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影評｜《芭比》：直到芭比消失那一天

早在《芭比》之前，就有不少探討女性處境的作品，或許用力，也或許輕盈，但鮮少會像《芭比》一樣如此不和諧。它蓄意以戲謔的口吻談論嚴肅的議題，再搭配蒼白的敘事發展，強灌性別雞湯，藉此達到電影內外的荒唐呼應。以此來講，電影的離地，恰好作為貼近大眾心聲的路徑，膚淺得可愛，同時膚淺得夠味，巧妙地表現當代社會距離平權願景還有多遠。

然而，如此反直覺的操作，使得《芭比》討喜又招厭。論商業效果，雖然能夠最大化受眾，觸及那些對於性別議題相對陌生的觀影群眾，但議題的深化上，卻非常仰賴電影之外的個人咀嚼。在無法保證每個人都能契合到頻率的限制之下，不無機會產生反效果，促發另一種刻板印象複製，或是流於花俏、形式的展演，確實較為可惜。

不過，豐沃的票房成果，以及各方各界的激烈討論，已然證明電影達到原本的初衷，非但創造一股粉紅旋風，更讓觀眾因此針對現況提出挑戰與省思。總體而言，不管是支持或反對《芭比》的性別論述（或論述手法本身），皆都活絡了人們之於性別的想像跟理解。

回到電影選題本身，可以發現，無論是以生理、心理或社會性的角度切入，性別均是構組個人身分認同的一大基礎，但性別不僅是影響統計數據的一個變項，更還被鑲入日常的腳本裡，從如廁、飲食，再到情緒表達以及職業選擇，皆都涉及了性別差異。換言之，人類不可能完全「無」性，就像芭比與肯尼，作為人類形象的複製品，即使被「割除」性器官，依然具備鮮明的性別色彩，一旦暴露於現實世界，自動會在「食、衣、住、行、育、樂」上分別被歸類到所屬的陰柔或陽剛，不到幾秒就被標籤給淹沒。

這也彰顯性別標籤不只在於人們怎麼展現自我，還得考慮外在環境如何看待、建構、慾望人的展現以及不展現。遺憾的是，大多時候，所謂「他者的凝視」其實遠遠凌駕於「自我的詮釋」。也因此，性別標籤雖然是主客兩者交互作用而成的現象，卻經常是一種扭曲、擠壓到個人自由意志的社群活動。扣回電影，那面透明（空）的鏡子，正在暗示芭比梳妝打扮時，依循的不是真實自我，而是他人期待的自己──我們全是芭比的鏡子，讓她不自覺對齊社會的標準。

另外，芭比樂園的生活之所以一成不變，強調的亦是前面提到的腳本影響力。若有一個齒輪不對勁，例如死亡的念頭、醜陋的橘皮、憂鬱的眼淚，整個腳本隨即就會故障。甚者，芭比的腳因應高跟鞋而變形，更在諷刺：如果無法符合某種輪廓，就連最基本的「站立」都會失去。以此來講，日常腳本除了會影響人的一言一行，也有可能間接剝奪選擇權，導致人們必須服從單一的姿態，才好生存。

為此，就算許多人說《芭比》是一部「存在主義」式電影，因此「超越」性別，但存在本就攸關性別，反之亦然。兩者之間沒有所謂層級歸屬問題，或者說，超越性別這件事，即為非常性別的選擇。是故，雖然這次的《芭比》未曾明確出現過 LGBTQ+ 社群的身影，可是不受限於特定性別的結局安排，無論肯尼還是芭比皆能擔任要職的改革，正好切合酷兒運動的宗旨──流動，然後通往自由。

有趣的是，酷兒所代表的價值觀，剛好能對應哲學家沙特所提及的存在型態之流變。人類從過去的「本質先於存在」，亦即習慣遵循著主流規範來生活，轉變成為現今的「存在先於本質」，人類逐步開始追求自我、實踐自我，進而從過往的腳本中，解放自我，而不是任由「異化」發生，在「各式主義」的統治下，一步步掏空身心。

不管是芭比本人的感慨：「我不想成為一個被定義的概念，而是創造意義！」，又或是芭比之母的初心：「不用得到任何人的允許，沒有結局正是我創造你的目的。」，在在回扣「存在先於本質」這個主張，鼓勵人們拒絕不請自來的條規。

只不過，拒絕條規，並未讓電影走向扳倒高牆的老套路。它沒有將矛頭指向美泰兒這隻大鯨魚，而是刻意選擇聚光燈之外的小蝦米（中毒的肯尼）去製造衝突，以便點破女性的困境，時常源自於身邊的親朋好友。畢竟正因為足夠靠近，才能屢屢侵佔人的日常，隱晦且難纏，如同幽魂一般，寄生於每一面鏡子，怎麼也揮不散。

儘管如此，承前所整理，電影的主軸在於解放，因而從未打算把肯尼塑造成一個雞腸小肚的經典反派。於是，作品以舞代戰，細細剖開暴力背後的徬徨與空虛，再用看似滑稽卻無比真切的 kenough ，一舉收束兩派人馬的矛盾。

一方面，kenough 作為拒絕，講的是：「我受夠了！」，恰巧對照前段提到的主張──自我的存在，先於外在期待。二方面，kenough 更形成強而有力的擁抱，重點則在自我和解，爽朗提醒勉強太久的人們：「不想再努力也沒關係。」。

至於電影當中「有房／無房」的對比，作為象徵，清晰描繪了拒絕的權力，總是奠基於階級，並且無比仰賴物質性的資產。無論是誰，擁有自己的資產（房子、衣服），才能讓自己的權力落地。每當資產巨幅轉移，也就代表階級的轉移，亦即權力的更迭。

