將至──
夫妻之間的互動，電影比劇照，生活比電影更親密。
與首尾呼應的畫面，既是生死的循環，亦是一種價值的延續，一如爺爺曾告訴孫子：「死亡是為了新生而存在。」這樣順應自然法則的信念，不因歲月摧殘、環境苛刻而扭曲，並非被動的忍耐與固執，而是主動的、對自我生命實踐的堅持，一如比希尼歐與席莎之間的感情──最珍貴的不是不變，而是儘管變化始終存在，待他們亦不留情，卻始終能同心同行，至死無悔。
「駱馬」是本片最可愛的專業演員，耳上都綁著色彩鮮艷的耳飾，專精南美洲原住民文化研究的慈濟大學英美系副教授石雅如表示，此為克丘亞人的習俗，除了讓飼主分辨駱馬所屬的隊伍，當地也有舉辦動物花飾節的傳統，會在駱馬和羊駝身上裝飾花形絨球或毛線流蘇，以為期多日的樂舞節慶向神祇祈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