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相偕出逃。女子據傳為朝鮮落難王族，姿顏清麗，遭拐賣至日本。男子出身扶桑商賈之家，對女子心懷戀慕，不忍佳人淪落，趁隙搭救。兩人逃至濱海小屋，已入窮途，屋外追兵掩至，截斷去路。值此無可奈何境地，男子欲明女子心思，礙於語言難通，便以紙筆書寫漢字相詢：「汝欲成蠻王奴婢乎？⋯⋯欲生乎，欲死乎？」女子提筆以詩明志：「槿花一日自為榮。」
這一幕出自電影《一代茶聖》。男子即是改革日本茶道的著名茶人千利休。就整部戲劇而論，千利休將茶道由張揚外露轉為含蓄自省，足堪描摹細述，編劇實在不必捏造子虛烏有的男女邂逅，作為其人美學根源。但將橋段獨立來看，又教人再三玩味。
言語不通的兩人以漢字與唐詩交流無礙，固然是編劇虛筆，卻也讓人想起中、日、韓文化的複雜牽連與矛盾心態。簡單說，中國本為文化輸出國，而日韓本為輸入國。但到了有清一代，就後兩國來說已成為「禮失求諸野」，而「野」質變為「華夏」的態勢。也就是說，在文化位階上由「邊陲」逆轉為「中心」。葛兆光先生《何為中國》一書轉引過一則韓國史料，清楚展示上述主客易位的心理：「今天下中華制度，獨存於我國。」至於日本人的想法，葛先生也寫得很明白：「既然清人衣冠已經喪失了傳統，既然自己古代衣冠源自上古正宗，那麼，當然也說明古之中華文化在日本而不在中國。」拋開僵固的民族本位思維所流露的自大與排外，對文化的流衍倒不妨樂見其成。中華文化要素在異邦風土開出了秀異繁花，值得好好欣賞，甚至反向移植。更要緊的是，我們如何從日韓的做法反過來思索自身與中華文化的關係。梁文道先生在《一千零一夜》節目有段話很發人深省。大意是，並非生長於中國，就能理所當然承接儒家遺澤，而仍需努力加以探究與鑽研。梁先生的感想是針對《論語》而發，但我們可以擴大解讀成任何族群不會因血緣而有與生俱來的文化繼承權。這份權利，是透過對文化的保存與闡揚爭取來的。
一個很值得思索的實際例子是現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的一幅中國畫作。日本對國寶的定義是「一國無儔之寶，放諸四海同具重大文化價值」。至二○二二年為止，經認定的國寶凡九百○二件，東京國立博物館就收藏了幾近十分之一，多達八十九件，其中包含南宋李姓畫師為禪僧雲谷圓照所繪，至清代又獲乾隆御題「氣吞雲夢」的〈瀟湘臥遊圖卷〉。肯認他國文化對自國文化的宏遠影響，進而授予他國創作「國寶」之名位，善加護持、展示，這就文化承衍角度而言，甚具眼界與胸襟。
不過也須注意的是，正如前述「華夷變態」可能由民族自信化為對另一民族的輕蔑，中國畫作轉變成日本國寶的過程也非僅單一面向。物品由「藝作」、「日用品」等成為「藏品」，勢必涉及所有權易主，從而註定博物館收藏不能只放在文化或知識／分類框架的層面來理解，特別是在這樣的權力關係還扣連上國與國過往及當下種種牽纏綢繆的時候。老牌博物館都難免得面對這個問題，尤其若地主國同時背負侵略他國的帝國主義歷史。從這角度將日本「國寶」〈瀟湘臥遊圖卷〉放在中日交流、交好、交惡、交戰的錯綜今昔脈絡來觀察，於文化胸襟之外，更添血淚與慨歎。
回頭談虛構的男女筆談。其實，女子還引了白居易同首詩的另一句：「何須戀世常憂死。」說來有趣，女子引用的同時也打破了原詩架構，將詩句從各自對仗的兩聯解放出來，更貼近一己心志。在這場景，她乍看喪失了話語權，只能以男性詩人的創作被動應答。但人雖無語，卻透過文化元素的挪轉，彰顯獨立不可侵的風姿。女子題詩已畢時的那抹微笑，看似柔弱，實勝剛強。
民國一百○五年八月十一日初稿，
一百一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增訂，
一百一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再修訂於嘉義鵲枝寫譯樓
初稿刊於《中華日報》副刊「鵲廬有光」專欄（2016.8.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