故此，如同性別跟生存兩者不可能分離討論，性別跟階級一樣無法輕易地擺脫彼此。膚淺的電影結論，恰恰打破階級，形成另一種包容「多元」的手法，避免作品主張跟大眾生活經驗脫鉤，非但沒有消除對立、不平等，還反過來催化更多的斷裂感受。

綜上所述，足以探見《芭比》的核心價值終究不在推翻、取代，而是拓寬。尤其在這太過狹隘的日常腳本裡，不管性別為何，往往同樣活得荒涼、迷惘。所以，我們不用急著吞噬彼此，相反地，電影期許我們組成同盟，一人一筆，慢慢擴寫生命的腳本，直到自由降臨。除此之外，《芭比》的故事發展也讓人明白，就算跟芭比或肯尼一樣，絲毫不懂女性主義，依然得以突破父權的囹圄。許多時候，相比於飽讀詩書，足夠溫柔、願意換位思考更為關鍵。懂得理論，不如懂得親身實踐。

到頭來，本次的《芭比》正以懇切的態度告訴我們：粗糙的平權，亦為重要，甚至是必要的起步。性別平權，本來就不該是專屬於知識分子的特權，更該走入日常，逐步落實於常民生活中，才有機會抵達名為平權願景的終點。

梳理至此，有關於性別的討論已經耗費大幅篇幅，但人類的偏愛，可不只發生於性別這個範疇。再次翻開日常的腳本，世界對於性別之外的差異，同樣抱有強烈的敵意，特別是精神狀態異常的人們。舉例來說：芭比樂園的正常娃娃們，無不恥笑、排擠怪芭比，僅因為那份外顯的不一致，諸如劈腿、凌亂的妝髮、不夠蓬鬆的穿著。殊不知，他人口中的不合群其實是傷痕，底下藏了一個小女孩的挫折，卻從未得到安慰，而這也讓人不禁思考，精巧的芭比，是否又能視為「人類心靈空間」的延伸呢？

聚焦於芭比的功能，參照前面有關於性別的討論，芭比作為玩具，富含商業價值之外，亦被社會當成規訓的手段，協助孩子們提早預演社會角色與其任務；但就心理治療的觀點來看，玩具更被視為一種容器，其所承載的內容物，除了希望、憧憬還有那些無以名狀的情緒。女童時期的芭比，因應遊戲主題，好比說裝扮、實現想像、照顧，往往會跟正向情緒保持連結。可是，步入青春期之後，原本的童年美夢，因應理想跟現實的差距，狠狠被戳破，急速擴張的身心風暴，促使少女開始厭惡「完美無暇」的芭比，因為芭比會讓她們意識到自身的不足與尷尬。此時此刻的芭比，轉而變為吸收憤怒、憂傷與焦慮的樹洞，讓少女藉由攻擊、拋棄、鄙夷等動作，一步步排毒，確保自我（權力）的成立，不會受制於外在他人，或是過於理想化的夢景藍圖。

也就是說，怪芭比的誕生，始於它的主人承受了過多的壓力，需要一個外在的客體去分擔、去化解，就跟陪伴人們長大的舊衣被、舊玩偶一樣，雙雙為了舒緩內在不適感而存在，只不過怪芭比是以反向的方式來運作。

延續心理治療的觀點，具體來講，前者被心理學家稱為過渡性客體，如同主要照顧者的替身，提供安全感，以利孩童放膽探索世界；後者（怪芭比）則是一種攻擊性玩具，協助孩童透過安全的途徑，適當宣洩內在能量以及生活挫折。

然而，根據怪芭比的下場（遊玩結果），玩具所收容的傷痛，明顯不會止於發展危機，更包含嚴重的童年創傷，像是撕扯芭比的頭髮、下體，都是歷經性暴力的兒童經常會有的典型遊戲行為，亦即利用遊玩重現創傷。由此可知，電影讓怪芭比主掌「公共衛生」部門，就不僅由於外顯的奇形怪貌，也因爲「怪」是指向「內在創傷」的線索，必須交由能夠讀懂的「承受（倖存）者」，才好解鎖那一份不可告人的秘密。

尤其，對於語言功能發展未全的兒童，遊戲除了幫助他們摸索世界，亦為內外溝通的主要方式。各種各樣的遊戲行為，無疑就是兒童的語言表現，端看成人能否理解其中的喜怒哀愁，甚至是孤獨。

想當然，成長的過程本就充滿了疼痛，大小不一的傷痕不斷撕扯我們的靈魂，卻在長大之後逐漸遺忘，所謂固執、焦慮、暴躁以及悲觀，全是為了保護自己不再受傷。就像電影當中的母親，與其說她的傷痛隨著時間癒合，倒不如說，不知不覺忘了那叫疼痛，即使傷口不減反增，依然繼續概括承受。所以才需要遊玩，藉此親手拾回因應「母職與工作」而被犧牲的「感性與脆弱」。

或許，允許電影當中一閃而過的負向芭比成為永恆，正是世界所需要的溫柔，進而讓每個人心中的肯尼與芭比，都有機會不再躲躲藏藏，我們也就不用成為陌生的自己。

結語

老實說，在實際走入芭比樂園之前，個人是抱持著湊熱鬧的心態，從未想到電影繽紛的可不只色彩，還有那些關於人類以及玩具的各種想像。以此來說，《芭比》的高明之處正在於：它跳出社會的集體期待，犀利形成一種具體實踐（反擊），而不是侷限於榨取 IP 的商業價值。最終，電影除了增能芭比這個玩偶之外，同時也推動世界稍稍前進一小步，至少我們都不用再為「擁抱粉紅」感到「羞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