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數學而言 生死沒有沒有機率;生是1 ,死是0,則我們的治療是一種期望值。 這個期望值,是人對於生命的希望,是一個百分比。我們預估病情,因為希望大家面對突然的0,不會到手足無措 而是有所預備。
至少,遇到他(A)後,我是這麼想的。
遇到A的那天,是寧靜的深夜;我從值班床上匆匆的奔至病房,預期中只是要放置尿管而已。而他,靜靜的躺在病床上,泛黃的臉和眼白,彷彿優碘擦拭的深度、鼓起的腹部、浮腫的四肢,卻有種難以言喻的安詳。典型的黃疸表徵,代表者病患已走入疾病進程的後期,而旁邊家屬努力掩飾著坐立不安的表情,不知道是不想給病人負面情緒,還是再次害怕有突發狀況打破這寧靜的深夜。
放置的過程沒有異常,畢竟八個小時沒有排出,護理師的擔心是合理的,而我天真的以為,我與他的緣分就走到這邊,便將這件事情拋向腦後。
幾天後,在血液腫瘤科的查房時間,我意外的瞥見了A的名字;然而根據他的檢查結果,他因為晚期的乙狀結腸癌,正走向嚴重的肝衰竭,最近病況急轉直下,而家屬還不願意對病人坦白他的病情。他因為肝功能的關係,食慾極差,白蛋白嚴重不足,近期連翻身的力氣都沒有了。主治醫師的手指以規律的節奏輕輕敲擊著桌面,突然看向學長:「尿管怎放回去了?上週不是正想嘗試移除嗎? 」
「他八個小時沒有尿,護理師call我放回去的。」我小聲回應。
「歐,是嘛? 唉,畢竟也剩最後一段路了。輕鬆一點總是好的,如果……」
看著眼前醫師有些憐憫又無奈的眼神,我愣了一下,但直到進了病房我才知道這段話背後的意義。
我隨著龐大的查房大隊進入病房,而遠處A的女兒早早的就在護理站外候著。他先是舔了舔嘴唇,接著看了看自己的腳,接著像下定決心似的像我們說道:「我們決定安寧,但我不想讓我爸知道他的病。」
對我而言,這句話充滿了矛盾,既尷尬又彆扭。若是要尊重病人的安寧,又要如何在病人不知道自己末期的狀況下,下定這個保守治療的決定呢? 但不知道為甚麼,這位女兒眼神中的乞求讓我心中自以為的正義瞬間軟弱。他的聲音充滿了心碎,身形搖搖欲墜;畢竟下定這種決定,任誰的痛都是極端痛苦的。
醫師先是細心地詢問了一下女兒了一下A的狀況,也詳細的解釋了目前的治療計畫。畢竟是末期病人,要走安寧緩和一定是可行的,不過還是有些治療需要完成。達成共識後,我們一同進入了A的病房。
進入病房前,我預期將會看到一個因長期臥床而痛苦地活著的老人,而也許是我的預設立場,讓我再次看到他的時候,多了一分驚訝。他和我記憶中的一樣,眼神很平靜,嘴角甚至微微上揚,除了明顯的浮腫和黃疸以外,可說是看不見重病而痛苦的痕跡。
A努力的扶著床欄顫抖著嘗試坐起,無奈卻也無力的倒在45度傾斜的床上,輕笑著看著女兒: 「不必害怕,我自己心裡有數。醫師,告訴我吧,我還剩多久時間? 」不知道為甚麼,比起這句話的開朗,我聽到的是一個老父親的逞強;有點僵硬,卻努力著維持著這扮演著一輩子的角色,成為兒女的受護者。
醫師停頓了一下,想必也聽出了一點端倪,不過他的表情絲毫沒有變化。接著慢慢地問病人道: 你,難道不害怕嗎?
A依然僵硬笑著:我害怕阿,我怕我來不及跟愛我的人、跟這個世界說再見。
不知道為甚麼,我彷彿可以看到A心繫身旁眼淚在眼眶打轉的女兒。她偷偷背過頭,默默的,不發一語的聽著。
我看著這對看似堅強的父女,生命遭逢巨變,卻稱職地為彼此扮演著適當的角色。但A看著女兒的背影,緩緩的說道: 「其實我知道很久了,儘管大家都不跟我說。我其實也很羨慕別人,為甚麼當我只想好好的吃飯、睡覺、好好地生活的時候,這些事情卻變成一種奢侈。但我想過了,即便是身體健康的人,不也沒辦法肯定明天會不會車禍,會不會活著嗎? 我想要把我剩下的時間用來好好地跟這個世界說再見…….」
他侃侃的說著,一字一句好像鐵鎚一樣,深深的敲擊著我的心。是阿,醫療不能保證生死,我們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生命的終點是甚麼時候,是甚麼樣的;正因為如此,醫療團隊在每一個狀況都會付出最大的努力,為的,不是延遲死亡,而是讓病人在不該死亡的時候有辦法繼續活著。我們與病人都要盡自己的力量,在他們在生的時候活出圓滿的1,在走向死亡的0時沒有後悔。
離開病房時,我回想起了村上春樹在挪威的森林所提及的那句話,「死不是以生的對極形式、而是以生的一部分存在著。」在這個瞬間,A的那段話更顯得真實而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