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參加了華語音樂影像誌聯展，看了大陸導演周洪波的紀錄片《空白祭》，內容是透過當時在美國念音樂博士的博士生張奕明的緣分，追尋了音樂家汪立三的故事。是部非常感人的作品，也極發人深思。
影片拍攝的時間頗長，光是有播出的片段就從2012年到2017年，更不用說準備的時間必定更長。
先撇開主角汪立三不提，我看到導演鏡頭下的中國大陸，能感覺到2012年與2017年的大陸有些差異，或許套入我自己的的記憶，畢竟導演拍攝的地方也都不一樣，怎麼能看得出實際差異？但我就是感覺這十年在大陸的時間過得很快，我從城市的樣貌、馬路乾淨程度，人們的穿著與他們關心的事情，覺得他們的改變非常的快速。我2012年也去過杭州、上海，記得在杭州有一家百貨，整棟都被zara母公司買下，台北2011才有第一家zara，所以當時當然不會放過整棟都是zara相關品牌的百貨，特別跑去逛了，整棟都沒什麼人，結帳時，店員問了我從哪裡來，大概覺得我講話怪怪的，她說你的口音真好聽，還一臉羨慕的表情，雖然不排除她是做做樣子，不過表示當時台灣還值得她們做做表面功夫。
幾年我又去了兩三次杭州與上海，除了前面感覺到的，大家好像一下先進了許多，當大家聽到口音怪怪時指示眼睛飄一下不是很在乎的樣子，一下就見了很多世面的感覺。
紀錄片拍攝時，汪立三先生雖然在世，但患了失智症，已無法表達任何事情了，因此敘述者的重擔都在鋼琴家、博士生的張奕明身上。
張奕明在美國時常被要求彈些中國歌曲，因此他開始研究起中國作曲家，而汪立三的作品讓他特別有感觸，他認為汪作品之深度與廣度完全不遜於古典音樂大師如莫札特、貝多芬...也開啟了一條研究汪立三人生與作品的路。
簡單說來，汪立三就讀中央音樂學院華東分院（上海音樂學院的前身）又很熱衷學生運動，我們現在說「學生運動」，好像會有一點反政府的色彩，但他那時候的學生運動完全是響應黨的方針進行學校內部的自肅活動...等等，他跟同學（同事？）劉施任、蔣祖馨在《人民音樂》雜誌上發表一篇〈論對星海同志一些交響樂作品的評價問題〉的學術文章，批評了冼星海的作品，比如他想寫一首政治經濟學的交響曲...這樣豈不是破壞了音樂應該有的本質，怎麼能拿這樣的人當成青年學子的榜樣，這樣是有害中國音樂發展的...等等。
我倒蠻想聽聽「政治經濟學交響曲」會長成什麼樣子。
不過這篇學術文章使汪立三被劃為右派，還遣送到北大荒去「服務」。片中張奕明也疑惑「既然是學術文章，為何會政治化呢？」
學術為政治服務，藝術為政治服務，都是學者、藝術家避之唯恐不及的情況，不過大部分的學者與藝術家都還是要為政府服務才有生路，我想這與政治體制無關，而每個人的命運也都不一樣。
有人問到了，汪立三的作品有幾十年的空白，並不代表他沒有作品，只是那些作品很明確是為政府服務而做，因此覺得那不值得一提吧？
看到這裡我想到，現在視為經典中的經典的許多音樂，時常不也是為了宗教服務（也有可能是為了政治服務），因此並不一定在這個前提下就沒有好音樂。
不過當我知道有哪一首歌是特別為選戰而創作的話，應該是絕對不會喜歡那首歌的，除非！那首歌好聽到讓我勝過對它先天條件的厭惡。
在紀錄片尾端，張奕明說到，他自己視為志業、深受感動的汪立三作品，在西方世界（甚至中國）就是小眾，聽眾覺得不錯，但汪的作品並不與自己的生活連結，因此沒有共鳴。
不要說張奕明這樣感嘆，我在看紀錄片中張奕明訪問他欣賞的美國作曲家與到廣播電台錄音時，從那些外國人的態度都能感覺出，雖然他們很客氣的讚美汪立三的作品不錯、張奕明的琴技優秀，但除此之外，似乎沒有其他更深刻的交流，比方說引起美國作家注意的反倒是汪立三的樂譜如何印製；在廣播電台本來預計錄四小時的汪立三音樂導聆，結果變成了馬拉松，在張奕明終於錄完去找廣播電台的長髮員工聊天時，他已經開始聽有點融合披頭四與美國鄉村音樂的歌了（也是蠻好聽），想必是耳朵已經疲乏...感覺長髮員工的關注焦點也只希望張奕明能凸顯出這些音樂是「被迫害者」的音樂。
但說真的，張奕明與紀錄片傳達的，都不著重在被迫害這件事上，連汪立三都不覺得自己的際遇是被迫害的，因為他仍滿腔熱血的想為國家服務。
「被迫害」這個詞是我們很擅長使用的，但我們高呼「我被迫害了」，接著就應該是正義的降臨、群眾的力量解救被迫害者，未免太平面化了這個詞彙。
如果高呼也沒人會聽時，那迫害就不是迫害了，那只是一種狀態，大家不喜歡你、你不受到重視，因此你只能更努力打破現狀，或被滾滾洪流吞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