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權社會下的意識覺醒：從《芭比》到《可憐的東西》

《芭比》的一開場，像是一個架空的完美泡泡，這些女人之所以能高聲呼喊女權，能表現出一副「很女性主義」的樣子，是因為她們本來的設定就「完美」。完美的外貌，沒有橘皮的大腿，事業有成的女人，聰明又有自信的女總統⋯⋯，這些女人生來就如此，她們壓根不會懂得身為女人的掙扎。然而，當芭比的足弓開始接觸地面，她的世界就開始分崩離析。

西蒙波娃在《第二性》中說：「女人並非生而為女人，而是成為女人。」 電影開場的芭比們，雖然擁有所有女性象徵，但她們還尚未成為女人。

直到父權體制進入了Barbie land，完美的芭比世界開始變得混亂，出現了愛說教的男人、愛吃醋的男人、輕浮且不尊重女人的花花公子。而芭比們聯手進行計畫，企圖從父權體制下恢復原有的Barbie land，她們使用的手段，是讓男人們彼此較量、爭風吃醋。

一號肯尼說，「我才是最會衝浪的人。」

二號肯尼說，「我才是最會跳舞的人。」

三號肯尼說，「我才是最會彈吉他的人。」

男人們內部分裂，展開男性的鬥爭，而芭比們順勢在這時候修改憲法，讓原本的女總統上位，恢復Barbie land。肯尼不再是這裡的掌權者後，他徹底崩潰了，陷入了自身的存在危機，他不知道自己若不再是「芭比的男友」，該以什麼角色繼續生存。而芭比在一旁安慰哭泣的肯尼，對他說：「也許你，就是你自己。」

芭比為肯尼定位了自身的存在，像是女性主義解放男人，為他們定義了自我的價值，原來男人不必承擔一切社會責任，也可以是男人。男人會說：「好啦，女權這種事妳們很會講，那不然房子妳買、妳來養家啊？」而女性主義的存在，正是要打破這種社會與性別的框架：

男人，不必有車有房、年薪破百，才是有價值的男人；女人，不必身材完美、溫柔委婉、自信大方，才是有價值的女人。

當人將自我價值依附在外在條件上時，無論這些成果是天賦或是努力，你所有的自信都是虛構的，那通通都是一種偽裝，這樣的自信會變得非常脆弱，經不起任何考驗。像芭比的足弓塌了，她的全世界就開始崩壞；像肯尼一旦不能再保護芭比，他就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義。自我價值，應該建立在你打從真心相信你自己，知道自己本來就足夠，本來就具有價值。

而在《可憐的世界》中的男性，就沒有肯尼這麼幸運了。肯尼還能從芭比的一席話中找到自我價值，而《可憐的東西》裡的男人，到最後仍然是可憐的東西。在這部電影裡，所有男性都是「可憐的東西」，只有麥斯不是（貝拉的未婚夫）。不過，麥斯本來就不是可憐的東西，從電影的一開始就不是，他自始至終都不是活在性別框架裡的男性。

追求科學的「上帝」，在講求理性的父權社會裡，被迫合理化自己父親帶給他的種種傷害，成了一個徹底的怪胎。花花公子鄧肯，無法接受貝拉在外從事性交易，引發他內在的不安全感，激起他身為男人的種種羞愧和不堪，明明還愛著貝拉，卻用言語對她進行蕩婦羞辱。貝拉的前夫，一個暴力的恐怖情人，無法分辨愛與控制之間的界線，以權力和武力迫使女人留下，最後被貝拉變成一隻羊。以上這些男人，都是活在父權社會裡的「可憐的東西」。

而唯獨貝拉的未婚夫能存活到最後，因為他從沒有受到父權體制的桎梏。當貝拉跟他說自己有從事性交易時，他看著貝拉說：「那是你自己的身體，我認為你有權利做任何事。」麥斯是內心最豐盛的男人，才能夠表露地如此真誠。

如果女性主義的存在，是為了讓女人當上總統，讓女人無條件地成為優勢的一方，那就不叫女性主義。就像《芭比》的一開場，男性被詮釋為無腦、沒用的東西；而女性可以是科學家、諾貝爾文學家，這其實跟父權沒兩樣，都是畸形的性別生態。

又或是在《可憐的東西》的巴黎篇，那我最喜歡這部電影裡的一章，倒不是什麼貝拉透過性交易爲自身賦權，而是她發現，原來那只會讓她離「真實的自己」越來越遙遠。

特別喜歡她在性愛過程中頻頻露出「狐疑」的眼神，我認為是這部電影裡最動人的地方。如果貝拉在巴黎的性體驗缺少這種狐疑、不舒服的感受，那這部電影就會全毀。

在平權的世界裡，倘若只有一方獲勝，那就是全輸，女性主義的存在，正是為了解放「全人類」而存在，因此性別的覺醒，也是自我的覺醒。