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不少臺灣人的長輩，可能曾前往南洋從軍，或是在中國戰場與日軍搏鬥。我的祖父陳以文，也有類似的經驗。他比較特別，他去的是滿州，其後更被拘留在西伯利亞。我祖父的經驗，印證了過去臺灣人的海外活動路線，遠比今日想像得還要多元。而他從西伯利亞輾轉返臺的經驗，也顯示臺灣人在不同政權交替下的無奈與悲哀。

「少年兵」是台灣人集體記憶的重要一環，但理應跟著日本國軍遍佈東亞各地的足跡，卻通常只留下日本工廠、東南亞及中國等幾條主要的路線，臺灣人踏足滿洲國的紀錄，或許因為人數稀少，長久以來往往少見於主流的歷史論述當中。以自己祖父的生命故事為主軸，作者陳力航完成了《零下六十八度：二戰後臺灣人的西伯利亞戰俘經驗》，藉由呈現其特有的戰俘經驗，也企圖告訴讀者，二戰台灣人的足跡，遠比我們想像還要遼闊。

由於是醫生世家、生活條件相對優渥，讓主角陳以文的生命故事，在照相技術還不那麼發達的過去，留下了許多珍貴的紀錄，加上作者對於史料的認真爬梳，也讓這段戰爭底下的奈米遷移史，得以具體呈現在讀者面前。

主流論述之外 少年兵遠赴西伯利亞的生命故事

為了出人頭地，選擇從軍、前往滿洲國，卻在不久後因為日本戰敗，被俄軍蓄意送往西伯利亞，成為開發酷寒地區的勞動力；儘管看似獵奇，但陳以文的生命故事，在那個混亂的年代，就如同台灣人風雨飄搖的命運。而直到三年後才得以離開酷寒之地，卻始終因為搖擺於台灣人、中國人及日本人間的身份認定，讓返鄉之路顯得更加遙遠且曲折。

「零下六十八度」是個強烈的書名，儘管採用的是偏向傳記，且多以史料為主的寫法，減少了許多戲劇張力的可能性，陳以文本身的際遇，或許就足以打破許多人建立在歷史教科書之上，對於二戰時期「少年兵」的想像。更難能可貴的，則是這些故事的發掘，其實是源自於作者第一手取自祖父的口述歷史，也在在呼應成大歷史系教授陳文松在序中所說的：「歷史，就在我們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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